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弱的文學與文學的虛弱——致楊吉

虛弱的文學與文學的虛弱

——致楊吉

吉哥:

之前你就著《英雄廣場》問我故事對於文學的必要性，可能我那時候自己也沒有完全想清楚，於是回答得非常模糊。但你說的我愛拿書本做自己的甲胄，也就是說話文縐縐的這個缺點，我也確實有，所以我現在就儘可能通過自己不成熟的文筆來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故事對於文學是否必要，這個問題實在太過於大了。這個問題無數人討論過，羅蘭巴特、哈羅德布魯姆，談論過這個問題的人實在太過於多，以至於我為了防止自己掉書袋子，只好馬上打住。但我同時也不得不指出，討論的人雖然多，但好像討論的清楚的人卻很少。現在主流的觀點是認為，現代主義的小說是不需要故事的。這個加繆就持這個觀點。他認為讀者如果想看新奇的故事，那就去看黃色小報就好了。生活的戲劇性與奇葩程度遠甚於文學，而文學的想像力其實究根結底還是很有限的。所以加繆的《局外人》講的只是一件很普通的殺人案，普魯斯特的《追憶年華》好像就是一個富家公子的感傷式的回憶錄，卡夫卡的《城堡》《審判》簡直無聊到讓人讀不下去。更別說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種根本拒絕讀者的文本了。他們動用著文字，玩弄著文字，但好像並沒有想說明什麼事。加繆的《局外人》可能還好那麼一點點，可是也只是好那麼一點點罷了。他們的作品本質上是那麼地拒絕讀者，所以導致現在被流行小說慣壞了的讀者也產生了逆反心理，反向拒絕他們。所以我們現在便面臨著一個狀況:大家已經不看小說，也不看文字了。君不見現在連願意去看金庸小說的人都已經不多，大家寧肯去看某電視台改編成的狗血劇。文學現在已經是這麼的虛弱，這個問題幾十年前的法蘭克福學派就已經意識到。文學會越來越被束之高閣，就跟我們那時候一樣，成為某些人組成的核心「領導團體」，然後就這麼被吊在閣樓上面。

那這時候就會有一個問題了，那就是文學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或者推而廣之，藝術究竟是為了什麼呢？這個問題是這麼的大，以至於我談不了，也沒有閑到有時間談。而且可能談了也沒有意義吧。黑格爾說「存在即合理」，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且雖然黑格爾那時候就說藝術要終結了，但好像藝術現在依舊苟延殘喘著，估計會繼續苟延殘喘下去。我大二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討論文學死了么。我現在發現這可能並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反正無論如何都會這麼下去，生活也是藝術也是，不會變好更不會變壞。但文學為了什麼這一點，我卻有一點想說的，就是如果文學有什麼目的的話，其中的一個目的之一，怕就是為了解決我們內心中一個最為恐怖的魔鬼——這個魔鬼叫「無聊」。

看到這一點你可能會嗤笑，會說楊神武在說什麼鬼東西，居然提出了這麼一個低級的答案。但我現在卻越來越認為，人與動物的最大的差別(當然這個差別的說法各種各樣，有說語言的，有說勞動的)，就是人是唯一可以覺察到無聊的存在吧。無聊是這麼的可怕，以至於人一旦覺察到它，就再也不能擺脫它了。否則監禁和禁閉也就不會變成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刑罰。但並非自由的人就不會感受到無聊，因為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孤獨性質總無法被排解的。正如這部作品中的主角一樣。無法被排解，那就去刺激自己吧。所以你總能看到有人會做一些無法理喻又喪心病狂的事情。他們可能會拿犯罪做偽裝，可是可能他們的真實的目的反而是為了一些我們認為的非常無關緊要的事情。尼采就說「我們常以為強盜殺人是為了搶劫，卻不知道有些強盜搶劫是為了殺人」。is在中東那麼猖獗，固然是為了生存，但歐洲有些國家的青年不遠萬里去參與他們，恐怕也只是因為虛空感太強了。所以馬克思才認為勞動是人類的必要活動，即使物質財富極大富足以後。因為勞動的時候，人至少可以跟西西弗神話里的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一樣感到重量，不至於讓自己迅速衰弱下去。

而藝術的目的，雖然不可能只是，但至少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這個。我們需要一些東西來排遣自己。但是，又不僅僅是排遣。人是這麼一種複雜的動物，以至於甚至無法讓自己完全放棄思考，也會迅速審美疲勞。所以總有一些人受不了好萊塢大片的萬變不離其中，想要獲得一些新東西的。這是其一。另外，還有一點，我必須要說明的是，孤獨是無聊的派生品，當然你要抬杠，說無聊是孤獨的派生，我也不反對。但至少這兩者是那麼地緊密不可分。人在孤獨的時候是想要尋找同伴的。但在以前，同伴是那麼的少，人周圍的人又是那麼地固定，以至於在周圍中意圖尋找是不可能的。當然，那個時候人還普遍比較愚蠢，或許對這個的意識還不夠。而且那時候生活的重壓那麼大，也讓他們沒空思考這個。而現在，我們已經幾乎脫離了純粹的生活的重壓了，沒有人會那麼容易就餓死。但我們所需要的更多了，感受到的無聊，感受到的孤獨，也遠遠超過了從前。所以我們想要一直契合感，這種契合感是這麼的獨一無二，是這麼的細膩，這麼的特殊，遠遠超過從前。所以我們想要尋求一種小眾，這種小眾或者是高雅的，或者低俗的，反正我們想尋求一種。所以卡夫卡出來了，亨利米勒也出來了。我們的奇葩的感受，我們的無聊，我們的孤獨，彷彿在這一刻與他們交融在了一起。這就是我那時候讀芥川龍之介與卡夫卡時的感受。而這一種感受，恐怕也跟你閱讀《英雄廣場》的時候差不多吧。

回到那個問題，故事對於文學是不是必要的呢？如果你非得要問我問個清楚，我只能很虛偽很懦弱地說，不必要，但有也很好。這種和稀泥的方式你可能會覺得是這麼的沒有意義，以至於就跟你之前批評的一樣，你會覺得我沒有觀點。但我想說的是，我可能就是沒有觀點吧，我覺得「可以」這兩個字是最美好的詞之一了。它沒有強制你去做，也沒有強制你不做。選擇權在你。對我來說，故事於文學等於內容，而敘述的方式等於形式。托爾斯泰就是典型的故事，包括我們之前的《三言二拍》；貝克特就是形式，他好像就是一鍋亂燉，瘋言瘋語。但我卻覺得，雖然兩者撕逼撕得不可開交，但這兩者幾乎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從內容中感受到生命，也可以從形式中感受到生命。這種時候，內容和形式彷彿統一起來了，重點在於生命。只不過以前，故事更直觀，在那個貧乏的年代效率相對更高；而現在，形式更抽象，我們可以更加獲得精神上的愉悅罷了。我認為還是存在通俗文學和精英文學兩個群體的。我們不能強迫一個朝九晚五的「サラリーマン」(日語「上班族」)還會有精力去翻《芬靈根的守靈夜》。因為就連我這麼一個大閑人，都實在沒有精力翻。但至少生命是一樣的。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我們也可以說:「形式是灰色的，重點是生命」。但請你不要誤會，覺得我好像認為形式不重要似的。形式當然是重要的，而且會越來越重要。因為很顯然，我們現在，或者說我們將來，我們八個小時之外的生活越來越多。我們會越來越受不了說教，我們會更希望嶄新的形式給我們帶來嶄新的體驗。所以當你問故事的必要的時候，我可以這麼說，首先故事的內涵會被擴大，第二，可能，我也只能說可能，在我們越來越感受到無聊之際，形式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吧。

很抱歉，因為各種原因，我寫完上面那一部分的時候就擱筆了，一直擱了將近兩個月。但所幸前半部分想討論的問題已經討論完，現在我們重點討論這部作品本身。這部作品我前後看了將近三遍，中間因為各種緣故隔了很長時間。但所幸是劇本，篇幅不算太長，使我總能重複下去。「重複」對於閱讀來說不是什麼壞事，羅蘭巴特就把文學分成兩種，一種是可重複的，一種是不可重複的。可重複是對一個文學作品最好的褒獎。可是，這只是對文學作品來說是好事，對歷史來說可能就不是了。我之所以要抓住「重複」這個詞，是因為我在《英雄廣場》的主人公那裡看到了一種恐懼，一種對於「重複」的恐懼，一種對於歷史的恐懼。

我們可以這麼說，不會重複，至少我們認為它絕對不會重複的歷史是沒有意義的——最多不過有點審美上的意義，讓我們知道一下先人在哪個土堆上撒過尿，在哪個樹林里擠過屎。但這絕構不成我們對於歷史的那種幾乎病態的敬意，這種敬意在我國更為明顯，但在歐洲，尤其是在信仰逐漸淡、不再相信人類會忽然面臨世界末日的現代歐洲也開始逐漸明顯起來。而這種敬意的對面，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恐懼。它知道我們之前所經歷過的恐怖，現在仍然還在經歷；之前所無法阻止的毀滅，將來也一樣無法阻止。這種感覺在主角這種知識分子身上是最為明顯的。作為一個大學教授，還是一個猶太人，舒斯特經歷過納粹德國統治的奧地利。書名之所以要叫《英雄廣場》，就是因為納粹德國當初就是在英雄廣場進行閱兵的。在經歷過納粹德國的洗禮之後，英雄廣場作為一個廣場的榮光，瞬間變成了集中營般的噩夢，成為了所有主角這樣的猶太人的噩夢。但如果我們熟讀歷史，尤其是中世紀史，歐洲對於猶太人的驅逐，又豈止納粹這一次呢？這是身為知識分子的主角所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這時候，在主角身上便出現了三個歷史：一個是發生過的歷史，納粹德國的歷史，它已經隨著希特勒下了地獄，卻依舊有無數光頭黨在為他招魂；一個是主角正在經歷的歷史，這時候的奧地利，黨派混亂，政治家聯合企業家繼續欺騙百姓，彷彿跟二戰前一模一樣；還有一個是還未到來的，但主角，以及主角的弟弟所相信一定會到來的歷史，那時候，撒旦會繼續光臨這個世界，豐碑會重新成為絞首架，廣場會繼續成為屠宰場。主角是一個歷史感特彆強的人，跟我們上個世界七八十年代過來的人一模一樣。一切的過去在他的腦子裡翻騰，一切的聲音在他的耳邊盤旋。終於他無法忍受這種正在進行的重複與即將到來的重複，於是他自殺了。而整部作品，都是他自殺以後他弟弟與別人的談話，談論他的乖張，談論他的孤僻。

談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談話的雙方是在場的，談話的對象卻不在場。即使談話的對象就是雙方中的一個人，那他也不可能完全在場——我們不可能當著一個人的面說出所有我要說的話。所以，當主角的弟弟在談論已經死去的主角的時候，他必然重新構造一個主角。主角的弟弟是跟主角根上不一樣的人，但他們一樣的地方卻最為要命——他們都相信歷史，他們都相信重複。但主角的弟弟生雖然也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但他卻可以在相信重複的時候活下去——犬儒般地活下去。這種犬儒，我們不能就這麼簡單的評判它——不能就跟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詩人就不應當寫詩一樣簡單。這種簡單帶著一種某一種的膚淺，這種膚淺追其本質，甚至有一點邪惡——一種不放過一切人的邪惡。按照基督教的倫理，耶穌為我們獻身，我們必然要永遠銘刻。但這種銘刻是可笑的——它無法阻止我們做愛吃飯拉屎，以及在看大橋未久的時候把精子擼在十字架上。我們要承認這種人性，就是無論發生多大的事情，倖存下來的人還是會繼續生存下去。除非真的就是世界末日，已經沒有人倖存了。

我之所以說到這一點，吉哥，你可以說是在我認識的人之中，看起來歷史感最強的人了。之所以說看起來，因為你肯定沒有真的經歷過傷痕歲月的人要感受傷痕。但你之前寫的作品（我最近沒怎麼看到過你的作品了），卻讓我感受到一種時代感，彷彿你是那個時代走出來的人似的。我之前不知道這種感覺從哪裡來，後來我稍微明白了一點——如果說你的作品跟他們有什麼共同之處的話，那就是自戀吧，一種深入骨髓的自戀。這種自戀會把自己的鮮血誇大，認為將來的某一個孩子脖子上戴的紅領巾會是用自己的鮮血染紅的。但是當然不會，鮮血這種會發臭的東西，最後的結果都是被細菌給分解掉。染紅孩子的紅領巾的只可能是顏料。正如有些基督徒戴的十字架可能是某個在聖誕節看黃片的技術工人一樣。這麼荒誕么？那你張開眼睛看看，生活何曾不荒誕呢？

歷史是這麼一種東西，他曾經發生過，並且是確確實實真真切切發生的；而且，歷史的演員，又是我們，其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們乾的，並且是確確實實真真切切的我們乾的。這怎麼能不讓人恐懼？我今天早上剛剛回看了一期鏘鏘三人行，那一期是許子東和竇文濤、梁文道一起談論巴金之死。節目中，許子東說道巴金的遺願之一是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但有趣之處就在於，現在我上百度，就查到確實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了。但是然後呢？並不會有然後的。人類歷史上有無數次的記憶，但人腦有限，只能記住最近的。甚至人腦還要更有限，時間一長，最近的都記不住。歷史只會停留在記性好的人腦子裡，這種人就是知識分子。

但我不想說出那種「人生煩惱識字始」的廢話。我覺得說出這種話的只可能是兩種情況，一種是讀過無數書以後的自嘲，帶著一絲絲的自戀；一種是完全不讀書的人的應和，暴露著自己的愚蠢。這種就好比吃飯吃撐了，怪飯太好吃一樣。我們所佔據的知識，以及我們所思考的深邃，不會帶我們走向虛無。走向虛無的只可能是我們自己。沒有人會否認康德與歌德的深邃吧？他們為什麼就能抵住門不讓虛無跑出來呢？

最後我們聊回到主角的死亡。主角的死亡只可能是個案，雖然這個個案有無數人曾經同樣選擇過。但之前無數人的自殺，不能認為這就是普遍的。人是能夠經歷創傷的動物，至少大部分是。甚至，有一部分人創傷經歷了太多，反而產生了抗體。我經歷過無數的恐懼，無數的戰慄，與無數的失眠的夜晚。我知道傷口的裂痕會大到什麼地步——就是會大到我們無法知道會是怎麼一個地步的地步。但我早已放棄去舔舐傷口了。但放棄舔舐從來不代表放棄抵抗，《浮士德》里的主角最後也是被惡魔給拐騙走了的（不要跟我談最後那個主角升天的結局，那是歌德寫著好看用的，他又不傻），但他至死還內心充滿著對未來的希望。聯想到歌德的一生與他花費了一輩子才寫完浮士德的經歷，我覺得沒有比這個還要更存在主義了的。

其實要說的大都沒有說完，但已經不想說了。反正所有的語言與文字的最終結局都是躺在墳墓里，沒有說過的話，也就等於不需要說。這個世界上言說已經太多了。

我大四的時候很迷戀《聖經》中的《約伯記》，現在卻愈發在其中感受到了一種可笑。並不單純貶損基督的可笑。

楊神武

2018/1/26於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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