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書單
也許這份書單對你很重要，也許不重要，但它對我很重要。——因為它和我之前的書單都不同。
一月份讀了十二本書，列舉如下。
杜士鐸《北魏史》、程維榮《拓跋宏評傳》與王永平《遷洛元魏皇族與士族社會文化史論》
很讓我感到慚愧的一件事是，直到這本書，可能我才真的知道一本書應該怎麼讀才好。過去我常常是讀書時只顧著自己隨時注意到的小細節，然後把它記下來，卻因為讀一本書總是斷斷續續，因此舍本求末，對整體的把握始終不到位。
當然，在這裡我也不是說杜士鐸《北魏史》、程維榮《拓跋宏評傳》與王永平《遷洛元魏皇族與士族社會文化史論》這三本書有多厲害，恰恰相反，作為一個對北魏史不夠了解的人，我壓根不知道這三本書是否厲害。這才讓我這麼快就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
這次是因為之前跟著劉老師在做新劇，所以要整理拓跋宏的資料，才打開了北魏史一探究竟。而恰恰因為是北魏而不是明代，所以我才會對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感到陌生——因此想必我接下來說的這個讀書辦法能適用在幾乎所有人的身上——這種情況下的閱讀必須是逐字逐句的。
逐字逐句的閱讀有時會死掉（死掉在這裡的意思是散掉），但帶著問題讀就不一樣了。在詳細閱讀《北魏史》之前，我粗略了解了一下對這段歷史最主要的概括，瞄準了「宗主督護制」、「三長制」、「漢化」等幾個關鍵詞，那麼在閱讀時就不一樣了，我可以先著重了解這些概念在拓跋宏之前是什麼樣的情況，等閱讀到了拓跋宏的那一刻時，自然迅速看到事物起了變化。
但這樣容易囫圇吞棗，因此接下來就是死功夫了。當我閱讀時，我需要每遇到一處就標記起來，就如圖上顯示的那樣，三本書都被我折起來了。
當然，這樣的閱讀對我來說並不是大問題，甚至我可以邊看著電視劇邊和朋友聊天、邊閱讀。——困難的死功夫出現在後面。
我必須拿出《魏書》《南齊書》《北史》《隋書》《資治通鑒》《太平御覽》（所幸的是已經有電子化了），然後對照著我在這三本書里的標記，一一按照時間線將它們整理出來，並分門別類好。
就這樣，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是的，這兩天我什麼其它事都沒做），做了一份七萬字的《北魏孝文帝及以前大事記》。這也是為什麼這三本書明明我是在2017年12月31日全部讀完的，卻必須放在2018年1月的書單里，因為直到這份《大事記》完成後，才算我正式讀完了這三本書。
雖然累，但是時間很值，這個功夫下完後，拓跋宏史這一塊，基本上可以抓住枝蔓了。
也許你對這三本書興趣不大，但這個方法我想適用於幾乎所有人，畢竟你又不是辜鴻銘。
谷應泰等《明史紀事本末》（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仁宣致治》里主要談的是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治世行為，大都錄入的是皇帝的政策與對臣子們的態度，但在其中，卻有著一則關於某個不知名的老百姓和皇帝的故事。
「長沙府民自宮，求為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為卒戍邊。」
一個長沙府的百姓，想進宮當內侍，於是自我閹割。而當時的皇帝（明仁宗）認為他遊手好閒、懶惰不堪，此舉對父母是大不孝，於是把他發配到邊疆去了。
仔細想想，在皇權的威壓下，皇帝的一個念頭，就是一個人一生的改變。
因為有了上位者的威嚴，所以有了太監文化。這個長沙府的百姓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因為活不下去還是因為只想當太監，但無論如何都是在那樣一個太監文化里才會出現的畸形產物。
然而他們的命運並不受自己控制。
皇帝（而這個皇帝還是一個素來被認為很仁慈的好皇帝）只要認為他這個行為是不孝，那對不起了，他這輩子就毀掉了，生殖器沒了，未來也沒了。從此只能一輩子窩在邊疆，終老一生。
再仔細想想，谷應泰在錄入這一條時是將它放進《仁宣致治》里的，也就是說，在當時那個文化下的人看來，這一條是可以作為佐證皇帝仁慈而存在的，就好比紀傳體史書最後總會有的《孝義傳》和《列女傳》，那些當年的主旋律文化，如今讀來，令人心驚。
無論是讀史書，還是寫小說，你都必須了解它，只有了解了，你才能運用好它。
陳垣《史諱舉例》
史書上的避諱比比皆是，你不懂它，你對歷史上的很多問題就搞不清楚，這時你要是寫唐代小說，讓杜甫說出「閑」字來（杜甫父親叫杜閑），或者讓他去看海棠花（蘇軾寫有「卻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一句，因為杜甫母親叫「海棠」），那就立刻失去了價值。
更重要的是，在你研究時，如果不懂避諱，那麼會出現非常大的笑話。
北宋史學家吳縝寫有《新唐書糾謬》20卷，其中對《新唐書》指證錯誤多達400餘條。但是這些錯誤里有許多是可以用避諱學解釋的。錢大昕就批評過吳縝的《新唐書糾謬》，說這本書「於地理、官制、小學多有未達」，認為吳縝所糾正者，「非無可采」，但吳本人「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
比如吳縝說程昌裔在兩本書里名字不同，是謄抄有誤：「《楊貴妃傳》作程昌裔，《公主傳》作程昌胤。」其實這是因為宋人寫《新唐書》時，給趙匡胤避諱。同樣還有「《公主傳》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譚，《薛稷傳》作恆山公主嫁薛談。」這是不知道唐穆宗叫李恆，唐武宗叫李炎。
諸如此類的錯誤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中還寫了許多，這裡不再贅述。
而我們在研究的時候，如果知道避諱的問題，那會有許多有用的辦法。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諭：「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禮，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系金人，楊繼盛所指系諳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抄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謄錄等草野無知，照本抄謄，不足深責。而空格則系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為更正！所有此二書之分校復校及總裁官，俱著交部分別議處。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
這份上諭出現在《四庫提要》的卷首，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清初的書籍里，沒有「胡」、「夷」和「狄」等字，如果了解了這一點，那對我們鑒定清初版本是很有幫助的。
這是用避諱學來研究一些古代遺留問題。比如荀子的真名，比如蠶豆、核桃、芝麻、燒餅等名字的由來，而通過經典文本中的避諱情況來判斷文本的問世時間，則是避諱學在應用上的重點。比如《古詩十九首》里多次出現了「盈」字，沒有避漢惠帝劉盈的諱，顧炎武就在《日知錄》里說：「盈字不加避諱，固當為東漢之作。」1973年，河北定州出土了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的文物里有《論語》，從這份《論語》可以看出，今本所有的「邦」字都寫作了「國」，而它不避諱其它字，所以可斷定寫於漢初。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我不說什麼「無論你相不相信，你都要看一看這本影響了世界一百多年的書」這種模稜兩可的話。
因為我希望看到我這段話的人，至少記住這份宣言里的這句話：「共產主義者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
我也曾走過很多路，封建的天地君親師、哈耶克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凱恩斯的凱恩斯主義、新儒家的儒家憲政。我也曾對《共產黨宣言》嗤之以鼻，甚至不屑一顧。但是從16年下半年開始直到整個17年，我終於堅定了自己的信仰。
如果你聽上一百多次《國際歌》，你會和我同路。
今年是馬克思誕生200周年，也是《共產黨宣言》誕生170周年。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蕭子升《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
從1915年8月給蕭子升的信件開始，我們就能看到毛澤東當時對蕭子升的極大崇拜：「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準則，合乎聖賢之旨，敢不拜嘉！」類似的話語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比比皆是。在1916年1月28日的信件里這麼說：「日來思念殊甚，想遷易新地，必多愜意。」同年2月19日則寫道：「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違咫尺數日，情若千里三秋。」在6月24日的信件里同樣表達了自己的真情：「前托時惠德言，願勿食信，並望愛護身體，拳拳一腔，不能畢宣。」
當然，毛澤東也不獨缺蕭子升這一個朋友。1917年9月，他便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向長沙各校發出徵友啟事，啟事說「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
「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前，我一定來交你這個朋友。」當年看到招友啟事的我，在心裡這麼說。
回到蕭子升。在蕭子升的回憶錄里，他記錄了一段和毛澤東關於劉邦的爭論。在他的筆下，毛澤東認為劉邦是一個大英雄：「劉邦是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做皇帝的，我認為他應稱得上一個大英雄！」蕭子升卻有著相反的意見，他說：「他是一個壞人。他太自私了；就他作為皇帝來說，他也太自我中心化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他是壞人的原因。他只不過是一個懷有政治野心而成功了的人罷了。也許他的心腸並不壞，然而因為政治野心繼續增長，終於使他心地卑劣，理想愈來愈淡，人格也開始墮落，於是他便成了一個壞人。」
蕭子升的這篇回憶錄寫於1959年，那時他已經旅居烏拉圭，因此這段爭吵也許是有用意的，無論是真是假，那時的毛澤東和蕭子升其實已經有了極大的價值觀差異。
儘管在1915年11月9日毛澤東寫給黎錦熙的信件里，他還流露過想當隱士的心理：「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當然，那年的他心智不穩，有波動是正常的。
在《毛澤東早期文稿》收錄的1912-1920年間他寫給眾人的36封信件里，足足有13封是寫給蕭子升的，足見彼此情誼。令人悵惘的是，毛澤東給蕭子升的這些信件，是當地黨組織在土改中發現並保存下來的，這不免讓人覺得，蕭子升也許並不是很看重這一份情誼。
更令人悵惘的是，蕭子升後來在回憶錄里流露出了對毛澤東及共產黨的極大不滿，儘管他在前言里這麼說：「我相信本書是記述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誕生和有組織的發展之頭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細節和秘密的人；而由於我並非政壇中人物，故能夠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但行文間卻很明顯傾向於國民黨，當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甚至自己的好友蔡和森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時，蕭子升直接站在國民黨的角度，說他們都是被「槍斃」、「擊斃」的。與此同時，他還披露了一段楊開慧當年暗戀他卻不果的事情，事情的真相永遠無從得知了，只是在楊開慧死後，他卻這樣寫道：「我應該負罪地說：『假定我未曾結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愛情，她一定不會以毛澤東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槍斃。』」
也許蕭子升和毛澤東早已經不是朋友了吧。
魏斐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只是被它的書名吸引了；在閱讀過程中，我屢屢被作者對毛澤東說過的話的理解深度與旁徵博引的廣度所驚嘆。然後我翻看了一下本書作者：魏斐德。
於是我徹底驚訝了。
第一次聽說魏斐德是他的《洪業》，一部研究明清易代的史學書籍，在顧誠先生《南明史》之前，《洪業》可以算作最全面的一本書。——更重要的是，魏斐德是一名漢學家，換言之，他是外國人。
當我看到一名漢學家對毛澤東思想如此了解時，是十分驚訝的。在這本書里，沒有像國內的不少出版物那樣，聯繫20世紀的歷史來討論毛澤東思想，而是通過毛澤東自己的文稿、從他的人生經歷出發，試圖構建起一條關於毛澤東思想是如何誕生的主線。從目錄里我們也能看出來：《19世紀公羊學說的復興》《調和的烏托邦主義》《新青年》《理性主義》《唯心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王陽明：心身平行論的實踐傳統》《王陽明：存在的許諾》《新黑格爾主義》……也正因魏斐德對中外的思想家如數家珍，才讓我發出感慨。
在這本書里，詳細地討論了孔丘、董仲舒、朱熹、張載、王陽明、王夫之、胡林翼、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楊昌濟、陳獨秀、胡適、康德、泡爾生、黑格爾等許多思想對毛澤東的塑造，並從而建構起一套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為主要方向的毛澤東思想，從而貫穿著毛澤東自1912年求學起到1966年發動文革的一生。
更重要的一點也許一直沒有被人注意到，那就是這本書寫作於1975年，是文革期間他人對文革看法的非常重要的史料。
楊健《拉片子》、姚扣根《電視劇創作手冊》與舟橋和郎《電視劇腳本作法48講》
今年要少寫一些劇評和影評，方向要轉移到創作上來，這是其一。其二則是目前觀看影視作品，還是有很多細節和整體會被我忽略掉。
比如過去更注重一些象徵性的意象，比如《霸王別姬》里小石頭用煙袋鍋捅小豆子的嘴，這是一種性強暴，這樣的我能看出來，但比如影片里的大的結構，則是我往常容易忽略的，而最容易被忽略的，則是視角問題，比如影片開場時艷紅帶著小豆子去看戲班表演，畫面是從人頭頂拍攝的，這就意味著是從被抱著的孩子的視角來看，從全片開始就是小豆子的視角，這一點是過去經常被忽略的。
而就從意象來說，很多時候注意到的也只是單一的意象，而二人之間關係的，則不是太容易被發掘。《沉默的羔羊》里史黛琳第一次去見漢尼拔，是經歷了地下監獄的層層打開的鐵門，這是暗喻打開了人類潛意識的閥門，而與此同時陰暗實驗室里的各類精神犯人，則象徵著人類內心的罪惡潛意識。而後史黛琳按照漢尼拔的指示去他家的車庫時，走進車庫沉重的鐵門，就好比走入了漢尼拔的內心。
人物關係，這是過去我很少關注到的一點。過去無論是看還是寫，都更注重一個人自身的故事，而忽略了人是和人之間產生關係才有戲的。人的情感是要寄托在自身或他人身上的，而更多的則寄託於他人，所以必須更注重看人是怎麼和不同的人相處的——這也是視角不同帶來的不同。
而從結構上說，戲劇結構更好比一個蜂巢。蜂巢中有蜂巢，就好比開端、發展、高潮、結尾四個大段落中每一個裡面都有各自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尾，每一個段落都要解決各自的問題，最終解決掉全部的問題。
電視劇和電影不同之處則在於，電視劇觀眾可選擇的地方多，不像電影院只有一部電影在漆黑的環境里，因此電視劇必須迅速在開頭就設置衝突，事件往往在開場時就已經發生，而事件發生的原因則被隱藏在了過去。就像電視劇《雍正王朝》和小說《雍正皇帝》，後者開頭非常緩慢，娓娓道來，先講述了背景，再讓人物一一登場，《雍正王朝》則開頭就是康熙四十六年黃河決堤、國庫空虛，這是以前發生的事件的結果，也是之後即將發生的事件的開頭——此外，這全劇開頭的第一個事件則直接指向全劇最後的結果。
書林齋一月寄語
我們有很多思想上的分歧，但對於追求一個公正世界的理想，我們當然完全一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新年的第一個月，你讀了哪些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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