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齊名 門風迥異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作者： 胡躍生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首席弟子，也是康有為發起改良運動的主將，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康梁並稱。然而，在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海外充分接觸西方現代思想觀念之後，梁啟超對康有為固化了的「托古改制」思想體系產生了懷疑與疏離，師徒之間出現罅隙，之後漸行漸遠。到辛亥革命前夕，梁啟超事實上已經自立門戶，不再受制於保皇領袖康有為。政治上樑啟超採取了「和袁慰革」（與袁世凱及革命黨和解合作）的方略，結束流亡生涯，回國參加民初立國建政活動，就此與康有為分道揚鑣。到張勳擁遜帝溥儀復辟，梁啟超助段祺瑞「馬廠誓師」討伐康有為參與的復辟活動，師徒公開決裂，康梁實已不再並存。

但終其一生，梁啟超對康有為始終謹遵師生之道，直至為老師送終，料理善後。

對此，梁啟超家書中有詳明記載。民國肇始，梁啟超回國，隨即給康有為匯款，並向長女思順解釋說「游存（康有為—作者注）處不可太傷感情，吾所以自處者，不欲受人指摘也」。梁啟超移眷回國前，又多次告誡思順「汝必須挈諸弟往游存處辭行，至要，至要!」

另一方面，對康有為的奢靡之風，梁啟超大不以為然。1914年，康有為結束海外流亡生活定居上海，租下盛宣懷的別墅辛家花園。在佔地達10畝的園內搭起涼棚，廣植花卉瓜果，豢養各色動物，將辛園打造成豪華私家園囿。僱傭了二十幾個家僕，在一大幫家眷和門客簇擁下，過上了安樂生活。對此，梁啟超以批評口吻告訴思順「辛園（指代康有為—作者注）用下人二十餘，儼學總統府也，一笑。」同時告誡兒女們簡樸的生活才是真快樂，「賃廡數椽，薺鹽送日，卻是居家真樂。孟子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康梁完全不同的做派與引領，必然導致不同的結果。（徐悲鴻《康南海六十行樂圖》，北京保利2012春拍「中國近現代書畫」，以920萬起拍，最終以1300萬的價格落槌。）

1927年3月，康有為在青島病逝，梁啟超知道後即在北京召集了康有為的門生故舊，親撰祭文並出資共同祭悼，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沉痾在身，經濟也並不十分寬裕。他主動攬上為老師善後的責任。事後他寫信告訴思順： 「他（康有為——作者注）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我得著電報，趕緊電匯幾百塊錢去，才能草草成殮哩。我打算替希哲（思順的丈夫——作者注）送奠敬百元。你們雖窮，但借貸典當，還有法可想。希哲受南海先生提攜之恩最早，總應該盡一點心，諒來你們一定同意。」在兒女面前，梁啟超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誘導與示範。

康有為晚景凄涼，經濟拮据可以說咎由自取。連梁啟超也百思不得其解，以老師的智慧與見識，身後怎會出現家庭陷於全面坍塌的窘局，一堆子女居然多是「飯桶」。梁啟超告訴思順，康有為「家裡真是八塌糊塗，沒有辦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爺）。南海生時已經種種搗鬼，連偷帶騙。南海現在負債六七萬，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他串同外人來盤剝）。現在還是他在那裡把持……他那兩位世兄和思忠、思庄同庚，現在還是一點事不懂（遠不及達達、司馬懿），活是兩個傻大少（人當不壞，但是飯桶，將來亦怕變壞）。還有兩位在家的小姐，將來不知被那三姑爺擺弄到什麼結果，比起我們的周姑爺和你們弟兄姊妹，真成了兩極端了。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全不會管教兒女，弄成這樣局面？」

就籍貫而言，康梁同為廣東人，康家在南海丹灶，梁家在新會茶坑，兩地均地處珠江三角洲西側，直線距離不超過50公里。出身世家的康有為起點明顯高於梁啟超，但僅隔一代，就被梁家反超，並形成兩個極端，康家多庸碌之輩，梁家則滿門俊彥。追根溯源，主因就在康梁兩位家長。晚清民初，社會開放程度及社會對個人的影響力遠非今日可比，家長尤其是男性家長是家風主要營造者或風源。中年以後的康有為思想趨於僵化，政治上不能審時度勢，抱殘守缺；生活上利用海外僑民對保皇運動的支持與同情，廣積贊助，對財富不善利用不知珍惜，奢侈靡費；妻妾達6人之多，子嗣年齡懸殊，代差互異，調教困難。康有為中晚年大事不明小事亦非，對家庭的消極影響自不待言，其家運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作者是暨南大學出版社副編審，著有《細看達?芬奇》，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校注有《梁啟超家書校注本》，已由灕江出版社出版。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7年12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