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新中國」名詞的歷史考察
原標題：近代以來「新中國」名詞的歷史考察
《社會科學文摘》2017年12月。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進程中, 「新中國」是一個內涵處於不斷轉換的重要詞語。近代以來, 社會不同階層對「新中國」一詞有著不同理解, 而其中所蘊含的是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
「中國」一詞的語義變遷
在探討「新中國」名詞出現之前, 有必要對「中國」這一名詞的來龍去脈進行一番梳理。從歷史的角度加以考察, 「中國」一詞經歷漫長的語義轉換過程。
首先, 從政治上看, 「中國」一詞存在於一系列的詞語之中, 與天子、天命、天下等概念相連。「中國」一詞最關鍵的意義是連繫於「天子支配天下的政治體」。「中國」一詞的出現, 原本並不是用來指稱一個政權或政治空間的名稱, 而是一種地理概念上的詞語, 但是這種地理概念是伴隨政治而衍生的。「中國」最初的意思是「中央之城」, 即周天子所居京師 (首都) 之地, 與「四方」對稱。如《詩經》說的「民亦勞止, 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 這裡的「中國」就是中央地域的概念, 而中央地域概念就是權力的中心。
其次, 在地理意義上, 「中國」指代的是古代華夏族聚居的地域。在西周及春秋早期, 「中國」一詞指代的是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都不在這一範圍之內。但是春秋戰國時期, 中原周邊的各個少數民族先後稱霸中原, 從而將「中國」的地理範圍擴大。秦一統天下後, 「中國」範圍進一步擴大, 「及秦始皇築長城界中國, 然西不過臨洮」。漢唐以降, 「中國」涵蓋範圍在空間上又有所伸張, 包括東、南到大海, 西、北到達大漠的廣闊領域。歷經宋元明清以及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 中國的領土東到烏蘇里江與黑龍江交匯處、西達帕米爾高原、北到漠河、南至南海。
再次, 晚周以降, 「中國」一詞在原來政治中心與地理中心的基礎上又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義。春秋戰國時期, 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已經出現在眾多史料之中, 「中國」是通過文化、禮儀上的優勢來影響四方。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在古代觀念上, 四夷夏之與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 不是『血統』而是『文化』。」兩宋時期, 「中國」出現幾個民族政權對峙的局面, 政治中心和地理空間範圍上的「中國」已經破滅, 此時「中國」一詞更加強調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元明清則沿襲這一趨勢, 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在華夏大地流傳開來。
最後, 「中國」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是在滿清王朝與西方列強建立條約關係時出現的。19世紀中葉, 西方列強打開大門, 「中國」一詞開始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名使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 中英兩國簽署的中英《江寧條約》 (通稱《南京條約》) , 出現了「中國」與「英國」的對稱, 並多次出現「中國官方」「中國商人」的提法。此後, 清政府多以「中國」名義與外國簽訂條約。近代中國面臨歐美列強侵略的威脅, 傳統的「中國」的觀念已經被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層面上的「中國」所代替。
近代中國人民的反抗外國侵略鬥爭, 在民族國家基礎上進一步賦予「中國」愛國主義內涵, 「中國者, 中國人之中國, 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 便是最好的例證。辛亥革命後, 清王朝為中華民國所代替, 「中國」先後作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以正式國名被國人共用, 並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 「中國」一詞最終完成了其內涵轉變的所有過程。
近代以來「新中國」一詞的出現及含義的延展
「新中國」一詞是在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榨之下, 在無數中國仁人志士探索中國出路的過程中形成的。無論是詞語意義上的「新中國」還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新中國」, 都是由康有為提出的, 是康有為為改變滿清王朝危機設想在巴西建立和管理殖民地時提出的, 其希望是通過向外移民來挽救民族國家危機。1902年, 梁啟超在其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也提出了「新中國」一詞, 這源於其對戊戌變法失敗的思考。作為西方文明的傳播者和西方殖民文化的先鋒, 1907年, 美籍傳教士威廉·蒲魯士作《新中國在演進》一書, 揭示某些洋人活動的殖民性、有害性及其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衝突, 並從這些衝突中凸顯「新中國」出現的必要性。理想小說《新中國》是陸士諤於1910年寫下的著作, 該書以幻想的形式對未來新中國進行了設計和構建, 希望建立一個立憲民主的現代化新中國, 即更加富強獨立的中國。
辛亥革命中, 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解放不斷奮鬥, 為「新中國」重新屹立在世界國家之林而進行了艱苦探索。《新中國報論自由真理》中提到:「人群之自由者文明也, 外國惟文明故人群之自由勝。」此處作為「新中國」的自由應該是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應屬於現代意義上的自由, 這無疑從政治自由角度深化了「新中國」一詞的內在含義。不過, 由於受外來思想的影響, 國人這一時期對「新中國」的概念表達大抵還是停留在概念關注的層面上。
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國人對「新中國」一詞的理解走向政治成熟、文化自覺的重要時期。《新中國》中曾直言不諱寫出其創刊的原因及目的, 是要從思想和民族國家的角度造就璀璨光明的「新中國」。一戰前後, 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中國, 國人在這千載難得之機, 紛紛提出建設「新中國」, 各種「新中國」構想的呼聲覆蓋全中國, 特別是在「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進化觀的推動下, 「新中國」一詞的涵義進一步深化, 囊括了民族獨立的內容。
作為20世紀20年代中國一份影響巨大的革命雜誌, 《新青年》中雖然沒有出現「新中國」辭彙, 但是刊登了大量關於中國未來的文章, 實為對「新中國」一詞的重要詮釋。
總之, 「新中國」一詞在五四時期通過各個階層宣傳, 在輿論文化層面上實現了最大程度的傳播, 但是真正將之付諸於政治理念和實踐行動上, 則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
1921年後「新中國」一詞發展的基本脈絡
「五四」愛國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事件, 它使中國的社會思潮發生了重大轉變。一戰讓中國人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又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一部分中國人開始轉向以俄為師。這一時期除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條道路, 還有一部分人選擇了第三條道路。三種勢力根據自己的道路理論, 開始了對於「新中國」一詞的詮釋和發展, 譜寫了一幅多彩的篇章。
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後, 從概念和實踐兩個方面深化了「新中國」一詞的內涵, 並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新中國」一詞的無限能量釋放出來。作為另一個重要實體, 中國國民黨在1924年進行改組後也不斷深化「新中國」一詞的內涵, 並在抗戰中形成國民黨特色的「新中國」理論。而以張東蓀、張君勱為代表的「第三條路線」者, 也按照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對「新中國」藍圖進行了描繪和構建。因而, 國民黨、共產黨和「第三條路線」對「新中國」進行了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並呈現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總體而言, 國人對「新中國」一詞的理解, 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其歷史脈絡的主線。
其中,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 明確提出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國共第一次合作後, 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自由統一的中國萬歲」的口號。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在概念和實踐上對「新中國」一詞的不斷深化。國民黨則在「一大」宣言中明確指出:「國民黨之主義維何?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 為中國之現狀而謀救濟之方策。」顯而易見, 國民黨的「新中國」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第三條路線」代表人物張東蓀認為:「中國之前途有兩條路, 就是『共管』與『赤化』。」而張本人對共管青睞有加, 曾明確指出:「共管不消說自然是個共同管理中國了」, 但是「紳商階級之勃興是共管之另一方面——或可說有密切關係」。張氏所提倡的「新中國」是士紳階層、民族資產階級的「新中國」。
國民大革命失敗後, 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10月23日發表宣言:「統一中國, 造成新中國」, 「開始新中國將來的光明之路」, 這是「新中國」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同時, 國內媒體、知識分子對「新中國」一詞的認識也跟隨時政形勢的變化而發生轉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對於「新中國」內涵的理解進一步深入時期。中國共產黨曾明確提出「贊成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願為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兩個目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一直的奮鬥目標, 也是當時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的期望。
抗日戰爭時期, 國共兩黨、「第三條路線」者從不同路徑、依據不同理論進行抗戰救國, 深化了對「新中國」一詞的理解和宣傳。毛澤東先後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獻, 奠定「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理論基石。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 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新中國」的認識和理解不斷加強的表現, 也是中國共產黨實踐「新中國」理論的具體體現。面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 中國國民黨的「新中國」, 一方面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另一方面確定了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新中國」。1943年3月10日, 由蔣介石授意、陶希聖執筆的《中國之命運》指明:「一般國民對於國民政府排除萬難, 締造獨立新中國的信心。」對於「新中國」詞語概念的分析和演繹不僅是國民黨在抗戰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一劑強心劑, 更是國民黨證明自身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手段。「第三條道路」者主要是由獨立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的知識分子組成, 因而他們也習慣被稱為「第三勢力」。「第三勢力」所要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共和性質的「新中國」, 雖然這種方案與國共兩黨的建國方案都不相同, 在當時卻有著較高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也表明「新中國」一詞在當時是民主與共和的象徵。
抗戰勝利後, 對於國人建立「新中國」的理想, 國共兩黨、「第三勢力」也按照不同的框架對「新中國」政權進行架構。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家和平穩定提出:「堅持和平、民主、團結, 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第三勢力」代表民盟提出了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十足地道的民主國家」的主張。全面內戰爆發後, 「第三條道路「破產」。1947年12月25日, 國民黨控制的「國大」制定了偽《中華民國憲法》, 國民黨大規模慶祝國家走上憲政之路。但是, 在解放戰爭進程中, 中國共產黨對建立「新中國」的途徑問題也有了思考和轉變。1949年9月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定為新中國的國名。9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舊中國滅亡了, 新中國誕生了!」至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對「新中國」的實踐也畫上了一個圓滿句號。同時, 國民黨敗退台灣, 它在中國大陸的「新中國」實踐也宣告終結。「新中國」之前的「新中國」發展歷史到此結束, 「新中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
近代「新中國」一詞形成的意義
從「新中國」這一名詞的發展歷程可窺見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諸多面相:庚子之役後, 梁啟超等人率先提出了「新中國」這一概念, 完成國人對於中國未來的設想。辛亥之後, 國人豐富發展「新中國」一詞的內涵, 對中國未來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立憲派一方堅持建立君主立憲式的「新中國」, 革命派則堅持民主共和式的「新中國」。五四之後, 國共兩黨成為民國政治的主角, 「第三條」道路者也改弦易轍, 提出全新主張。三方勢力對「新中國」一詞的論述表達展現出的是政黨關係的聚合和變動。最終, 中國共產黨的道路獲得勝利,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一詞也正式形成, 並完成使命。由此我們看出, 「新中國」一詞形成的意義, 不僅在於它為我們回顧近代中國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線索, 還在於它自身含義的轉變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集中體現。「新中國」名詞逐步形成和發展的歷程, 就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 也就是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歷程;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歷程, 也是國共兩黨於對中國發展道路進行探索的歷程。
首先, 通過對「新中國」一詞的考察, 我們清晰地認識到近代中國是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中國。「新中國」這一名詞揭示了近代中國的轉變帶來的深刻啟示和意義。它讓我們得出一個具有真理性的結論:「沒有近代國人的不懈努力, 就沒有全新意義上的新中國。」而作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新中國」名詞出現和內涵的發展, 更是無數中國人探索國家未來的結果。各類知識分子群體對「新中國」內涵的深化和理解的不斷加深, 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促進了近代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
其次, 近些年民族國家構建 (nation-state-building) 等概念逐步被引進中國, 並被國內眾多學者不斷引用。從清末新政到中華民國建立, 中國的政治進程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等國家觀念開始進入中國, 政治制度的建立、現代化國家措施的施行, 中國的國家機構形式發生了本質的轉變, 民族國家意義上「新中國」名詞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逐步清晰化和具體化。但是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 即使建立了共和國, 那也不等於真正的新中國。特別是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後, 「新中國」內涵的發展已經與民族國家建構完全聯繫在一起。總結起來,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建國最終理想和目標是「獨立、富強、民主、文明、統一與和諧的新中國」。沿著這個方向前進, 就是構建民族獨立國家, 創建新中國, 直至最終建成新中國。
最後, 由於國共雙方對於「新中國」名詞的理解各不相同, 導致國共兩黨探索中國未來的道路也不盡相同。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是建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而國民黨從1924年起, 經過改組實行以黨治國, 一黨專政。國共兩黨雖然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框架內相互影響, 但是雙方對於中國未來道路的方向卻是南轅北轍。抗戰勝利後, 國共兩黨對於中國未來的道路持有不同觀點, 和平談判沒能解決的問題最終通過武力得以解決。國民黨的「制憲國大」沒能讓其取得勝利反而最終敗退台灣, 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主張逐漸佔據上風, 並最終在1949年10月1日得以實現。重新回顧國共兩黨對「新中國」一詞的表達和傳播, 不僅可以指導我們面向未來, 重拾民主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對「新中國」的訴求表達和傳播, 還可以為我們提供諸多可資借鑒的政治資源, 從而實現海峽兩岸的早日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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