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

原標題：近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

二三十年前，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的重建》推出後，大陸知識界專門組織了一本批判集，認為世界正日趨大同，哪裡有所謂文明的衝突。這幾年，人們越來越發現，這一估計過於樂觀，亨廷頓的預言儼然成為了現實。與文明衝突密切相關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已愈演愈烈。這促使人們不斷把目光迴向歷史的深處，去尋求深度的認知、理解與反省。

黃興濤教授的新作《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從古今中西交匯的近代語境出發，圍繞著「中華民族」這一影響近代中國至為深遠的重要概念線索，對近代中國的民族問題與國家觀念之關係，進行了深入的爬梳和歷史的揭示與闡釋。

《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黃興濤/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0月

「中華民族」觀念的源頭與所以然

梁啟超曾言，「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彼，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這提示今人要討論「中華民族」，必須回溯到歷史語境，追尋「中國」和「中國人」的歷史淵源及其內涵在清代和民國的歷史演變，這是以往辨析不足的問題。

除了上溯到上古以來的華夏觀念，康乾盛世和晚清時期大量史料揭示，當時「中國」這一稱呼不僅已成為大清國家認同的政治符號，而且還與帶有現代意義的國家觀念特別是國界意識緊密相連。清前期的皇帝還較早就用蒙藏文在蒙、藏地區以「中國君主」的形象和身份，自覺傳導一種新的「中國意識」。這一「中國」觀念也為當時來華耶穌會士所接受，在拉丁文、法文中也有詳實的介紹。在近代中外條約中，更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得到列強的承認，儘管其中涵有城下之盟的屈辱。

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及其「中國人」內涵的演變，是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觀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和條件。「中國」從華夷觀念的中心到作為現代國名的歷史轉化過程，是在與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條約體系打交道的過程中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清代尤其是晚清，特別是清末最後十年新政時期，起到關鍵作用。

在清末，「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語言」、「中國文化」等與會和概念逐漸流行開來，並得到朝廷文件和法令的廣泛使用，是極為重要的政治文化史事件。它們與「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概念與辭彙的形成，在語言和思想觀念上都具有直接的關聯。這是《重塑中華》從「演化論」立場來把握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特質的根本原因。

從體現滿人主體性的國家自我認同角度來看，《重塑中華》批評了美國部分「新清史」學者稱入關後260多年的大清國為「滿洲帝國」。在清朝漫長的統治過程中，尤其是入關以後，「滿洲」只是族稱，並非國名。將巨大的非漢族族群徹底有效地陶鑄成「中國人」，使他們以主人翁的姿態公開認同並滿足於「中國」身份，並在清末最終實現現代性轉換，這「不僅是清王朝超越以往中國各王朝主導族群的『滿人特性』獨特作用的結晶，也恰恰正是體現其統治時期最為鮮明的『中國特性』所在」。

這一透徹的辯駁，既肯定了「新清史」的建設性視野，也對其將滿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的偏見，做了平實而有力的撥正，從文本與文本使用的各種細處給人以歷史的智識，對於「新清史」也有著去魅的功效。

透過國外一些學者對於「中國」的建構論認知取向，作者以為，數百年來以「中國」自稱的「中國人」長期生存、以朝代相續的國度，「在變化中傳承與延續的中國特性」乃是不容辯駁的歷史事實，並且不斷得到不同階層中國人的追認，清末包括漢滿蒙回藏等各族人在內的「大清」中國人之另一些稱謂如「華人」、「華民」、「華工」、「華商」乃至「華僑」等，都已在海內外華文媒體中逐漸流行開來，實際上也就為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創造了直接的社會歷史條件。

「中華民族」的現代性

在黃興濤看來，現代「中華民族」的概念詞中，「民族」作為現代概念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國際政治的概念，一個是人類學的概念。這兩種來源的民族概念，在近代中國相互作用，對現代中華民族意識和觀念的形成、發展與特質，影響巨大而深遠。這也是中華民族觀念現代性的體現。不過，相較於其理論的思辨，我更喜歡的，還是作者對中華民族觀念演變的過程梳理。

作者對近代傳教士視野中的「民族」一詞進行了細緻勾勒，結合戊戌時期及20世紀初年主要從日本導入中國的現代「民族」概念，是對這一古已有之的概念之現代轉換。其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將這一概念、觀念的歷史演變和其結構內涵自覺結合起來，進行有深度的歷史把握。

據作者考證，「中華民族」一詞，大約誕生於1902年。最初主要指代「漢族」，逐漸才變為今天的涵義。這一過程，大致經過了一個梁啟超所謂的從「小民族」到「大民族」，即從「漢族」到「中華民族」的雙重覺悟過程。作者還明確揭示了「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內在結構，指出其「主要由複合性中華民族和單一性中華民族這兩種觀念形態，以及處於兩者之間的各種含混觀念形態所構成——這些具體的觀念形態間彼此纏繞，相互滲透和作用。

作者對清末民初為此一觀念的形成、發展做出過貢獻的人物及其思想的清理，是長期研究的成果，其中部分多年前即已發表，並已對學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如清末知識界梁啟超、章太炎和楊度等人，較早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被作者稱之為「中華民族」概念的思想啟導人等。又如，書中對早期滿蒙旗人中留學日本的留學生有關思想的揭示，也是如此。

多年前，作者即注意到以恆鈞、烏澤聲、穆都哩、裕端等一批留日學生中的滿蒙旗人，他們於1907年6月29日在日本東京創辦了《大同報》（編輯部在東京，發行在北京）。停刊後，又於1908年在北京創辦了性質相同和相近的《北京大同日報》和《大同白話報》，專門以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尤其注重「滿漢融和」為宗旨，並將民族問題與立憲政治緊密結合起來。甚至稱中國各族人為「黃帝之孝子順孫」，號召「共保吾種，共存吾國」。其中可以見到，清末滿人認同「立憲中國」時那種鮮明的自主進化觀、民族一體化的強烈自覺和毫不含糊的主體意識。

作者還充分注意到新式教科書與報刊對於「民族」「國族」的推介。如1911年7月15日，《申報》主筆希夷在《本館新屋落成幾紀言》一文，就「國民」和「民族」兩詞並列，多次使用了「國族」這一概念。發願要「聚全國同族於一紙之中」，「與國族永聚於斯」、「相提相挈而同升於立憲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憲國民之資格……勉為高尚清潔之民族，而養成神聖尊嚴之社會」。書中特意將此文全文引用，以見其豐沛之情感。這些新式媒介所承載的實現中國民族一體化的政治文化功能，也得到不少時人記憶的佐證。

1912年3月19日，革命黨領袖人物黃興、劉揆一等領銜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後改稱「中華民族大同會」，滿人恆鈞等少數民族人士也參加此會，成為重要發起人。作者認為，這「標誌著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在革命黨人中的基本形成，並得到了民國臨時政府的明確認可」。

這一努力得到舉國上下的支持，不分革命派與北洋派，都為此添磚加瓦。各派政治活動和政策宣傳反映了當時社會上要求民族融合的時代願望，有力地激勵著人們去繼續深化認識，進一步推動著國人形成對於大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期待與認同。

民國成立，當時邊疆地區的紛亂形勢和西方列強妄圖挑唆的危局，分裂局勢所引發的前景憂患，成為革命黨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識之士放棄狹隘民族意識，生髮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直接動因。

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會議上，王公們一致通電聲明「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很可能第一次由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在政治文告中共同議決，宣告中國少數民族同屬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時任民國總統的袁世凱，恰恰在應對此次蒙古分裂行徑的過程中，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他還把原北京皇城的正南門（明朝時稱「大明門」，清朝時稱「大清門」）改名為「中華門」，將總統府所在原乾隆為香妃特建的寶月樓改建為正門，並命名為「新華門」，以表明他要把蒙回藏滿等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建立一個新的名為「中華」的民族和國家之意願。

在這一日漸深化的過程中，以往被判定為勢不兩立的各方，其實分享著共同的話語與立場。這無疑提示，此前相關研究有意無意的此疆彼界，值得我們重新反思。

五四運動之後，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國各民族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概念和觀念得以基本確立，並逐漸較為廣泛地傳播開來。

孫中山晚年對「中華民族」概念闡釋頗多。1923年1月，在其直接指導下，建設各民族統一體意義的「中華民族」被正式寫進了《中國國民黨宣言》，倡導「吾黨所持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與此同時，作者也注意到國民黨高層後來在「中華民族」這一稱謂上的分歧與爭論，對於孫科一系的觀點、他們關於「中華國族」入憲的努力及其結果的探討，新穎而啟思，呈現出其中的複雜與曲折。

當時學界更是就民族融合觀念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差異與爭論，展開了豐富的討論，其中不乏睿智的學術思辨。這一重大概念的進一步落實，往往夾雜著激烈而多元的思想交鋒。抗戰時期，隨著日寇的侵華，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越發加強，更重要的是，隨著舉國西遷，這一認同又進一步在西部邊陲輻射開來。書中對抗戰時期「民族英雄」、「漢奸」與「華奸」之辯等內容的討論，不僅體現了學術的創新，給人以新鮮感，對理解和認知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及其認同特點，也十分有益。

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及其認同的演變，既是空間的變遷，同時也有世代的更迭，比如二十多歲就發表不少文字倡導「中華民族」觀念的姚江濱生於1915年，很可能就是讀著提倡「中華民族」認同的新型教科書長大的，而後又開始參與教科書編纂，這一不同世代與空間的努力，在個體的歷史際遇中折射出民族認同的多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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