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世俗化
說過了龍虎山的道教，再聊一聊大足石刻的佛教，它是我此次重慶之行的主要目標。以寶頂山為代表的大足石刻大多建於南宋，而且以寫實為主，其中的石刻造像既有體現孝道的、也有宣傳因果報應的，甚至還有展現牧牛、養雞的生動場景，充滿了世俗倫理和生活氣息。
李澤厚先生曾指出：「中國佛教石刻大抵分為三個階段，即魏（北魏）、唐（隋唐）、宋（兩宋），其中北魏以理想勝，宋以現實勝，唐則以兩者結合勝」。具體而言，北魏的佛像以雲岡石窟的「曇曜五窟」為代表，體現了佛教莊嚴崇高的理想；隋唐的佛像以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為代表，著意突出佛教入世的一面；而兩宋的佛像則以大足石刻為代表，展現了佛教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特點。按照《中國歷史中的佛教》一書中的說法，宋代及其以後的佛教被本土傳統文化所挪用，逐漸滲透進民間宗教、文學和生活之中。
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過，佛教的傳播與發展其實就是一個不斷世俗化的過程，其在中國的流變更是如此。在中國佛教世俗化的過程中宋代是個關鍵期，在它之前佛教還是一種高逼格的存在，並作為智力上的遊戲和談資流行於知識精英階層；而在它之後佛教就「飛入尋常百姓家」，全面世俗化了。為什麼這道分水嶺會發生在宋代呢？我想大致有三個原因。一是科舉的普及化和平民化。宋真宗的《勵學篇》十分膾炙人口，其中「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的句子更是為廣大讀書人所津津樂道。可見科舉制雖然起於隋唐，但只有到了宋代才真正擺脫世家貴族走向平民。而且作為官場和財富的通行證，科舉對於知識階層的導向作用是十分驚人的。有時候利益驅使比大棒威脅更有效果，打個比方吧，要想禁止某些學問，根本不用有關部門出禁令，只要高考不考就行，凡是高考考綱不涉及的知識，自然無人問津。正是由於科舉的興盛、貴族的沒落，而且佛學又未被納入科舉考試之中，才導致佛學不再成為知識階層智力興趣的焦點，轉而下沉、走向民間。
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第二個原因是新儒學的興起。相比於之前的儒學，宋代的新儒學更重視社會和倫理，強調道德和責任，致力於構建一整套行為規範體系，因此它更務實。為了正本朔源、樹立權威，新儒學就必然會對流行的佛學思想加以吸收改造，並為己所用。比如佛學的哲學思想、語言和談辯以及覺悟和內省等內容就融入到了新儒學之中，為以後的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提供養料。在新儒學的作用下，佛教向兩個方向發展，向上則被加工整理、吸收進官方正統的思想和學說體系中去，從而喪失了自身的獨立地位；向下則轉而融入民間的宗教組織和秘密會社，最終與民間信仰混合成一種無區別的民間宗教。
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第三個原因在於社會機制體制的逐步完善。名儒歐陽修曾提出「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他認為只要官方加強意識形態宣導，完善禮義教化和社會保障機制，佛教對於民眾的影響力就會減弱。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世道越亂宗教就越興盛，因為它不僅能給民眾以思想上的寄託，還能施以實實在在的救助和保障。反觀宋代，它的教化和救助能力較之前的朝代有了顯著提升，社會職能已從豪門望族、寺院和宗教組織自發展開轉而由政府統一管理，再加上社會繁榮和工商業發達等諸多因素，民眾對於宗教的依賴不斷減弱。於是，失去了豪門望族的供養和民眾的依賴，佛教只能放下身段、投其所好，加快自身的世俗化進程。
世俗化之後的佛教似乎已面目全非，不複本來的莊嚴和靈性，然而在我看來卻是一件好事。世俗社會是最理想的社會形態，身處其間的人們束縛最少，人性也最為釋放。宗教的不斷世俗化意味著文明的持續進步和文化的日趨多元，此時信仰已不再是一種被迫的接納，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即信仰是由於個人的意願或興趣使然，而非出於社會習俗、文化傳統的脅迫和壓力。世俗化的宗教不再給人們設置條條框框，或是扮演先知和領路人的角色，而是反過來服務於人們心靈的訴求，並為人類的知識體系添磚加瓦。
其實，佛教的世俗化對於佛教本身也未必是一件壞事。「落紅並非無情物，化作新泥更護花」，宋代的佛教完成了一次蛻變，它的核心精髓被納入到官方的學術體系之中，為知識階層所保留和傳承；而它的外在形式也得以在民間生根發芽、遍地開花，這難道不是宗教最好的歸宿么？從雲岡石窟到龍門石窟，再到大足石刻，佛教逐步走進了中國，它不再有恢宏的氣勢、也沒有了皇家氣度，只留下了尋常巷陌的真實和親切。
宋代，是佛教石刻造像的最後一次高峰，也是石窟藝術的最後一次高峰，隨著佛教世俗化程度的不斷攀升，類似這樣大規模、大手筆的佛像開鑿就很少再有了。作為一個石刻造像時代的標誌性結點，大足石刻真的很值得看一看。
TAG:且帶吳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