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這些民國名家的，是怎樣的家庭教育？

許多民國名家的長輩是一群具有現代眼光的人，這眼光，又決定了他們在教育子女時所採取的方法。

作者｜王木春

民國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激烈動蕩的時期，也是名家輩出的一個大時代。名家的集體湧現，是歷史、時運、家庭與個人「眾緣聚合」的產物，然而，在我看來，家庭教育——作為每個人的「人生第一課」，其作用始終是舉足輕重的。

在《胡適四十自述》中，他說：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深刻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在胡適一生的處世態度中，家庭教育給他刻下的印痕清晰可見。

家庭的影響，猶如胎記，伴隨人的終生。一個人的健康成長，究竟需要怎樣的家庭教育？或者說，究竟是什麼構成良好的家庭教育？我從書中56位民國名家的親身經歷中，提煉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徵，試著解答這一問題。

1.好家風的熏陶濡染

家風，不是教科書，不是課堂，也不是父母時刻的耳提面命，更不是揮舞的棍棒，但它卻像空氣一樣，具有強大而持久的滲透力，影響力往往勝過其他有形的教育手段。

史學家柳詒徵出身於書香門第，高祖、叔祖等都是飽學之士，外祖父鮑家也是鎮江世族。外祖父好飲酒講故事，每晚飲酒，就和子女們閑聊家族先輩的陳年舊事與詩文道德，以及當地許多名人的掌故。幼時的柳詒徵，坐在外祖旁邊聽他談話，得到不少知識，並立志「做一個人才，不愧我柳、鮑二家的先德」。柳詒徵後來成為一代史學大家，和早年的家庭熏陶息息相關。

普通人家也有好家風。科學家錢偉長幼年家境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親和叔父們相繼回家，便一起「舞文弄墨」，下棋和演奏音樂，「一到晚飯後，每天有一小時的音樂活動，父親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錢偉長說自己「就在琴棋書畫的文化環境中受盡了華夏文化的陶冶」。長大後，錢偉長沒有走上文史或藝術之路，但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以及長輩們的好榜樣，也是一種教育，啟迪他「懂得要潔身自好，刻苦自勵，胸懷坦蕩，積極求知，安貧正派」。

2.先學做人，後學做事

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見，凡事先學做人，乃中國千年的古訓。

考古學家賈蘭坡小時家境殷實，但母親要求他的穿戴不能與其他孩子有區別，「只比別的孩子多件內褂和內褲，外表仍是粗布衣褲」。別家的孩子在玩的時候都背著扒簍，邊玩邊拾柴，母親也讓他背一個，不在乎拾多少柴，就是不能比別人家的小孩有特殊感。母親的教導影響了賈蘭坡一生的為人原則：「對待他人，不管職位高低，都能一視同仁。」

如何待人是做人的一個方面，可僅有它是不夠的，還要做「大寫的人」。齊白石小時候，家鄉附近來了官員，大家趨之若鶩去圍觀，唯獨齊白石頗為不屑，不願前往湊熱鬧，旁人很不理解，母親卻讚揚他「有志氣！」抗戰期間，北平淪陷，早已出名的齊白石為對付日寇及漢奸的索畫，貼出「畫不賣與官家」的公告，謝絕見客。這種氣節，源自當年母親的影響。

劉海粟的母親知書達禮，是清末文學家洪亮吉的小孫女。母親多次講祖父洪亮吉和詩人黃仲則生死不渝的友情故事，然後說：「士必先器識而後文藝。……無品而藝稍高，如揚素……終為人品所累，為人不齒。對貧苦朋友要處處關心……只圖自己錦衣玉食、脅肩諂笑於權貴之門，趨奉惟恐不及，忘卻生靈塗炭、同胞輾轉溝壑者，最可恥。」母親這番教導，作用深遠，八十多年後，劉海粟在回憶中寫道：「我的足跡也到過日本、印尼……見過很多學者、藝術家、政治家、科學家，讀過古今中外很多格言。惟有母親這段誓言，深深地刻在心上，每當大的考驗壓到肩上時，這聲音就特別洪亮、親切。」

今天有些家長，唯分數是求，罔顧子女的做人訓練，甚至從小灌輸一套「世故」哲學，不由令人感慨。

3.思想開明，見識高遠

子女是家長的影子。家長的思想格局，常常限定著孩子的一生——能走多遠。

作家張允和的父親張冀牖是一位教育家，愛書成癖，中外書籍都有。上世紀二十年代左右，他為了讓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觸新思想，接受新生活，開始辦了幼兒園，接著創辦蘇州樂益女中。他給幾個女兒取名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名字都帶兩條腿」，希望她們不要像那個時代被禁錮在家裡的普通女子，而是能邁開雙腿，走向社會。在他的培養下，四個女兒都各有成就，成為著名的「合肥四姐妹」。

歷史學家顧頡剛的祖母張氏，文化不高，在教育孫子方面卻極有眼光。辛亥革命前後，富裕的蘇州人大多養尊處優、滿足現狀，不肯遠離本地向外發展。張氏卻與眾不同，她鼓勵顧頡剛去外面見世面，理由是：「男孩子是該讓他出出遠門的。」張冀牖身為教育家，他的眼界開闊是可以理解的，而作為普通家庭婦女的張氏，竟有著高於同時代人的見識，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在編選書稿的過程中，我發現，許多民國名家的長輩，其教育理念既根植於中國的教育傳統，又富有新時代的氣息。某種角度說，他們更是一群具有現代眼光的人。這眼光，又決定了他們在教育子女時所採取的方法。

4.尊重天性

歷史學家周一良的父親是著名實業家，又愛搜集文物字畫等等。這種嗜好與修養，使子女們從小耳濡目染。但是，父親對於子女的專業選擇一概不加干涉，任由他們按照自己的興趣去發展，十個子女竟都從事於文史、科學、技術、教育等領域的工作，沒一個去搞實業。

年輕時的梁漱溟非常有個性和主見，他一陣子想從事革命，一陣子要當和尚，父親梁濟一概任由他，讓他走自己的路。正是這種「不干涉」「任由他」，成全了周一良和梁漱溟，因此梁漱溟說：「就在他（父親）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學。」

今天，一些家長喜歡把個人意願強加於子女的頭上，以至造成了教育上的「錯位」乃至釀成悲劇，其原因是家長的自私與專制，又跟他們教育方法上存在誤區有關。對此，周一良的父親和梁漱溟的父親的做法尤其值得借鑒。

另外，名家的長輩們在教育子女時，還注重培養子女的習慣、關注細節、注意身教等等，這些在名家們的回憶中，均有生動具體的記述。必須提醒一點：這些方法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事實上，任何教育方法，都離不開具體的人和環境。我希望，讀者閱讀這本書，是去感受家庭故事中的美好，領悟家庭教育背後的規律，豐富個人的教育智慧，而不是把其中的某個方法當成教條，或亦步亦趨，或邯鄲學步。

民國時代，軍閥林立，政局混亂，國勢衰微，但就是這樣的時代，中國教育卻空前發展，誕生了一大批在中國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教育大師、學術大師。

本文選擇其中極具代表性的十位大師，作簡單介紹，以饗讀者。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中國著名教育家。1892年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從事教育事業，1902年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任會長，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1907年赴德國留學，研究哲學、美學和心理學等。1912年回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提出以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學教育五教育並舉的教育方針。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對北大實行全面改革，提倡學術自由、兼容並包。

在蔡元培這種辦學方針指引下,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蔡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像魯迅(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都來到北大教書。李大釗、陳獨秀和他們一起,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與封建主義思想文化展開鬥爭,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拓了前進的道路。

他認為，只要培養一大批學者，國家就有希望!蔡元培畢生倡導教育救國、學術救國、科學救國，推動中國的思想啟蒙和文化復興。後人評價：他是新文化運動之父，他通過改變一所大學進而改變了一個民族！

蔣夢麟

蔣夢麟（1886年－1964年），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

1912年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育學本科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並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49年隨國民黨政權去台灣。

蔣夢麟一生致力於教育工作，在任北大校長期間，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張上，蔣夢麟認為教育的長遠之計在於「取中國之國粹，調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標準，立問題」，以培養「科學之精神」、「社會之自覺」為目標。

蔣夢麟在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這樣回憶道：「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

關於這件事，蔣夢麟還說過：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到了這個我不甚願意講的故事，就說：「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只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我說那也難說，好多有錢的人不是也變成了共產黨了嗎？

張伯苓

張伯苓（1876年－1951年）名壽春，天津人，中國著名教育家。1895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甲午戰爭後投身教育事業，在天津先後創辦南開中學與南開大學，以後又成立南開女中、南開小學以及重慶南開中學，擔任校長40餘年，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包含初、中、高等教育以及教育教學與科學研究機構的現代教育體系。抗戰爆發後，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任校務會常委，堪稱全面探索中國現代教育的大師級人物。

張伯苓十分注意對學生進行文明禮貌教育，並且身體力行，為人師表。

一次，他發現有個學生手指被煙熏黃了，便嚴肅地勸告那個學生：「煙對身體有害，要戒掉它。」沒想到那個學生有點不服氣，俏皮地說：「那您吸煙就對身體沒有害處嗎？」張伯苓對於學生的責難，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喚工友將自己所有的呂宋煙全部取來，當眾銷毀，還折斷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愛的煙袋桿，誠懇地說： 「從此以後，我與諸同學共同戒煙。」果然，打那以後，他再也不吸煙了。

梁簌溟

梁漱溟（1893-1988年），蒙古族人，原名煥鼎，字壽銘。祖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開封。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國學大師、愛國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

梁漱溟認為，東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異，中國人傳統的教育側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側重「知識」教育，例如自然科學之教。東西方教育各有得失，應該相互借鑒。

大師馮友蘭因文革時阿曲江青曾被視為變節，為海內外士人所鄙夷。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學係為馮友蘭舉行九十華誕慶祝會，邀請梁漱溟出席，可梁老卻借故「天氣不好，不宜出門」予以拒絕。事後，梁漱溟給馮寫了封簡訊，說明沒有出席壽宴是因為馮友蘭「獻媚江青」，但是，「如到我處來談，則當以禮相待」。

1985年12月24日，馮友蘭造訪梁漱溟，兩位老友終於相聚一堂，也「相逢一笑泯恩仇」。

梁老過世後，馮友蘭寫下輓詞說：「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直言。」

黃炎培

黃炎培（1878年—1965年），號楚南，字任之，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市)人，著名教育家。民國之後，黃炎培兩次拒絕出任教育總長，有不肯當官的美名。創辦職教社後，面對各方資助，黃從不據為己有，甚至自己不領工資，只取生活費，他的收入只相當於當時上層文化人收入的幾分之一，黃的兒女們從小只能穿著舊的衣服到不收取學費並管吃住的公費學校去上學，後來黃炎培不願斂財的名聲漸起，與不肯做官的美名相併一身。或許為此，實業家們願意把財產捐給黃。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盪路邊的六層樓房，就是當年黃生日時友人的禮贈，這在當時的上海灘是屈指可數的最高建築之一。抗戰中，黃被推舉為國民參政會的抗日募捐委員會秘書長，也不是偶然的。黃炎培六下南洋，向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各國的華僑商賈們化緣來大筆資產，援助抗日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破「不為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從政。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陳鶴琴

陳鶴琴（1892年－1982年），浙江上虞人。現代著名兒童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現代兒童教育之父」，二十世紀中國最傑出的教育家。

1914年公費赴美留學，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攻讀心理學博士期間應聘回國任教。1923年創辦南京鼓樓幼稚園———我國第一所實驗幼兒園，併兼任園長。1929年發起成立中華兒童教育社，當選為主席，以後又在江西、上海創辦過幼兒教育學校和機構。他從研究兒童心理入手，並以自己的子女為對象進行過三年的觀察實驗，記錄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歸納出101條教育總結。他建立起我國第一個由專科部、師範部、小學部、幼稚部、嬰兒園五部分組成的比較完整的幼兒師範教育體系，開創了我國兒童教育事業。

29歲的年輕教授陳鶴琴初為人父，望著自己的「傑作」，陳鶴琴來不及興奮，他拿著照相機，鏡頭對著襁褓中已經熟睡的嬰兒連連拍照，然後用鋼筆在本子上記錄下嬰兒從出生時一刻起的每一個反應。陳鶴琴對自己兒子成長發育過程作了長達808天的連續觀察，並用文字和拍照詳細記錄下來。他天天親自給兒子洗澡。他的實驗室就是他的家；他的妻子和母親是他的兩位最得力助手；他的兒子則是他的工作「象」、「成果」與實驗中心。他將觀察、實驗結果分類記載，文字和照片積累了十餘本。他將自己的觀察、記錄與研究心得編成講義，在課堂上開設兒童心理學課程。有時，他還會將兒子抱來課堂作示範。

呂思勉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瀋陽高等師範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

呂思勉曾是錢穆的中學老師。有一次地理考試，呂思勉只出了4道題，每道題25分滿分100分。錢穆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原這道題的內容是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興之所至，洋洋洒洒，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只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穆只答了1/4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後，錢穆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呂思勉看到錢穆的卷子後，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特別出色，論證合理、充分，對於一個中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呂先生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並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評卷人的呂思勉，並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

錢 穆

錢穆（1895—1990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1930年經顧頡剛推薦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1967年遷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錢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學鑄造輝煌的典範，他從20世紀初期的江南鄉村走出來，靠自學成為當時北京大學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錢穆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做過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大學教授，又成功地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內外，鄧廣銘、何茲全、嚴耕望、余英時等錢門學子也已譽滿學界。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安徽省歙縣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1908年十七歲時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1917年秋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1926年起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9年聖約翰大學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表彰他為中國教育改造事業作出的貢獻。1945年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長期勞累過度，不幸逝世於上海，享年55歲。

陶行知先生當校長的時候，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磚頭砸同學，便將其制止並叫他到校長辦公室去。當陶校長回到辦公室時，男孩已經等在那裡了。

陶行知掏出一顆糖給這位同學：「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比我先到辦公室。」接著他又掏出一顆糖，說：「這也是給你的，我不讓你打同學，你立即住手了，說明你尊重我。」

男孩將信將疑地接過第二顆糖，陶先生又說道：「據我了解，你打同學是因為他欺負女生，說明你很有正義感，我再獎勵你一顆糖。」

這時，男孩感動得哭了，說：「校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能採取這種方式。」陶先生於是又掏出一顆糖：「你已認錯了，我再獎勵你一塊。我的糖發完了，我們的談話也結束了。」

葉聖陶

葉聖陶（1894-1988年），原名葉紹鈞、字秉臣、聖陶，蘇州吳縣人，現代作家、教育家、文學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早年當小學教師，並參加新潮社和文學研究會。解放後，葉聖陶曾擔任出版總署副署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教育部副部長。他也是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民進中央主席。

葉聖陶先生為人敦厚，彬彬有禮。著名詩人臧克家曾經說過：「溫、良、恭、儉、讓這五個大字是做人的一種美德，我覺得葉老身上兼而有之。」

上個世紀40年代，葉老曾應四川某大學聘請，擔任教授。本來他在大學教書並非第一次，又是很有名氣的作家，而且在各大書局掌握過文柄，他可以把自己的經歷寫上幾大行。可是葉老到校後，在經歷欄中只寫了四個字：小學教師。固然在他心目中「小學教師」是一個極其光榮的稱號，但人們卻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怎樣地不炫耀自己，甘居於普通一兵。凡是知道這件事的朋友，都認為葉老這樣填寫毫不帶半點矯飾，因為他為人一貫真誠質樸，最厭惡浮名虛名，生平以嘩眾取寵為可恥。

民國時代大師輩出，可能僅是那個混亂時代最光輝的歷史影像。他們有充分的辦學自由，有完全的人格獨立，有優越的物質生活，有著熾熱的愛國情懷，他們以高尚的職業操守和自覺的學術良知，傳播思想，傳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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