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十字會起源的雙重歷史淵源（下）
原標題：中國紅十字會起源的雙重歷史淵源（下）
呂海寰，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國紅十字會創始人
四、紅十字會與晚清義賑組織的交互作用：
從上述所有情況可以看出，由於紅十字會在中國的具體實踐有著一條獨立的社會史發展脈絡，所以中國出現紅十字會正式組織的地點最終落腳於上海並不是偶然的。不過，何以惟獨上海紳商能夠那麼早地與紅十字會發生主動接觸，又對紅十字會這種形式一直保持著極大的興趣，並且只有他們能夠最早地在中國成功運用這種形式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涉及到在當時上海地區業已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另外一種重要社會實踐，即晚清時期的義賑活動。
晚清義賑在19世紀70年代後期的「丁戊奇荒」期間萌發於江南，並且由於晚清時期災荒的頻繁發生，其活動也連綿不斷，到19世紀90年代時就已「風氣大開」，甚至對官賑產生了極大影響。正如晚清義賑的重要發起人之一經元善所說，當時已是「海內成為風氣，一若非義賑不得實惠」[liv]。關於晚清義賑的特性，李文海先生指出，由於晚清時期嚴重的災荒、荒政的衰敗以及社會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動，民間自發興起了這種「民捐民辦」，即由民間自行組織勸賑、自行募集經費，並自行向災民直接散發救災物資的跨地域救荒活動。它是一大批江南紳商的聯合行動，一方面與江南慈善傳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地方性慈善事業[lv]。而這種超越性的最重要表現，就在於義賑是一種跨地域的地方性救荒實踐，也就是說，義賑活動在面向全國範圍內災荒的同時，又始終立足於江南地區，其表現出來的地域意識、主要依靠的社會資源以及具體運用的救荒方式，無不帶有強烈的江南地方色彩，從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運行機制[lvi]。
上海不僅是義賑最初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很快成為整個義賑活動的中心機構所在地。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時，上海的義賑活動已有了將近三十年的歷史。其頭面人物雖經歷了從經元善、謝家福、鄭官應到施善昌，再到施則敬的轉變，但其在上海的活動傳統從來沒有發生過中斷，其社會影響也一直未衰[lvii]。由此重新審察前述那條社會史脈絡，便可以發現上海一再與紅十字會發生關聯，其根本原因正在於上海的義賑系統一直保持著與紅十字會實踐的密切聯繫。
在甲午戰爭期間發生的那次接觸中，向紅十字會醫院提供援助的三個機構，即《申報》館協賑所、仁濟善堂和絲業會館籌賑公所，正是當時上海最主要的幾個義賑機構。另外，到這次幫助紅十字會醫院勸捐的活動發生時，它們辦理義賑都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因為絲業會館開始辦理義賑的時間是1883年[lviii]，而仁濟堂和《申報》館都是在1889年加入義賑系統的[lix]，在當時社會上有著極為廣泛的影響。況且，主持絲業會館和仁濟堂賑所的施善昌還是當時上海的義賑領袖，因此他能在很斷時間內為該醫院募集到大批款項實屬平常。
嚴信厚，近代企業家
在1900年的救助行動中，義賑的身影更是無所不在。首先，濟急善局的主要主持者都與義賑有著直接的關係。在濟急善局公啟上署名的嚴信厚、施則敬、楊廷杲、鄭官應、席裕福等人正是此前和之後主持辦賑多年的義賑頭面人物，而其中心聯絡機構也正是幾家最重要的協賑公所所在地[lx]。而且，該善局還在章程中明確宣稱：「此次承辦同人仍延曆屆助振諸君，以期得力而歸實濟」[lxi]。另外，就在進行這次救助活動的當中，他們還兼顧著開辦了對陝西旱災的義賑行動[lxii]，並立即在救助行動結束後在京畿一帶開辦了義賑[lxiii]。
其次，即使是紅十字會色彩更濃的救濟善會，也與義賑有著密切關聯。在救濟會開辦之初，就有人建議其應「仿照賑捐舊章辦法」，該會主持人陸樹藩則對此表示完全贊成[lxiv]。而且，從其行動章程中可以看出，它的許多具體活動方式的確仿照了義賑辦法[lxv]。此外，該會主持人陸樹藩等人雖然在此前並沒有怎麼參與過義賑，但他們在這次救助行動當中同樣積极參加了對陝西的義賑行動[lxvi]。並且在救助行動結束後，他們還將救濟會徑直改稱「救濟善會籌辦順直義賑局」來接辦順直地區的義賑[lxvii]，從而正式加入了義賑的行列。
第三，許多局外社會人士常常將這場救助行動與義賑聯繫在一起。例如，四川、江西、雲貴等省紳商請求濟急善局幫助搭救本省被難同鄉時，其表示信任的根據就是「各善長素來樂善，歷年各省災振，莫不仰賴藎籌」[lxviii]。而一位社會人士在萌生「略仿紅十字會辦法，設會糾資拯救北方被難士民」的想法後，卻「馳書滬上義賑諸君子」，希望能夠由他們來承辦此事[lxix]。此外，由於濟急善局曾言明，若有被難官商將來歸還當初接受的救濟款，則「全數撥充振需」[lxx]，所以《申報》上的一篇社論甚至認為，對救助行動的捐助實際上也是對義賑的某種捐助：「凡振濟之舉，嗷嗷待哺之哀鴻既已受惠於前，斷無償還於後。若此次北省被難之官紳商民……生還故里，從前所受之數未必不設法償還……是諸善士之捐資入會者，既以救今日漂泊異鄉之旅客，迨他日受此者或仍如數繳還，則藉此仁漿義粟，又可救若干無告之窮民，是不啻以一次之款而行兩次之善也」[lxxi]。因此，如果只從實際組織和募捐的角度來看，這場救助行動與其說是一次紅十字會實踐，還不如說是義賑行動的某種延續。
施則敬，清末官員，近代慈善家
有了以上事實基礎，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過程中發現義賑的痕迹就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姑且不論作為該會「總收發所」的絲業會館此時依然是一個協賑公所所在地，也不論該會在具體活動辦法中對義賑模式的因襲，即便在該會選出的10名中方董事中，有8人便是經常參加義賑活動的紳商，更不必說兩位具體辦事華董之一正是那位施則敬了[lxxii]。另外，該會同人的言辭中也常常折射出義賑的映像。例如，他們在初次發出募捐呼籲時就稱「所有向收義振之《申報》館、《新聞報》館、仁濟善堂及現收恤款之《中外日報》館，擬請分別代收」[lxxiii]。在3月17日的全體會議上，中方董事要求再增加一名辦事華董，而公議推舉的人選便是「熟悉振務、向辦善舉」的任錫汾[lxxiv]。應該補充的是，作為中方首董的沈敦和雖然在這時與義賑還無多大瓜葛，但僅兩年之後即1906年，他就在為救濟徐淮海水災難民而在上海成立的華洋義賑會中擔任了「華文書記員」的職務[lxxv]。1910年，他更在第二次華洋義賑會中出任中方會長，從而成為當時義賑的頭面人物之一[lxxvi]。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義賑這條線索的存在還為實現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種鋪墊。因為這批上海紳商在與西方人士商討合作成立紅十字會的可能性時，與之最先接洽的西人便是晚清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lxxvii]。而李提摩太之所以願意促成合作，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對這批紳商的義賑背景的了解，以及他本人與義賑之間的某些淵源。早在「丁戊奇荒」期間，李提摩太和江南義賑紳商就相互知曉了對方的賑濟行動，並出現過合作的機會。在李提摩太剛剛結束自己在山西主持的賑濟活動，尚滯留太原的時候，恰巧遇到了某位正在辦理山西義賑的江南紳商，他於是致函上海協賑公所，表示願意「以身為貴局幫辦賑務數月」[lxxviii]。儘管這次合作最終沒能實現，但它畢竟使李提摩太與義賑之間有了直接溝通的可能。而對於上海義賑同人在甲午戰爭期間為紅十字會醫院提供幫助的行動，李提摩太肯定也不會毫不知情，因為受該醫院委託在上海募捐的英國傳教士慕維廉，正是在「丁戊奇荒」期間為李提摩太的賑濟活動在上海募捐的主要代理人[lxxix]。而且，極有可能出於對義賑活動的了解，李提摩太在1895年初為自己創設的廣學會募捐時，才會將義賑作為自己行動的比照對象：「仆斷不敢謂助賑之不善，而舉行廣學，實超助賑功德之上」[lxxx]。話雖如此，其實反過來也表明他對義賑的社會影響是相當清楚的。
通過上述事實可以看出，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義賑這種跨地域的地方性實踐機制在上海的持續運轉，才使得上海紳商能夠屢屢在實際活動中將紅十字會形式運用於中國。至於他們運用紅十字會形式的原因，則主要是因為：第一，在上述社會史脈絡中，紅十字會形式每次得以在中國被運用都是出於現實需要的戰爭救助行動，而對這些上海紳商來說，儘管這類救助對象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非自然災荒製造的難民，但出於他們對地方社會外部各種災難的一貫關注，這兩類對象並無根本上的差別；第二，戰爭救助的方式畢竟與單純的救荒手法有一定的差異，所以紅十字會這種形式才能夠引起他們的注意，同時，恰恰又由於他們具有跨地域開展救濟行動的豐富經驗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才決定了是他們而非別人能夠在實際行動中將紅十字會形式予以有效運用。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包括最初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行動在內，紅十字會在中國起源過程中的所有實踐都屬於這種跨地域的地方性實踐機制的範圍。
五、現代國家建設行為與地方性救助實踐之間的相互影響與融合：
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在這裡首先需要做出一個區分，「紅十字會」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現代性現象，其觀念與具體功能頗符合於現代國家之間由於戰爭救護所帶來的醫療需要。而「義賑」組織則是傳統慈善行為的一種延續。不過，雖說是依賴於義賑在上海塑造的跨地域的地方性實踐機制，紅十字會才得以成為中國社會中一個具有實際影響的組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以國家建設為目標的紅十字會的醫療觀念與地方性實踐為線索的傳統救助行為脈絡之間是一種平行線的關係，或者說前者從未產生過任何實際效用。事實上，由於時間上的穿插和空間上的重疊，這兩條脈絡不僅會發生交叉，而且正是在這種交叉的作用下，以地方性為基礎的紅十字會實踐才出現了創建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紅十字會組織的勢頭，並最終實現了這一轉化。
這兩條脈絡的第一次交叉大約發生在1900年的救助行動前後。至於造成這次交叉的起因則主要基於這樣兩個方面：首先，最早全文刊登孫淦稟稿的《時務報》和《申報》都是當時上海的重要報紙[lxxxi]，並且《申報》還是1900年以前呼籲創設中國紅十字會最為積極的一家刊物[lxxxii]；其次，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是，孫淦雖然「久客日本大坂埠」經商，而其籍貫正是上海[lxxxiii]，這就使他與上海紳商群體之間或許能夠發生某種直接聯繫。另外，他還在1898年11月的《申報》上連續發表了「紅十字會說」、「接錄紅十字會說」，將自己對紅十字會的認識在社會上進行了廣泛宣傳[lxxxiv]。所有這些情況表明，以國家為單位實施戰爭救助的紅十字會理念在上海一帶的傳播肯定是最為廣泛和充分的。因此，前述上海紳士汪炳等人「酌照紅十字會章程」創辦的施醫局不過是個地方慈善機構，卻冠以「中國」的名義，很可能就是受這種現代國家建設話語的影響所致。
不過，這次交叉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後果，則是救濟善會的陸樹藩試圖創辦中國紅十字會的舉動。在救助行動大致結束後，陸樹藩起草了「籌創中國紅十字會啟」並制定了較為詳細的章程，他在這個公啟中首先承認，救濟善會本來的行動目的是「專渡南方被難官商士民南下」，由於在進行救助的過程中得知「紅十字會總會設於瑞京，不入此會，不得濫用紅十字會旗幟，更不得享此會之利權」，才生髮出創設正式的紅十字會組織的念頭。然而，當他進而論述自己所創組織的性質時，其語氣卻完全轉入民族國家話語的行列：「今全球各國至瑞京聯約入紅十字會者四十有三國，未經入會者惟朝鮮與我中國耳！……此舉關乎文明不淺，斷不讓猛鷙之土耳其、褊小之暹邏而獨入此會，受無量公家之福也。總之地球上無論為大國，為小國，為強國，為弱國，不入此會則不仁；居今之時，不入此會則不智。不仁不智，則吾華人之所不安」[lxxxv]。也就是說，陸樹藩創設該組織的起步基礎是純粹地方性質的救濟會，而其試圖代表的卻是整個民族國家。
由於陸樹藩在這裡根本沒有擺脫自己的地方感，所以他這次從地方轉化到民族國家的嘗試是相當牽強的，這無疑使他的舉動不大可能被普遍認可。此外還應該指出，陸樹藩並不是義賑活動中的頭面人物，在慈善事業方面的社會影響力十分有限，這也極有可能是造成其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如若不然，則何以施則敬等人能夠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而陸樹藩及 其計劃這時都毫無蹤影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思想史與社會史脈絡之間的交叉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誕生過程中同樣發生了，而這次在上海這批最著名義賑人物的作用下，造成了與第一次交叉完全不同的後果。
東三省紅十字會普濟善會甫一成立，這種交叉就開始了。本來，該會同人完全是從地域關係的角度闡述此次行動緣起的，並強調了自身的南方身份：「比年西北多兵，而東南晏然無事……仆等何人，仰荷眷佑，簫鼓承平，依然新歲景象，念我東人乃遽殃及……同志傷之，特先籌墊十萬金，擬設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lxxxvi]。然而，《申報》僅在兩天後就賦予其以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國家之間競爭的意義：「此次普濟善會，特中國紅十字會之先聲耳！誠能於日俄戰事既平，不廢此舉，商之瑞士萬國紅十字會，得以列名其間……俾紅十字徽幟，近而照耀於中國二十一行省，遠且及於泰東西，無使暹羅、波斯、土耳其諸小邦，反凌駕於我聲明文物之中國，庸詎非快意之舉乎？」[lxxxvii]在這種聲音的環繞下，該會同人在完成從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組織轉變的同時，其語氣很快也變成「溯自中外通商以來，萬國一心，踴躍奔赴，能與我華合辦大善事者，在上海當推此為第一偉舉」[lxxxviii]。儘管他們在這裡還沒有完全忘記自身的地方感，但對這次行為的具體定位顯然已經提升到了民族國家的層次。
沈敦和，近代社會活動家、慈善家
而且，如果說上面那句話出現「我華」的字樣是因為存在著與國外合作的因素，尚不足以表明其身份意識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那麼在日俄戰爭之後不久由這批紳商獨自開辦的兩次救援行動則提供了更為明確的證明。1905年下半年，海參崴城中的華人遭俄軍滋擾，「所有廬舍悉被一炬，受傷八百人」，沈敦和、任錫汾和施則敬等接到消息後，於當年11月間以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名義「酌撥會款」，並派人前往救濟[lxxxix]。1906年初，美國舊金山發生強烈地震，當地華人受傷慘重，除由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撥銀二萬兩外，施則敬等人又另發公啟，集銀三萬兩解往施濟[xc]。這兩次行動的救助區域和對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為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以前，這批紳商的救濟行動從來沒有越出國境線以外，而這兩次救濟國外華僑的行動卻都發生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之後，其中的視域轉變顯然有著某種內在關聯。因此隨著這批紳商的行動向國際救援範圍的擴展，其身份亦遠遠不是以往那種「地方精英」所能涵蓋的了。
這樣一來，前述盛宣懷的那個行動意圖也就得到了付諸實施的機會。原來，盛宣懷在1907年的那份奏摺中還有這樣一句話：「茲以五中立國權宜聯合，在中國地方創始承辦，中國遂永有紅十字會主權」[xci]。在1910年的一份奏摺上，他又在這句話的後面加上了「亟應就此立定中國紅十字會規模，期於可久可大為主」[xcii]。由此可見，盛宣懷正是要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基礎上創建正式的中國紅十字會。這樣他在1907年那份奏摺中出現自相矛盾的另外一個原因也就清楚了，那就是他一面試圖將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納入整體性話語的軌道，一面又不得不承認其事實上的地方性實踐性質，所以這個矛盾的出現仍然與這種話語與實踐的交叉有很大關係。不過，這個矛盾在這時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在沈敦和、任錫汾、施則敬等人出現上述身份意識轉換的同時，他們也接受了盛宣懷代表官方委派的「就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餘款先行籌辦，所有一切事宜，仍責成該總董等一手經理」中國紅十字會的任務，這就使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事實上也成為了中國紅十字會的前身。
六、如何超越「地方史」研究的局限：
根據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紅十字會得以在中國找到最初的實際落足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作為「小傳統」的地方性社會資源，而不是依賴於與作為「大傳統」的中國慈善文化之間達成的某種契合。同時，原先僅具「小傳統」性質的地方性實踐藉助於紅十字會這種媒介，一方面使自身的空間定位發生了重大改變，另一方面則促成了「大傳統」對紅十字會的最終接納和融合。因此，對中國紅十字會起源所具有的雙重歷史脈絡的區分，表明「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可以發生實際上的連接，而不是僅僅依靠方法論上的推演。
另外，這種區分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對既有地方史研究框架的挑戰。因為早有研究者指出，以往地方史研究大多「過於偏重地方（權力鬥爭的）舞台，而忽視了縱向的國際—國家—地方的制度場域」[xciii]。其實，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史研究總是把地方精英固定在地方空間之中，對其外向性活動的性質和策略則不予重視。而本文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分析則顯示出，地方精英不僅具有連接不同層次的空間的能力和策略，甚至能夠發生身份意識上的轉換以進入更寬廣的制度場域。這就表明，以往地方史研究那種鎖定空間邊界的做法，正是導致其研究視野和理論視角存在很大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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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 「籌賑通論」，《經元善集》（虞和平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18頁。
[lv] 李文海：《晚清義賑的興起與發展》，見《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lvi] 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論述見朱滸：《晚清義賑研究》（博士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02年），第五章。
[lvii] 見朱滸前引文，第二、三章。
[lviii] 《申報》23冊14頁，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lix] 《申報》35冊558、685頁，光緒十五年九月初四、二十五日。
[lx] 這一點參見朱滸前引文，第三章。
[lxi] 《申報》66冊112頁，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lxii] 《申報》66冊612頁，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lxiii] 《申報》67冊296頁，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
[lxiv] 「復王燕樵」，《救濟文牘》卷四，頁十一。
[lxv] 《申報》66冊52頁，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lxvi] 《申報》68冊230頁，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lxvii] 《申報》67冊317頁，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lxviii] 《申報》66冊140頁，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二日。
[lxix] 「金兆蕃同年來書」，《救濟文牘》卷五，頁三十一。
[lxx] 《申報》66冊170頁，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七日。
[lxxi] 《申報》66冊199頁，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二日。
[lxxii] 《申報》76冊409頁，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lxxiii] 《申報》76冊388頁，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lxxiv] 《申報》76冊454頁，光緒三十年二月初五日。
[lxxv] 《申報》85冊593頁，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lxxvi] 《申報》109冊609頁，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lxxvii] 《申報》76冊409頁，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lxxviii] 《申報》16冊74頁，光緒五年十二月初八日。
[lxxix] 《萬國公報》（台北華文書局影印本，1968年），總第3639—3640頁。
[lxxx] 《申報》49冊517頁，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lxxxi] 《時務報》，總第3722—3724頁；《申報》58冊503頁，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lxxxii] 在此期間，《申報》一共發表了三篇此類文章，分別為「創興紅十字會說」（《申報》59冊49頁，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九日）、「紅十字會歷史節譯」（《申報》59冊179頁，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中國亟宜創興紅十字會說」（《申報》61冊601頁，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其數量位居當時各家報刊之冠。
[lxxxiii] 《申報》58冊503頁，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lxxxiv] 《申報》60冊550、558頁，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初四日。
[lxxxv] 「籌創中國紅十字會啟」，《救濟文牘》卷一，頁四十至四十三。
[lxxxvi] 《申報》76冊335頁，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七日。
[lxxxvii] 《申報》76冊347頁，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lxxxviii] 《申報》76冊388頁，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lxxxix] 《申報》81冊861頁，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xc] 《申報》83冊251、302頁，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三、初八日。
[xci] 「瀝陳創辦紅十字會情形並請立案獎敘折」，《愚齋存稿》卷13，總第345—348頁。
[xcii] 「酌擬中國紅十字會試辦章程請旨立案折」，《愚齋存稿》卷15，總第395—398頁。
[xciii] 李猛：《從「士紳」到「地方精英」》，載《中國書評》1995年5月總第5期。
來源：新史學iRed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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