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禮堂「宋版書」 歷經風雨滄桑
寶禮堂第二代傳人 潘世茲先生
位於舊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中段,今長樂路680號,是一幢美輪美奐、體量較大的花園住宅。解放後,主人把長樂路住宅捐獻給了國家,一直為上海郵電職工醫院一部分,現已改為中日合資上海厚誠口腔醫院。
這是一幢仿古典式花園洋房,或者說是新古典主義建築。新古典主義建築是世人懷著對古希臘羅馬建築風範的鐘愛,擺脫了一味擬古的教條主義束縛,崇尚功能、自然與真實而出現的一種新建築。潘明訓住宅建於20世紀20年代末,屋高3層,面向南,磚混結構。坡屋面,紅瓦頂,局部有大尺度女兒牆,設水泥洋瓶護欄,屋頂挑檐上有密密的飾紋,微微透露出當年主人的意趣。南立面三段劃分,平面軸線對稱,中間強調豎向線條與兩側的橫向構圖形成對比,立面簡潔樸素。平挑檐,豎面設多扇長窗,頂端為平拱。底層米色磨光花崗面,二三層為水泥刷面。中部底層為愛奧尼克券柱外廊,主入口及其頂部含裝飾藝術派風格。入口門廊上檐部飾三角形山花。庭前有雙抱露天大理石大階梯,從兩邊引向二層客廳入口平台。外形十分莊重氣派。
在80多年以前,它的主人是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工部局總辦、廣東人潘明訓,這兒還是中國藏書界的一個「重鎮」——擁有100多部宋元古版藏書的豪宅「寶禮堂」。
寶禮堂的第一位主人潘宗周(1867-1939),字明訓,廣東南海人。1919年到上海學生意,初在外商洋行里當跑街,憑著人機靈能幹,又擅洋涇浜英語,不久當上買辦,後來充當了工部局總辦。他居滬20年,有藏書癖,尤其喜好宋元古版,一般明清刻本都不屑一顧。每遇善本,重值不吝,福州路上的書賈知其所好,常用包袱裹了舊書登門求售。他財大氣粗,又有洋人作後台,不怕書商來騙他,不數年,竟成國內屈指可數的宋版大戶之一。
英國竟派軍艦運書赴港
他的藏本均經中國第一流的版本目錄學家徐森玉和張元濟鑒定過,其鎮庫之寶是得之於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寒雲)的宋刊《禮記正義》。這部書系宋王朝南渡之後三山黃唐所刊,原藏山東曲阜的孔府秘室,海內孤本,系孔府中的傳世之寶,不知何時何故流到袁克文之手。袁寒雲向以「上二子」自居,亦喜藏書弄墨,自號為:「後百宋一廛」。每遇善本,輒題詩題記,鈴上「上第二子」紅印,以記鴻爪。題於這部《禮記正義》上的題詩,是為其一位女友而寫,情意真切,句句哀婉動人,可能是與之分手之作。袁世凱去世之後,揮霍成性的袁克文家境日窘,終於落到了靠變賣古物度日的境地。一日,他攜了這部《禮記正義》走訪潘府,言談之中,表示有意出讓。潘宗周見書大喜,即以10萬兩銀子成交,兩相情願,各自一番歡喜。書到潘家,適值潘氏長樂路新居落成,因顏其居曰「寶禮堂」,此為寶禮堂名之由來。潘氏得書後又請來江南著名藏書家董康(誦芬)募工鐫刻,印了一百部,變一身為百身,使千百年來深藏秘府、外人不得一見的珍本秘籍得以公諸士林,甚得世人讚賞。從此之後,袁寒雲手裡的宋元古本、孤本、善本,十之六七便源源不斷地「流」向寶禮堂了。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上海租界成為孤島,此時潘宗周已經去世,寶禮堂內多達111部的宋元古本藏書由其子潘世茲繼承。潘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在聖約翰大學擔任教授,他深恐這宗國寶落入日寇之手,於是就與英國在滬的亞洲文會組織聯繫,請他們設法將書轉移到安全的地方。英方人員中確也有些「中國通」,他們明白這宗藏書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居然派出一艘英國軍艦,專程載上國寶駛往香港,上岸後用專車直接送往滙豐銀行保險庫,一切安置得極為謹慎、周密。誰知這一存放竟達10年之久。這期間,美國人和日本人曾多次設法高價收購這批藏書,美國文物收藏家侯士泰最為活躍,他攜帶大量美元到香港,不時地穿梭於香港和美國之間,到處探訪從大陸赴港避難的故家舊族子弟手中的藏品。可是潘世茲始終不為所動,寧肯每年支付滙豐銀行高昂的銀庫租金,一直到全國解放。
孤本宋版《昌黎先生集》散出
潘明訓的好朋友陳清華(1894-1978)是上海灘上另一藏書大家,他是湖南人,字澄中,曾任中國銀行的總稽核,亦有嗜藏宋元古版的癖好。因藏有宋版《荀子》,遂顏其居曰「荀齋」。一天,陳清華來寶禮堂串門,三句話沒說完,就問潘最近收到什麼書。於是潘從箱子里拿出一部新獲得的《昌黎先生集》(世稱韓文)示陳。陳撫之大為感慨,因他手裡藏有一部宋版《柳河東集》(世稱柳文),亦為南宋三山黃唐所刊,同樣也是流傳至今的人間孤本。於是陳氏說:「世人向以韓柳二人並稱,故韓柳二集理應並置一處為宜。倘若兩書分居兩處,能無失群之憾耶?鄙意兩書各作現大洋二萬元,或以柳文歸君,或以韓文歸我,胥以二萬元償其值,未知尊意如何。」潘宗周沉吟良久,深感陳氏言之有理,心裡欲得柳文,又因建造新居所費甚巨,於是嘆曰:「予目前手頭拮据,實無力更得柳文。君既有此議,又屬朋好,君其取韓文而有之矣。」於是,曠世之寶孤本宋版《昌黎先生集》遂從寶禮堂散出,入歸「荀齋」之樓。
解放前夕,陳清華家人輾轉抵達香港,離滬時攜去珍籍數十種,亦包括此部韓文。直到1965年,陳氏決定出售他的藏書,包括數十種極為珍貴的宋拓名碑拓本。後由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往返奔走,代表國家將此大宗國寶收歸國有,入藏北京圖書館。周恩來總理還親自過問過此事,可見受重視如此。陳氏離滬後,上海寓所藏書由女兒陳國瑛及女婿劉吉敖(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保存,亦不乏宋元古本,「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發還時,由陳氏後人捐獻國家,現藏上海圖書館。
寶禮堂藏書專列直送北京
1951年,潘世茲從香港致函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主動提出將寶禮堂藏書全部捐獻給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談到眼下尚無精於此道的人幫助辦理捐獻事宜。鄭振鐸是個文物迷,接信後極為興奮。當時國家已注意到了大批滯留香港的文物,隨時都有漂泊海外的危險,並已決定撥出巨款派員前去收購。周總理還專門批示道:「必須購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不得買古玩。」恰巧此時徐伯郊由港來京。徐在香港一家銀行供職,亦是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鑒賞家,而且與諸多藏家都熟悉,於是政務院就委託他在香港與潘世茲取得聯繫,並且具體辦理有關寶禮堂藏書的捐獻事宜。後經徐伯郊聯繫辦理,此大宗瑰寶終於安全抵達上海,中有宋版書104部,元版書7部,政務院又特批了專列直送北京,入藏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大大豐富了該館的館藏。1958年北京圖書館編輯出版善本目錄,特將寶禮堂所捐書條目下註明「潘捐」二字,以示其功績不沒。
解放初潘世茲回到上海,捐書後又把寶禮堂住宅也捐給了國家,改作郵電醫院,自己居住在湖南路一處花園洋房的底層。潘晚年十分孤寂,妻子和兒子均先後出國。他中風後一切生活均由保姆料理。在這種情況下,他仍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三字經》的英譯工作,向世界介紹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該書在新加坡出版後,被李光耀親定為新加坡兒童的必讀書,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兒童品德修養的必讀書。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美國版《世界名人錄》。
鏈接:袁克文專藏宋元古籍
在袁世凱眾多的兒子中,惟有袁克文多才多藝,不僅工詩文,精金石,而且能書善畫,富於收藏。袁克文以收藏宋元本古籍著稱,且多為名家故物,珍籍秘冊,裝潢古雅,刻工精湛,為近代各收藏家推崇。
1912年,清末藏書家盛昱郁將其所藏宋本悉數轉讓給友人完顏景賢,其中宋張孝祥撰寫的《於湖居士文集》40卷,薄綿紙精印,刻工剛勁,墨色淡古,為海內孤本。袁克文聞訊後立即趕到完顏家以重金收購,唯《於湖居士文集》完顏不肯輕易出售。一時各收藏家競相登門爭購,吳昌綬出價400銀元求購不得,張元濟許以1000銀元也未能成交,傅增湘更是苦費心機,「再四往審視」,最後此書還是以1200銀元賣給了袁克文。
時間不長,袁克文就萃集了按頁論價的宋版書百餘種,名其藏書樓為「百宋書藏」,迅速增至200部,遂更名為「皕宋書藏」。後又增收了宋代巾箱本(巾箱是古人放頭巾或零碎雜物的小箱篋,這種版本的書版面較小)《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等八部經書,這八部書字畫細如髮絲,精麗無比,袁克文十分喜愛,專辟「八經閣」庋藏。一時雲集京城的海內名家,紛紛前往觀視,贊為「建本之至精者」、「延令書目冠首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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