藝術史研究中的歷史維度
《風雅之好：明代嘉萬年間的書畫消費》 葉康寧著 商務印書館
2017年4月，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葉康寧新著《風雅之好：明代嘉萬年間的書畫消費》（以下簡稱《風雅之好》）引起了出版界的轟動效應，也受到藝術史界與讀書界的一致好評，並在2017年9月獲得由中國文藝評論傳播聯盟頒發的第二屆「啄木鳥杯」年度優秀著作，11月初又被評為第六屆中國書法蘭亭獎優秀理論著作。
作為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能引發社會廣泛與熱切關注，雖不乏先例，但也並不常有。這種盛況總會讓人聯想到歐美學界研究中國史的奇才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史景遷以其優美流暢的文筆，通過嚴謹而細微的考證，將深奧的學術研究以「說故事」的方法娓娓道來，從而贏得了學術與市場的雙向成功。與歷史學家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讀罷史景遷一樣，葉康寧的《風雅之好》也可謂藝術史研究的經典之作——「把學術提升到了美的範疇」。
不同於以往藝術史研究中的作品本位和文獻主體為中心的兩種學術取徑，葉康寧在《風雅之好》 中將藝術史的研究引入了歷史的維度。
如果說作品本位的研究側重點在於藝術的歷史，文獻研究關注於基本歷史事實或正確的解釋，而《風雅之好》則將注意力投向歷史中的藝術。進一步來講，是將藝術作品視為歷史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與某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消費、世風、趣味、階層、心態等密切相關聯的，藝術作品甚至形塑了一個時期的社會風貌。藝術不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產生社會現象與構成歷史情景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藝術史的研究真正進入了歷史。
故事、史實與問題意識
本書開篇便以引人入勝的故事為開端。《清明上河圖》是舉世矚目的宋代名畫，在它的流傳過程中出現諸多摹本，據歷史學家兼美術史家童書業估計：「從宋代以來，這幅畫的摹本可能以千萬數。」通過對各類文獻的爬梳，作者發現了問題的焦點，認定《清明上河圖》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故事的一幅畫。
故事由此展開。
與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和李貞德的《公主之死》相似，《清明上河圖》在明代的交易中也涉及一位當事人的死亡，此人不是別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文壇領袖後七子之首王世貞的父親王忬。王忬之死，可謂《清明上河圖》在書畫交易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場風波，由此引發了作者深入歷史，對明代嘉萬年間書畫消費狀況考察的動機。
通過文獻爬梳認清事實，自然是學術研究的根基。事實雖然提供認知的基礎，能夠引導人們做出判斷，但並非能夠產生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問題的提出使一連串的事實成為有機的證據，從而賦予了學術研究的高度與價值。也正是帶著對這場風波的提問，葉康寧引領我們進入了明代嘉萬年間書畫消費歷史的暗流之中。正如史景遷的《王氏之死》，以一位王氏婦女的死亡為契機，考察了明末清初山東郯城縣老百姓的生活環境與想像空間，企圖帶給我們對歷史人物與歷史文化的思考。葉康寧同樣採用了被傳統史學家視為邊角余料的書畫價目及其消費材料，從《清明上河圖》交易所帶來的一場風波，進而窺視到明代嘉萬年間的政治、世風、官場、人心以及士大夫階層對藝術品的態度，無疑引發我們從另一角度對書畫藝術的思考。與史景遷所選取的大歷史背後小人物的王氏不同，《清明上河圖》作品的經典性以及王忬身份的特殊性成了引人注目典型案例。《風雅之好》所描述的明代雅賄以及作偽之風，在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誠如葉康寧在書中所講：「深入考察明代嘉萬年間的書畫消費，這樣不僅可以了解史實，還可以提出與現實休戚相關的問題。」
藝術史的歷史維度
述及《風雅之好》的歷史維度，不得不提及近年來在全球範圍內興起的「圖像證史」。雖然在歐美藝術史領域內早已產生了圖像學轉向與新近興起的視覺文化研究。正是由於圖像學研究的跨學科性質引發了西方史學界開始注意到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可行性與有效性。圖像由原來被傳統歷史學視為「文化史」題材的邊角余料，進而躍升為合法的歷史證據，甚至一度成為人文學科持續關注的焦點。這一史學轉向同樣得到了國內史學界的積極回應，並引發了關於藝術史的邊界問題與「圖像證史」有效性的討論。
與圖像研究為本位側重與圖像的歷史研究不同，《風雅之好》關注的是歷史中的藝術，其研究明顯帶有社會史與經濟史的取向。雖然全書圍繞著書畫消費的環節而展開討論，其核心仍然是藝術，而非為了研究社會與經濟狀況。在這一層面，葉康寧的研究取徑乃是以藝術為中心，綜合了社會史與經濟史關於政治、世風、心態與書畫價目等相關問題的討論，使研究具有了歷史的立體感與厚重感。
藝術史家巫鴻先生在談到墓葬藝術時，提出注意出土物的「原境」，主張將每一個實物還原至原境中考察，而不是僅僅關注於單個器物的類型和序列問題。中央美術學院鄭岩教授在一次新近的會議中談道：「傳統藝術史的寫作其實缺少背後整個考古學、歷史學的大背景。」
或許是由於葉康寧博士研究生期間接受的是歷史學的訓練，還是早已意識到藝術史研究缺乏歷史原境的問題，在《風雅之好》中，葉康寧成功地將歷史的維度帶入了藝術史的研究。
圍繞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至三十八年（1559）之間發生的《清明上河圖》交易，作者不僅對《清明上河圖》相關文獻考訂，成功地解除了明史專家吳晗的疑問，並指出其認為這場風波與王世貞無關的錯誤，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並梳理出這場風波的四個主要情節：王忬求畫、黃彪作偽、湯氏索賄以及嚴氏殺人。帶著對這些情節所反映的書畫消費與社會問題的思考，正文部分的相應章節既是對這一風波的展開，也是對它的診斷。
嘉萬年間，書畫消費一系列環節和要素包括：世風、需求、閱市、古董商、居間人、價格與贗品。這些環節自然地構成了《風雅之好》的各個章目。葉康寧不僅注意到消費過程中人的因素——需求者、古董商、居間人與「斫輪手」（作偽者），還將目光投向交易場所的空間地點，加以圖像對交易空間的描繪，使研究建立在堅實可觸的空間事實之上，遂使讀者產生可供想像的感性空間。它引領讀者穿越歷史，對逝去的一隅大明風雅產生遙遠的想像。世風的考察往往具有彈性空間，根據不同的文獻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但著者緊扣書畫交易發生的階層即士大夫或有閑階層，從地方志以及有代表性文人著述，如以文震亨的《長物志》記載的書畫需求作為文獻證據，將讀者帶入了明代嘉萬年間尤其是江南一帶的文人雅趣之中。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引入
不得不提，該著的另一個亮點是將社會科學的方法引入到研究中。本書的核心是第六章「價格」，面對複雜的價格問題、實物與貨幣的換算問題、計量單位問題等，如何從普遍的交易中獲得有價值的信息抑或哪類的書畫價格較高，或不同時代不同名家的價位有何不同等，都需要謹慎的處理。
作者在分析前做了充分的準備並制訂了研究方法的步驟和程序。由於嘉萬年間，項元汴是最負盛名的收藏家，作者單獨列出了項氏與非項氏之間的價目。每一步做出相應的斟酌與取捨，通過文獻記載的價目與實際交易的時間以及價格，事先對嘉萬年間整個價目以統計學的方法做初步分析，並初步得出結論。然後對於存疑的結論又進一步分析，調整了偏差。如通過對嘉萬年間書畫價目的分析，作者得出三個結論，對於第二「書法交易年代越晚價格越高，繪畫交易年代越晚價格越低」、第三「晉唐書法價格高於繪畫價格，宋明繪畫價格高於書法價格」作者本人持懷疑態度。作者通過對某個交易年代分開考察，便找出了原因。同樣對於第三個結論作者也通過具體的年代劃分以及統計分析方法找出了偏差的根源。另外，源於項氏收藏的名聲，單獨對項氏的收藏做了統計分析。這樣，作者所得出的結論即反映出了嘉萬年間大致的書畫價格問題，又對不同時段以及不同時代的書畫進行了區分，使結論多方位、多層次呈現。
自然，方法是為了解決問題，胡適也指出「問題丹」、「方法散」，問題總是和方法結合在一起的。葉康寧對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也是根據價格的複雜性而不斷地調整應用的。在這一點上，《風雅之好》體現出了科學的嚴謹性。
被文辭之美打動
通讀該著，時常被作者的文辭打動。這也是開篇引用白修德「把學術提升到了美的範疇」這句話的原因。它讓人想起傳統學術強調的「義理」、「考據」與「辭章」之學不可分。章學誠解釋道：「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在此之外，章氏還強調「德」。不過余英時認為章氏的「德」過於重視儒家的政治倫理，而不是今天的人文關懷。讀葉康寧的《風雅之好》則不然，該著不僅具備了考據、義理與辭章傳統學術的三個方面，難能可貴的是，通過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以及對雅賄與世風之間的明辨，使著作既具科學性而不失價值判斷。
總之，《風雅之好》呈現給了我們全新的藝術史研究的視野與維度，它的價值無法令人忽視。希望葉康寧保持高規格的學術品質，為我們帶來新的著作。
（作者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江蘇大學藝術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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