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一個被忽略的重大轉變

《中國外交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侯中軍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一戰對歐洲的影響重大而深遠，當歐洲各國圍繞一戰的敘事和記憶而爭議時，同為一戰參加國的中國，紀念的聲音相對弱了很多。相較於歐洲學界，中國史學界對於中國與一戰的研究相對薄弱，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歷史線索上尚存在模糊之處，有必要予以廓清。

學界更多關注的是幾個歷史節點，而在外交史自有脈絡中的一戰研究相對薄弱

提到一戰時期的中國，學界更多關注的是北洋軍閥、「二十一條」、五四運動等幾個歷史概念或節點，主要是以政爭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脈絡中的一戰研究相對薄弱。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所有的外交都有其相對應的國內政治背景，但這種背景是一種合力的作用還是競爭的關係，不能一概而論。

一戰前後的中國外交，與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息息相關。中華民國成立後，為獲得列強承認，北京政府宣布繼承晚清政府所有的條約、外債和特許，這使得中華民國成立初期的外交局面事實上是晚清外交的繼續，辛亥革命並未改變帝國主義各國的對華侵略態勢，列強在華的不平等條約體系仍然存在。然而經過工業革命的發展，歐洲內部各國的矛盾日益激化，這種矛盾在遠東地區體現在對中國問題的態度上。能有實力影響中國政治的，除歐洲各國外，還有美國和日本。

列強對中國的干預，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時期爭奪勢力範圍和利益的繼續，只不過面對的是中國內部新的形勢。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為了達成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尋求列強的幫助。究竟是誰操縱了北洋政治？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歐洲發生的戰爭是否會禍及中國，是當時北京政府主要考慮的問題

歐戰爆發之後，北京政府幾乎同日就得到消息，並抱定了對歐戰的中立態度。因交戰雙方在華各自擁有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歐洲發生的戰爭是否會禍及中國，是當時北京政府主要考慮的問題。此時北京政府對國際法的掌握和了解已經非常深入，於是冀圖運用通行的國際規則，盡量避免受到戰爭的影響，其宣布中立之舉，亦屬依據國際法做出的應對策略之一。宣布中立之前，北京政府最關心的是近鄰日本採取何種行動。在宣布中立時，北京政府並未預想到日本將會加入戰團，在未得最佳外交形勢的情況下，於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中國宣布中立後，日本很快緊隨英國於8月23日對德宣戰，隨後出兵中國山東，攻佔青島及膠濟鐵路。巴黎和會上中日紛爭和交涉的根源自此種下。

如何收回山東權益，成為一戰爆發後中國政府面臨的關乎自身主權的重大問題。其核心當是設法收回被日本侵佔的膠州灣、膠濟鐵路及相應的權益。達到此一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徑，莫過於參加戰後和會，於會上伸張自身的權利及主張。

為了獲得參會資格，中國方面進行的外交交涉及國際活動大體可分為兩個線索：一是尋求參戰，結果是當然地加入和會，在會上維護自身利益；二是不參戰，但加入和會，並運用各種手段達到維護自身權利的目的。尋求在不參戰的情形下達到加入和會的目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考慮。

從准條約的視角而言，華工赴歐是中立時期北京政府的變相參戰行為之一。日本則不甘心交還山東，遂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妄圖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獨霸中國。英國方面的檔案表明，英國對日本有意利用英日同盟加強其遠東霸權的做法非常不滿，在施壓中國接受「二十一條」的同時，亦逐步認識到日本的野心，為戰後解散英日同盟埋下了伏筆。

在尋求參戰的道路上，曾經出現了一個非常有利於中國的環境

1915年11月，為了杜絕德奧兩國在華進行的針對協約國的活動，俄國與英法兩國商議後，建議中國驅逐在華德人進而對德絕交，並許諾貸款給中國擴建兵工廠。雖然俄、英、法為中國對德絕交進行了相當的外交努力，但日本此時堅決反對，中國錯失了此次加入協約國陣營的機會。

美國參戰後，中國朝野上下為是否對德絕交和宣戰展開討論，派系政爭夾雜其中。北京政府對德絕交並宣戰，雖然是段祺瑞皖系軍閥在政爭中佔得上風，但多數人已意識到參戰利大於弊。因此，政爭是否損害了外交決策的選擇，確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

從程序上而言，斷絕國交與加入戰團，本屬兩事。單純絕交事實上並未脫離中立狀態，而加入戰團便為宣戰，這種從程序上的區分對於判斷府院之爭的是非曲直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中國參戰並非如以往所認識的那樣只是名義上的參戰

華工在歐洲戰場冒著生命危險工作以及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亞都是中國對戰爭的貢獻。最初法、英等國來華招募華工時，北京政府雖然為維持中國的中立身份，刻意避免以國家的名義進行，但事實上，這種招工方式必然具有國家性質。北京政府甚至希望能通過華工出國，換來協約國對中國出席戰後和會的承諾。

《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簽訂是北京政府在困境中的主動作為，外交方針的背後有深刻的國內政治背景。中國出兵西伯利亞，目的在於爭取外交上的主動及戰後和會中較有利的地位。廣義上的出兵西伯利亞，還包括出兵外蒙古。北京政府趁機收回了外蒙古的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管轄之下。

參戰標誌著中國外交政策從消極迴避轉變為積极參与，北京政府後期的積極外交可說由此發端

中國參戰之前的和會籌備，主要以加入和會為目的；參戰之後，加入大會已經不成問題，中國應採取的外交方針成為籌備會議上討論的主要內容。

中國參加一戰，實因山東問題而起，預籌參加和會的種種努力，最初亦屬為收回山東而設計，但在出席和會的準備討論中，並未提出山東問題。較為合理的解釋或為：由於日本一再宣言將歸還青島，因此政府並不認為這屬於一個主要問題，而是將注意力轉到更為宏大的廢約問題上，力圖藉此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山東問題是隱含在中國與會宗旨之內的當然內容。又由於山東問題的解決主要是以日本為對手，因此何時以及如何向大會提出，必須在摸清日本的方針以後方可著手。陸征祥過日時與內田的談話，已經使其大致了解了日本的方針，不單獨對日是中國參戰前內部就已經達成共識的外交策略，此策略與日本的方針針鋒相對，不得已，到達巴黎後陸征祥決定在和會正式提出山東問題。

已經有研究總結認為，近代以來，中國被動地捲入世界體系，面對的是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國對世界問題很少發言。一戰爆發後，中國雖然嘗試守住自身利益，但中立的政策並未達到效果。1917年，中國終於對德宣戰。可以認為，參戰標誌著中國外交政策從消極迴避到積极參与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北京政府後期的積極外交可說由此發端。參戰使得中國獲得了加入戰後和會的機會，中國能夠參加巴黎和會，闡明自己的觀點，在國際舞台上做一出色的亮相，其本身便是很重要的。「參戰不能解決中國所面臨的一切問題，但參戰為中國提出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是明智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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