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滄洲：當告密成為時髦的產業
在遠東大陸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截至公元1911年，共有三次告密狂潮。第一次在漢武帝時代。
漢帝國秉持重農輕商的傳統，對商人嚴苛得近乎歧視，不僅為商人專門另立一戶口冊——稱之為"市籍"，而且在國家戰事頻繁、朝廷好大喜功、災民流離失所的危機局面中，財務政策上首先想到了朝商人開刀。當專制權力沒有制約的時候，對商人群體這個最大的肥羊，總是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嘴的。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劉徹根據御史大夫張湯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議，頒布了打擊富商大賈的算緡（調查財產抽稅）令和告緡（調查隱瞞財產或少報財產）令。據《史記·平準書》的記載，這兩項法令包含的內容主要有：（1）抽取財產擁有稅，稅率高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即你有100元的財產，可能就有10到25元要交給朝廷了。（2）收取車船稅，（呵呵，這個稅種真古老啊）。（3）隱瞞不報，或呈報不實的人，罰戍邊一年，並沒收他們的財產。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的一半。（4）最後，不允許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佔有土地和奴婢，敢於違抗法令的，即沒收其全部財產。
公元前117年，劉徹命楊可主持"告緡"，公元前114年，重申告緡令。告緡的結果，是朝廷得到人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田宅無數，商人中產之家都已經破產。
傳統史家認為，漢武帝時代的這次持續數年的行動，有力地打擊了豪強，為漢武帝的內外功業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加強專制集權。在凌滄洲看來，這種搜刮民財、盤剝民財尤其鼓勵告密的做法，其毀壞國民人格和心智的惡劣影響長遠，雖然理由可以百般冠冕堂皇，比如"保家衛國、抵抗匈奴"，但帝國真的想不出辦法來籌措軍費嗎？帝國財政是否真正危急到必須全國商賈大出血（從某種角度說，如果漢帝國戰敗，被匈奴征服，商賈們不僅財產損失，恐怕都要淪為奴隸了）？道德上更深層次的困惑是：如果商賈必須全部財務大出血，那麼宮廷是否首先作出榜樣？皇家是否應該首先作出榜樣？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事後諸葛亮，是馬後炮。不管怎麼說，這事在我看來，絕對是弊大於利。弊端之一，私人財產權被踐踏到底；弊端之二，鼓勵告密，就是鼓勵全民特務政治，鼓勵人性的墮落，鼓勵以鄰為壑，鼓勵貪婪和邪惡。
然而專制最高權力掌控者可未必這麼看，在全國掀起告緡運動的同時，不僅搜颳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巨大財富，也通過恐怖更加強了自己的無上權威。在這個過程中，還樹立了一個叫卜式的捐獻財產的標兵和榜樣，卜式是河南（今洛陽）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餘頭，十幾年間，增殖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當漢帝國正在抵抗匈奴之時，卜式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用作邊防之用。漢武帝對此事頗為驚異，派遣使者問卜式："想當官嗎？"式回答道："我年輕時牧羊，不習慣當官，不願。"使者又問："家裡是不是有冤，要上訪嗎？"卜式答："我與人無爭，沒有冤。"使者又問："既然如此，那麼你為什麼如此？"卜式回答："天子誅匈奴，我認為賢者應該在邊關冒死奮戰，有財的人應該捐獻財產，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史記》）使者將此事報告了漢武帝。武帝問丞相公孫弘，公孫弘認為卜式矯情立異，動機不正，不許。元狩四年，卜式又捐出二十萬錢，漢武帝再見卜式的名字，舊事重溫，對卜式特別嘉獎，不想當官的卜式最後官運亨通，賜爵關內侯（第十九級爵），進位御史大夫。
在這個樹標兵立榜樣的過程中，漢武帝與公孫弘的不同選擇耐人尋味。如果孔子復活裁決此事，他如何選擇？孔子曾批評弟子到齊國贖奴隸不接受獎賞，他說這樣以後沒人到齊國贖奴隸了。孔子可謂了解人性。公孫弘或許是對的，所謂"矯情"當然就是違背人的常情，讚揚違背人性就是鼓勵虛偽。君主國應該有榮譽感和羞恥感，而專制國則鼓勵虛偽。
總之，這段故事在告密狂潮中是個插曲，最後卜式也失去了漢武帝的寵愛。從保衛家園抵抗侵略的角度講，需要人民浴血奮戰，但是卜式的做法至今存疑，因為他也可能鼓勵了君王的無限貪慾。
……
馬基雅維利曾經在《論李維》中說："羅馬皇帝，除了提圖斯以外，以繼承方式得到帝國的人，通常都是專制者;以推舉方式得到帝位，皆為明君。在明君統治下，安寧和美德無處不在，而在另一些皇帝的統治下，羅馬的暴行無以數計，高貴、財富和古老的榮譽，尤其是德行被看做首惡，告密者領到賞金!"
羅馬史家塔西佗也以這樣鄙視的語氣寫到羅馬帝國的告密者："凱皮歐（一位控告自己的行政長官的人）發明了這樣一種行業（即告密業），而時代的不幸和人們的厚顏無恥很快就使這種行業成了時髦的勾當。這個貧窮、卑賤並且喜歡鬧事的人物由於告密而取得了他那殘暴的主子的信任，後來連那些最顯赫的人物都害怕落入他的魔掌……自從他開了這種風氣之後，仿效他的人就從叫花子變成了富人，從被人蔑視者變成了被人尊敬者，並且在把別人搞垮後，最後把他們自己也毀掉！"
編者註：本文節選自凌滄洲的《征服者帝國：中西文明的不同命運與選擇》。
TAG:書齋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