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雙元革命」與現代世界體系
撰文：許章潤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現代中國」構成了現代世界的重要部分，其發育成長啟發自並內在於「現代世界體系」的建構進程之中。正是「雙元革命」的拍岸浪濤東漸，這才將中國裹挾進地中海—大西洋文明領銜的這一現代世界體系中來，而塑造出此刻這一叫做「現代中國」的家國天下。相應的，作為樞紐文明的中華文明體與政治體的現代成長，已然並必將進一步深刻影響這一世界體系進程。鑒於現代文明已呈老相，而賡續延綿，可見未來難見取替方案，因而，迫切呼喚「第二期現代文明」登場，則中國的現代立國、立憲、立教與立人實踐，或許能夠並且應當提供足堪世界歷史民族位格的新型答案。
1
立基於雙元革命的現代世界體系
所謂「世界體系」非只沃勒斯坦式左翼近代世界圖景，抑或蘇格蘭啟蒙傳統脈絡下的全球政經格局，亦非特指國際政治意義上的「維也納體系」、「凡爾賽體系」與「雅爾塔體系」，或者晚近十年間出現的跨太平洋「G2 治理」。就影響最為廣大的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而言，其以社會體系收束世界體系，將世界體系看作一種具有廣泛勞動分工的社會體系，具有確定的範圍、結構、成員集團、合理規則和凝聚力。而判斷社會體系的標準主要有兩條：一是這個體系內的生活是獨立自足的；二是這個體系發展的原動力是內在的。據此以觀，國家、民族和種族集團均非完整體系。實際上，在此世界體系論眼中，迄今為止，只存在兩種不同的世界體系：世界帝國和世界經濟體。其實，在沃氏之前，已有康德拉傑耶夫的長周期理論、年鑒學派的長時段大範圍研究，以及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資本積累學說。
相較而言，本文系從現代樞紐文明成長、導致世界文明大轉型，而促成一個叫做「現代世界」這一人間秩序的視角切入，賦予「世界體系」這一語彙以更為廣大，可能，也更為一般化的含義，意味著現代世界的現代秩序，及其所帶來的一整套現代文明與現代生活。舉凡政經安排，通常所言之治道與政道，社會組織與市民生活方式及其審美情操，以及所謂現代性的野蠻性，悉數奔涌於此進程，而積澱成型為當下生活。其間，「世界經濟體」蔚為骨幹與動力。故而，在此語境下，帝國體系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布局，既為其間經緯，則共同構成了這一叫做現代世界的義理結構。可以看出，在此語境下，「世界體系」僅指晚近三百年具有全球性同構性的世界歷史發展脈絡及其核心治理結構，故謂「現代世界體系」，不僅是描述性的，也是建構性的。
以此指謂世界體系及其現代意義，不僅抉發承認其政經安排，特別是資本與國家的聯袂扭結，而且著眼於文明論意義上的全球史。較諸上述兩脈，其陳述寬泛、內涵開放、秉具真切願景，不僅攏括了基於啟蒙、解放與美好社會等諸種願景而來的全套現代安排，並且容涵了基於文化特殊性的繽紛歧異的在境性特質。就此而言，與沃勒斯坦一樣，本文所謂「世界體系」同樣是以現代世界為基本分析單位。的確，再怎麼後現代，不論如何努力逃脫現代世界，總不能否認現代、現代世界與現代世界體系——特別其資本與國家——構成了晚近世界的真實性，及其根本決定了包括你我在內的億萬生命榮枯繁衰的現實意義吧。
歷史而言，現代世界體系自西徂東，濫觴自現代早期地中海文明，歷經大西洋文明的全球性伸展，而成長裹挾進太平洋文明體系。正因其發軔始初乃隨資本成長擴散而鋪展開來，促使國家炮艦跟上，必欲保駕護航，故而，強化了這個首先表現為帝國、繼替換型為民族國家的政治單元的發育生長，而推展出基此列國體系而來的霸權體系與條約體系之二元秩序並存格局，由此織就了一張現代世界體系網路。就是說，資本流轉及其無限逐利取向強化了民族國家建制，要求背後建制化的政治軍事力量跟上配合，這一世界體系遂成列國體系，一種霸權主導下的戰國狀態，不少時候系以恐怖平衡維持有限和平。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記憶中，鴉片煙毒總是伴隨著隆隆炮艦而來，一如通商條約的背景音樂不能不是哈利路亞的旖旎逶迤。所謂「依附論」或者「中心—邊緣觀」，所揭示的正為這一體系的這一面相。的確，誰也不能否認現代世界體系早期進程中，民族國家這一建制化力量在歐洲世界經濟體中所發揮的經濟中心作用。而後來的大西洋文明與太平洋文明兩大時段，不過將此格局更作全球推展坐實而已。就此而言，「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早已超出經濟學一家論域，亦非純然經濟學所能解釋得了的。
然而，令人欣慰又惶惑之處在於，此間並非事先設定，毋寧，純然歪打正著，因為據說「商品天然具有民主性格」，所以倒逼出經由追問民族國家政治統治的正當性，而居然開闢出「民主國家」這一現代國家的2.0版本。就是說，民族國家作為建制化力量配合商品的全國伸展與全球布局，本為一種宰制性力量，卻不意造成了一種內政改良的壓力與機緣，而造就出「民主國家」這一現代國家的改良品種。職是之故，在良政與善治兩相對舉的意義上，良政是兜底的安排，立國建制的大經大法；善治鋪展「國家治理現代化」，而以良政為前提，無此前提以為基礎，則愈是善治，可能，愈是壓迫。它們各自為政，卻又內在交集，前赴後繼，塑造了在現代世界體系視野中，要亦不外乎所謂的「雙元革命」。
所謂「雙元革命」不是別的，就是以「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與「民主國家—自由立國」來組構人間秩序，打理國家內政與國家間互動，而鋪展開世界體系。前者首先構成了一種內政治理結構，統轄文明與政治，並據此建構出列國體系，再以此為格局形成現代世界秩序，催生出了威斯特法尼亞體系下的維也納體系、凡爾賽體系和雅爾塔體系，衍生出霸權體系、條約體系和帝國體系並存的政治狀況。後者著眼於良政，旨在實現一國之內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而以追求永久和平的世界願景為鵠的，締造了自由個體橫向聯合而締約內政共治的政治形態與全球性民主浪潮。雙元繼起，前後激蕩，共同支撐起這個時刻搖搖欲墜的世界秩序。
至此，可以歸結下列六點：
第一，現代世界體系是古典樞紐文明時代落幕後，歷經千多年的沉寂，經由現代早期的發育成長而成就的現代樞紐文明推展處理的結果。其間經緯，分分合合，大致經歷了自現代早期的地中海文明，至歐美勢力全盛的大西洋文明，再至亞太為軸心的太平洋文明這樣三個階段。此刻之激活歐亞大陸島的諸種「一帶一路」式構想與所謂「印太」概念的出現，略有雛形，形制未定，有待觀察，均為此種世界體系大潮震蕩激發的最新一撥浪花。
第二，在此進程中，資本逐利與帝國擴張堪為推手，而形成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全球景象。其間經緯，大致先以領土國家和主權國家的既有建製為陣勢，步步為營，層層外推，終成全球網路，歷三數百年而未已。揆諸史實，無論是美洲開發還是鴉片戰爭，不管是美西戰爭抑或英布戰爭，更不用說血腥的石油之戰，均為資本逐利使然，並伴之以國族的集體自私。資本率先突破國家界限，而有國家在後殿軍，合則兩利，分則俱傷，狼狽為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所謂民族國家，遂為連體怪物。對外適用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內政則遞進至民主國家，而行自由主義、立憲民主與人民共和，凡此先發國族的所謂「雙重人格」，其因在此，導源於並導致了「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第次降臨而終究雙元並立的「雙元革命」。迄而至今，跨國資本浸浸乎超脫民族國家主權轄制，並造就了一批滿世界逐利的世界公民，以地球為舞台，呼風喚雨，說明資本與國家的互動，「既團結，又鬥爭」，而「斗而不破」，花樣翻新矣。以及，所謂現代性之野蠻性，同樣因緣在此，而不止於此。
第三，正因為此，民族國家逐漸體制化，取代朝代國家與王朝政制，逼迫部落體系強擰為民族國家形態，既是世界體系進程的產物，更是世界體系得以最終鋪展開來的前提，於互為因果中組織人世生活。但是，包括上述兩點指陳的內容在內，此就典型的歐美現代立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謂「後發國家」之建立民族國家進程而言，情形並不完全一致。例如，就中國現代立國而言，主要是列強侵凌暴露出內政窳敗，在東西之別中將古今之別顯豁無遺，由此而被迫外抗強權、內爭民權，必得造就出「富強國家」這一共同體，而非受資本逐利與帝國擴張所鼓動。毋寧，是「被逐利」和「被擴張」了。「刺激—反應」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其因在此。逮至今日，三十年河東又河西，「企業走出去，服務跟上來」，這才護衛艦隊巡弋於大洋之上，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蒼穹之下，而有點兒「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了。
第四，也就因此，民族國家之為資本殿軍與基於地緣格局的集體自私屬性，決定了列國體系既在指向和平，出於「各人自掃門前雪」之國家本位的無可奈何，卻不可能成為一種一勞永逸的和平體系，因而需要建構積極互動的國家間政治模式，厲行全球治理，於大國相互妥協中努力提供以全球憲政為願景的公共產品。所謂「維也納體系」、「凡爾賽體系」與「雅爾塔體系」，自歐洲的「五強政治」到「國聯」，再到聯合國以及各種多邊組織，不過均自此立論，而為此設防。中國於1937年陷都後僅用八年苦鬥，就因緣際會，鰱魚返身，一躍而為「世界五強」，既受害於此，復得益於此。
第五，現代世界體系嚆矢之際，歐洲與東亞，分處大陸島兩端，各擁格局，自成版塊。餘下的，包括美、澳、非三洲，則已為地中海文明與大西洋文明染指，而逐漸裹挾一體矣。逮至大西洋文明和太平洋文明第次登場，世界終於連為一體，造就了史無前例的文明融匯景觀，漪歟盛哉。照此以往，一個所謂的「世界文明」，亦且非不可期。不過，總體來看，全球文明景觀舞台上，主導性的依舊是歐美文明，特別是英語霸權所彰顯的大西洋文明。畢竟，這波世界體系及其現代文明，人家站立潮頭，走在前面嘛！
第六，雖說如此，逮至中國這一世界歷史民族加入世界體系大合唱，則情形有變。中國自清末被迫捲入現代世界，挨打受辱，歷經抵抗、順從、再抵抗，至有選擇跟從以及必然的自我創造，一路走來，如果沿著雙元革命脈絡往前邁步，有望迎來一個「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亦未可知，而有待奮鬥與觀察者也。「第二期現代文明」之可欲與可期，機運與挑戰，均在於此。
2
以三波「改革開放」接應
通常所謂「改革開放」，表徵一種文明更張與政治轉型的歷史運動，構成了現代中國的主流政治意志與歷史意識，迎應的正為這一現代世界體系。中國之加入現代世界體系，起自「改革開放」，就發生在此現代世界展開之際，而成為現代秩序建構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這個尚未終結的歷史進程的重要環節。
回眸一看，晚近一個半世紀里，中國已然有過三波「改革開放」，它們延綿接續，回應著這個現代世界與世界體系進程。
第一波大約起自1860年，終於1895年，整整35年。其以洋務運動為旗幟，昭示著一個「古今中西」的時代降臨華夏，中國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現代化歷程。第二波啟自1902年清末變法，至1937年「抗戰」爆發止，又一個35年。在此時段，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制，三階段，政體雖殊，理路則一，接續前行，而統貫為一大整體。舉凡民族國家建構、市場經濟、社會改良、立憲代議體制、現代程序主義法制，以及教育、新聞傳播和思想市場建設，均有所嘗試，均有所建樹。1978年底至今，將近四十年，其中主要是截止中共十八三中全會為止這一時段，實為第三波「改革開放」，總體而言，以「向後倒退向前進」的方式，求得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和政治進步。換言之，以向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政治意志和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與皈依，匯入世界歷史潮流，重新開始中國文明的復興與中國制度主體的建構歷程。
三波「改革開放」，因應的是「中國問題」。而「中國問題」非他，即面臨西方列強打壓和現代西洋文明所代表的這一波現代文明衝擊，老大中國的內政窳敗暴露無遺，則更張政治、文明轉型，在兩百來年的時段中，完成「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大轉型任務，從而實現國族富強、政治民主與社會文明。其間經緯，如筆者早已多所闡釋，不外乎「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此為轉型中國的四大指歸，也是必須恪盡之四大任務。「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千頭萬緒，綱目在此，要旨不外乎此。其中，尤以「文化中國－民族國家」與「政治中國－民主國家」這一雙元革命堪當主軸，而提綱挈領，綱舉目張。
具體而言，第一波「改革開放」起自相對於當日「船堅炮利」之「積弱積貧」，而全力指向「富強」願景。其所接應的是維也納體系後的大西洋文明衝擊，一個資本與國家攜手、公司化經營的政經體系。其之如狼似虎，貪婪暴虐，以全球為戰場，所謂「武裝到牙齒」也。第二波「改革開放」啟動之日，傳統東亞「中華世界」分崩離析，大清第二次陷都，勢禁形隔，危如累卵。置此格局，以王朝政制與朝代國家立國建制的大清，也就是中國延綿兩千年的道統與政統，遂壓力重重，實則即將破產清算，遂不得不轉。因而，期以制度層面的變革為鵠的，希望自法制改良入手，不僅求富強，而且將立憲作為更張願景，九年為期，虛虛實實，接應的是後維也納體系與前凡爾賽體系之間的過渡時段。恰值資本主義進化到金融帝國時節，也是殖民帝國「雙重性格」毫不遮掩的擴張時段。「富強」與「憲政」之關聯自此接榫，立教與立人之文教鋪排亦且展開。第三波「改革開放」啟動之日，雅爾塔體系尚在，而冷戰未息，世界即將迎來「二戰」後的重大轉機，中國此刻回歸「富強，民主與文明」這一主流政治意志，總體上指向大國成長與文明復興之國家理性與優良政體建設，強毅力行，而有今日跨太平洋之「G2共治」景象。
總體而言，近代中國以三波「改革開放」回應現代世界體系，流血犧牲，波瀾壯闊，已然蔚為大觀。在前文揭櫫的大轉型必須恪盡之四大任務中，後兩項有待接續努力，期期於成，是未來時段一兩代人的時代使命。
當下時刻，恰逢世界政治遭遇一輪小周期，表現為歐美右翼回潮，全球帝國情結髮作，東西強人政治回歸。不過，尚未足以撼動現代世界體系。毋寧，只是一輪矯枉過正的微調，一種基於力量對比的再平衡。故爾，現代世界體系及其演繹得現代歷史尚未終結，正在呼喚「第二期現代文明」，而吾邦所擔尤重。
3
退一步，進兩步
在此，就最近的這一波改革開放來看，其歷四十年而未止，實為整個近代中國超逾一個半世紀文明大轉型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前所述，總體而言，從1978年12月起，下迄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其以「向後倒退向前進」的方式，順應這一轉型大勢，而致力於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政治開放，為這個叫做「現代中國」的龐大實體接生。
說是「向後倒退向前進」，就在於其間的經緯鋪展和綱目排列，無他，實在不過就是在四個維度上「低頭致意」而已。
首先，向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低頭致意。從1840年開始，尤其是從1860年洋務自新運動以還，一個半世紀里，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不是別的，就是追求富強、民主與文明，標舉自由、平等與博愛，將法制人權和寬容多元等價值，收納入懷，力爭落地生根，而於移植西洋文明中啟發華夏生機，重締現代中國及其現代文明。此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旋律，億萬同胞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但凡違背這一主旋律，昧於這一歷史意識，違忤這一政治意志，悉為逆歷史潮流而動，而終究為歷史所拋棄。晚近三十多年，所謂「撥亂反正」，正不外醒悟到這一歷史意識，而逐步回歸於這一主流政治意志。從此邁步，磕磕碰碰，九曲迴腸，康庄大道。故爾，從發展經濟、追求富強，到此刻的政治參與意識高漲，而政治體制改革勢必逐步提上議事日程，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來收束，道出的是現代中國面臨國家建構和政制建構之升級換代的時代新局。同時，國民生活水準遞次提升，行止出處漸求雅馴溫文，倫理社會漸次恢復和公民友愛滋長發揚，展現的是追求文明仁愛的心理脈動。凡此三項，分頭合擊，萬流歸宗，演繹著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歷史意識和強毅政治意志。
其次，向中國文化傳統低頭致意。近代中國嘗試過種種主義，西洋東洋皆有，古代現代齊至。其間，尤其是斯拉夫蘇俄式的刻薄寡恩，暴戾恣睢，禍害匪淺。今日中國，依舊是主義的萬花筒，舉凡文化民族主義和市場自由主義，溫文社群學說與大同共和理想，都有市場，都有活力，也都有一定的道理。迄而至今，官民一體，開始向孔孟回歸，而且，其勢洶湧，也是物極必反，有以然哉。這不，包括清明、端午成為法定假日，倡議立法規定孔誕為教師節，以及執政黨第一把手禮拜孔廟，再三致意，凡此種種，在在意味深長也！是啊，它不僅表明吾族吾邦的文化意識和政治意志，經由批判性反思，而重回中國文明主脈，反視回照，即溫即厲，而且，期期於作育更張，更上層樓。曾幾何時，「中國傳統文化」蔚為貶義，備受摧殘，而今撥亂反正，重歸殿堂，復興有象呢！
再次，向普遍人性低頭致意。誠如夫子自道，食色性也。換言之，以一己為中心，而以人類為同胞，爭求溫飽，享受情色，廝守愛情，免於凍餒，免於無家可歸，免於恐懼，豈非人性之常，莫非人世之福。進而，作育德性倫理，涵養規範倫理，由此照引，循此前行，造就美好人世與偉大社會，更且道盡了求存求榮的人性本根，蔚為人性之必然和人生之本然。回看晚近三十多年，靜思冥想，這叫做中國的十三萬萬子民的浩瀚家園，其苦鬥，其掙扎，其勞生息死，可不就是一步一步地，羞羞答答地，而終究光明正大地，向著承認人性，承認人性的自私，承認人性自私的合理性以及利他的必要性，一步一步地蹣跚前行嗎？而前行恰恰意味著回歸，回歸落定於人性之常。靈肉之間，人命危淺，人命之花就系在這人性之常的枝頭，深植於億萬生靈所匯聚的人世之根；生死兩頭，雖說「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可人就是這麼個物種，所謂「早知世界由心造，無奈悲歡觸緒來」，沒轍！——朋友，常識源於漫長人世累積，極高明而道中庸，於人於事，最為要害，於此可證，於今可證，在在為證。
最後，向英美所主導的大西洋文明時代的世界體系低頭致意。現代文明秩序，萌發於17世紀以還的地中海文明，繁盛於19世紀中晚期登場的大西洋文明，迄而至今，駸駸乎三四百年矣！而有模有樣，也就是一兩百年的事兒。此前的古典樞紐文明，東西南北，各表一枝；所謂現代文明，為地中海北岸搶得先機，發為嚆矢，再接續以大西洋文明。中國的轉型，特別是晚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恰巧發生在英美橫跨大西洋合縱連橫，盎格魯－撒克遜國族逐漸稱霸地球這一時段。它們在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什麼經驗理性邏輯理性，什麼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什麼自然法普通法，裹挾帶動著全球屁顛屁顛的。一兩百年下來，所形所塑，至再至三，不過就是上述大西洋文明時代。由此形成的世界體系，統治地球超過一個半世紀，於今雖現衰象，卻依然蔚為霸主。中國1860年代啟動改革開放，晚近三十多年的「第三波改革開放」，不管明裡暗裡，均以匯入此一世界體系為務，而孜孜於「與世界接軌」，免於「開除球籍」。接什麼軌？其實就是向大西洋文明主導的世界體系低頭致意，不得不以向侵略者學習而自救，於自新更張中匯入這一體系，進圖文明復興。在此，反帝反殖反霸也好，接軌接眚接洽也罷，正反合，不離主題。到如今，這大西洋文明時代似乎為彷彿正在苒苒升騰的太平洋文明時代所取代，則小小寰球，不同此涼熱，見證了盛衰興亡，印證著河東河西，而向時間再奉上一闕讚辭也！
綜此四項，犖犖大端，千回萬轉，萬世一時，構成了晚近三十多年所謂「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路，也是我華族文明歷經磨劫、貞下起元的一段心路歷程，慘烈而慷慨，低徊復昂揚。朋友，一切的天翻地覆，所有的恨愛情仇，萬水千山，愁腸寸斷，都發生在這一大時代背景下，既構成了這一時代，並為此時代作證。
4
基於歷史自覺的政治決斷
縱覽中國近代史上的三波「改革開放」，尤其是「第三波改革開放」，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它們是特定情境下的權宜之計，還是基於歷史自覺的政治決斷？如果是前者，彷彿降低了事後回顧時對於它們的敬重，卻又似乎還原了歷史本身自有鐵律這一鐵律；倘若是後者，則其堪為秉具政治自覺的歷史選擇，表現為基於遠見而切應於歷史發展進程的有意識當下迎應，正為鐵律之藉助特定人身而道成肉身。
可能，追本溯源，就當政者而言，更多基於前者，甚至不排除純為「權宜之計」。畢竟，一切政制均起於火燒眉毛的現實困境，為了解決橫亘眼前無法躲避的棘手難題而多所酬應，甚至急中生智，而歪打正著。那個久經歷練方始積澱身心、叫做什麼「政治感」的質素，一個偉大決斷者必備的品質，在此乃呼嘯發力，排闥而出。由此，察而言，敏於行，觀其效，修修補補，一步接一步，走到走不通的時候再說。
當其時，「改革開放」本身只是一個口號與原則，起初僅具大框架，並無具體而清晰願景。就第一波改革開放而言，激於屢戰屢敗，起於「強兵」之術。對第二波來說，旨在表彰更張，防範革命，卻終至大開大合，地覆天翻，而收歸一統。逮至第三波，以「撥亂反正」匡正世道，而以「聚財之道」為核心；那邊廂，自市民生活出發，可能，「歐美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蔚為鼓盪心頭的未來召喚。此就一面言之，而就中國歷史轉型之大歷史來看，它們輾轉騰挪，則又恰合軌轍，不待人謀，激蕩著特殊歷史節點胸腔內久已蓄育的澎湃旋律，展現了基於歷史感的強韌政治意志，擘划出政治意志所秉具的清晰歷史感。比如，有鑒於「落後挨打」而圖謀富強，恥於半開化乃追求「文明」，自覺於人之為人的政治位格及其進退出處亟需更張，遂講求政道與治道的升級換代而有政體之德性考問，將「民主」「自由」提上議事日程。凡此種種，可謂一以貫之，跌宕曲折，而終究構成近代中國歷史的主流政治意志與歷史意識。故而，權變之間，原有機運，自出機杼，而脈絡延綿，同樣不待人謀，非人力所能阻隔，恰與世界歷史進程和現代世界體系遙相呼應也。
就「權宜之計」而言，其優點在於暫時迴避了矛盾，反而為「改革開放」騰挪出可能空間，同時，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倒無先入為主的羈絆。依循那個大框架，埋頭苦幹，往前奔就是了。缺點則在於一旦「財大氣粗」，抑或，難題舒緩局勢平穩，又或觸及核心利害，則頓時止步不前，乃至於掉頭回撤。正是此種情境性，使得「改革開放」位於並無確切願景而又秉具真切願景之間，由此而有爭執，而欲拒還迎，而於進退出處之際難免決絕與猶疑。其世相，其心態，表現為對於改革進程之可逆與不可逆時時刻刻的提心弔膽。所謂已然「故步自封」與不惜「壯士斷腕」之兩相對照，正為此間拉扯的表徵。就刻下而言，「改革永遠在路上」的官方宣諭與希望依循行動圖和時間表而「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大眾呼籲，兩套改革話語的出現及其對立，亦為其後果。在此，起源於地中海文明的現代世界的現代秩序浪打潮頭，逼迫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任何拒絕這一世界體系的努力均為痴人說夢。可基於既得利益、固守基本盤的徒勞掙扎，亦且如影隨形。故而，時至今日，晚近這一波改革之道義動機不存，利益動機亦失，所以才裹足不前，甚至出現了為此不惜返身回頭之跡象，而形跡可疑。也就因此，重啟改革的利益動機閥門，激揚改革的道義動機，蹈勵政治意志，實在是當務之急。
說到底，所有的「改革開放」，既包括晚近中國的三波浪潮，也含指四百年間英法革命以還東西諸邦立國建制的大轉型，均源於社會苦痛，基於政制無效，迫於統治危機，並且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其中，統治危機的倒逼，比所有關於良政和善治的道德說教加總還要管用。在此進程中，調動利益動機，激揚道德動機，釐清歷史圖景，將它們匯總為建設美好社會的強勁動力，也就是在克服人性弱點，砥礪美好人性。就此而言，中國超逾一個半世紀的長程「改革開放」是一個克服人性弱點的漫漫跋涉中的時間節點，而表現為對於人間正道的回歸與尊重，對於其獲秉尊重的必然性之道德服膺，對於它們的歷史意義的有效重申。其間基準，弱如遊絲而又堅忍不拔，見仁見智卻又相約咸奉，便是常態人生及其文明基準，一種非專政與非軍管狀態的安和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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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邊緣到核心
綜上所述，現代世界體系取替舊有區域體系或者帝國秩序，不僅呈現為一種全球同構性治理結構，將一切國族無所逃遁地裹挾組織進來，而且，是以不斷重組中心—邊緣關係與含懾多邊治理結構為補充，從而自我實現的歷史運動。「現代中國」的誕生表現為同樣基於雙元革命的三波「改革開放」的歷史大轉型，行進至今，已到最後收束時段。在此進程中，中國文明屢仆屢起，經歷了自世界體系的邊緣而逐次進入核心的漫長曆程，呈現出在此世界體系之中、次第深入的相互塑造形態，展現了樞紐型文明的浩瀚德性內涵與「世界歷史民族」的磅礴政治潛力。自半生半死，方死方生，而九死一生，一陽來複。其間，包括「中國」、「現代中國」與「亞洲」的概念化，其所指稱的文明內涵和政治共同體意義，既源自「歐美」及其「世界歷史」概念，又重寫了這一概念。若說初期主要表現為這一體系及其區域性結構對於中國文明的衝擊，則愈往後來，隨著現代中國的成長，愈益展現出後者的有機反饋特性，乃至於一定的塑造能力。
換言之， 「堅持改革開放」、 「保衛改革開放」，不僅是在作育現代中國及其持續成長，同時也就是在塑造世界歷史，推動此一世界歷史進程，進而貢獻於現代世界體系的合理化。隨著現代中國這一文明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的進一步成長，其得期待而不止於此的中國文明素質，諸如民胞物與的人文人道底色、慎終追遠的倫理歷史觀念、普世主義的家國天下襟懷與王道政治的理性主義，淬鍊提純，日升月恆，既為此一源自現代地中海—大西洋文明的第一期現代文明收尾，並有望推展出一個「第二期現代文明」。
作者授權刊發，本文由「三會學坊（sanhuixuefang）」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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