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糧食生產重心北移潛藏著深刻危機——前車之鑒：沙特沙漠種糧敗北的深刻教訓
【導讀】中國糧食（農業）生產重心「北移」潛藏著深刻的危機。看看沙特個案，雖然極端，但卻蘊含著「清醒劑」。
最近20年，由於政策導向失誤，農業發展方向出偏，中國的糧食生產格局出現了與生態環境要求相悖的轉變，即中國糧食主產區越來越多的向北方缺水地區集中（全國現有13個糧食主產區中，北方缺水地區佔7個，其中就有內蒙古，見圖2-3），這些地區也越來越多地需要抽取地下水進行灌溉以維持生產，而本來降水豐富、適宜糧食生產的南方地區卻越來越多地「退出」糧食主產區行列。這種轉變，一方面是南方豐水地區因為種糧「不賺錢」而削減糧食生產，比如，用耕地種植果樹、花草，甚至大面積佔用耕地搞「農家樂」（旅遊、休閑）；另一方面是北方缺水地區持續擴大糧食生產規模。許多北方地區地勢相對平坦，適合大規模機械化耕種，比如東三省和內蒙古，因而在傳統農業日漸凋敝衰敗的情況下，日益成為規模化耕種的首選地。（李尚勇:《人口困局》第23頁）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2016
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糧食（農業）生產重心「北移」潛藏著深刻的危機。看看沙特，曾經財大氣粗、不計成本、不顧資源和生態承載力而盲目發展農業，甚至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而有餘」，結果，還是在大自然「鐵律」約束下敗北。
在炎熱乾旱、滿眼沙漠的中東地區墾荒種糧、從事農業生產並非長遠之計，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中東人一定要「頭撞南牆方回頭」。中東地區經濟實力雄厚的人口大國沙特便有這樣的教訓。
沙特憑藉全球第一的石油出口成為高收入國家。1960年代，沙特的石油收人曾占國民總收人的80%。此後，沙特不滿足於石油行業一枝獨大的國民經濟結構，便想在發展農業上也有所作為。
1966年，沙特耕地面積僅有50萬公頃（只佔國土面積的0.2%），糧食產量只能供應本國需求的10%。1970年以後，沙特政府通過優惠政策和高額補貼鼓勵國民開墾新耕地。1971—1994年，沙特農業用地從不足40萬公頃增加到160萬公頃。為了解決了農田灌溉用水和農村飲用水兩大難題，沙特由國家投資在全國範圍內築壩蓄水，修建海水淡化廠，大力開發地下水（為此打了灌溉自流井4萬餘眼、飲水用井5.2萬多眼）。到1980年代末，沙特不僅奇蹟般地實現了糧食自給，而且還有大量糧食和農副產品出口（沙特的小麥出口曾躍居世界第六位，曾被聯合國糧農組織授於榮譽獎）。1990年代初，沙特甚至還每年向歐洲國家出口數千噸鮮花。[]
然而，沙特基本上不具備發展農業的自然資源條件，一則耕地稀少，二則水資源極為匱乏（沙特沒有河流和湖泊，年均降水量僅70.5毫米，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不到100立方米/人·年，在全球最缺水10個國家中排名第八）。由於沒有可靠的地表水，沙特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和海水淡化來滿足用水需求。但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本質上是用石油換水，目前，「沙特國內石油消費的一半用於生產淡水」。按此計算，2015年沙特海水淡化約耗費8400萬噸原油，佔全球原油消費總量的1.9%，這甚至超過了法國當年的原油消費量[]，但由此提供的淡水也不過每年人均二三十立方米[]，代價太高。更重要的是，過度開採地下水使沙特的地下水資源急劇下降，相關數據顯示，1979—2003年，沙特的地下水存量銳減了60%。
因為耕地尤其是淡水的制約，沙特的農業奇蹟註定是曇花一現。
其實，實施興農政策不到20年（1990年代初），沙特政府便注意到了發展農業與國內自然資源的尖銳矛盾，比如他們「注意到對小麥的補貼助長了農民對地下水的肆意開採和使用」，於是，沙特開始「放棄偏激的自給自足政策」。1993年，「沙特政府把對小麥的補貼減少了75%」。此後，隨著農業政策的改變，沙特的農業用地逐年減少，最終又「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賴糧食進口」。
2009年，沙特政府決定，「完全取消對高耗水的小麥和苜蓿的補貼」，並逐年減少小麥和苜蓿的生產，直至完全停止國內生產。同年，富裕的沙特制定了「海外農業投資行動計劃」，鼓勵國民和企業到其它國家去種地，以方便自己進口農產品。[]
可見，雖然中東地區開發河谷地帶和沙漠綠洲可以緩解食品短缺壓力，但中長期卻貽害無窮。因為，對於脆弱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必然會破壞當地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加劇荒漠化過程，使其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使土地的人口供養能力進一步降低。這樣的自然「鐵律」，連財大氣粗的沙特也不得不遵從。
沙特個案雖然極端，但蘊含著浮躁社會的「清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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