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貓：讀通鑒隨筆之巫蠱之禍與罪己詔

昨天重新讀了一遍辛德勇老師的《製造漢武帝》。這本小書的主要研究對象便是《資治通鑒》，核心新觀點是：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的時候，通過對史料的取捨與編排，重新構建了漢武帝晚年的施政方針，而這種建構並不符合歷史的真相。

重新讀了一遍這本書之後，我依然不太贊同辛德勇老師的結論。

首先，辛老師並沒有絕對有力的證據來證明戾太子「不類己」這一段記載出自《漢武故事》。書中所舉王益之質疑《漢武故事》的內容，仔細玩味，實際上僅指太子欲往甘泉宮謝罪那一段，並未明確指出「不類己」的故事出自《漢武故事》。

其次，《資治通鑒》中記載漢武帝「所為狂悖」一段話，雖然能確定是出自晁補之的《助談錄》，但是在《漢書》的相關記載中，班固確實已經流露出漢武帝悔過的意思，只是沒有上升到國家政策的高度。辛老師還說，漢武帝任命的四位顧命大臣在武帝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仍然貫徹漢武帝的政治理念。但是，《漢書·昭帝紀》的贊語中其實已經明確說了霍光「與民休息」的政策。所以我認為，說漢武帝晚年調整了自己的施政方針，還是沒有問題的。

再次，辛老師說《漢武故事》的作者是王儉，進而說戾太子的故事是王儉根據同時代的歷史改編的，我認為這一點也值得懷疑。《漢武故事》這本書，在《隋書》里還不確定作者，而到了宋代則被認定是王儉所作，我認為這個論斷值得懷疑。

總而言之，我認為漢武帝晚年確實轉變了自己的施政方針。

當然，《資治通鑒》里戾太子「不類己」這一段記載不見於《史記》和《漢書》，這一點確實是溫公的「硬傷」。我在讀到這一段的時候，也明顯感覺到，這一段的「文氣」與漢代的文字非常不一樣。至於這段記載是否出自《漢武故事》，我們不得而知。

同時，辛老師書中所說的許多觀念我還是給了我很多啟發，讓我獲益匪淺。比如，辛老師指出，許多當代史學大家都極力稱讚《資治通鑒》對史料的取捨甄別，而實際上，司馬光對史料的取捨並非十全十美。

首先，司馬光非常重視在《資治通鑒》中貫徹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史學觀點。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有時只選取符合自己觀點的史料編入書中。不過，我覺得這一點到還可以接受。因為，不論什麼樣的歷史著作，正史也好、論文也好，都會不同程度地帶有一些價值判斷。而歷史的書寫，本身也無法脫離價值判斷。所以，我覺得也可以把溫公的這種做法，看作他表達自己史學成果的一種合理方式。

不過，《資治通鑒》中有一些史料的取捨，便不能用「體現學術觀點」來辯解了。辛老師在書中也說，《資治通鑒》里有許多取自筆記小說的片段，故事荒誕不經，十分損傷歷史著作的嚴謹性。這一點，古人早有論述，辛老師的書中也舉出了例子，比如趙飛燕的故事。而我在上一篇隨筆中也寫了，司馬光在《周紀》部分，居然採信了《戰國策》中關於呂不韋和春申君的「段子」，讓我十分詫異。

然而，面對《資治通鑒》如此明顯的問題，許多現代著名學者卻視而不見。在評價《資治通鑒》的時候，他們只是一味地稱讚《資治通鑒》選取史料如何精審，對它的問題絕口不談。可見，許多學者也是人云亦云，因為古人大都稱讚《資治通鑒》，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後人便陳陳相因。當然，《資治通鑒》確實是一部非常偉大的著作，但它也有缺點，瑕瑜不能互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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