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先進」章正解
《論語》「先進」章正解
（此文作於2005年，刊發於《湖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摘要]漢儒把「先進」和「後進」理解為一個歷史文化概念，固然是毫無根據的臆說；劉寶楠將「先進於禮樂」解釋為先學習禮樂而後做官，也有增字解經的弊病。「先進」章實際上是一個完整的假設句，準確地表達了孔子對選拔政治人才的看法：不論出身如何，在禮樂修養上人人平等。「先進」「後進」是一種假設的對比關係，而非事實的對比關係。
一
「先進」章為《論語·先進篇第十一》之首章，凡26字：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論語》一書，相傳原為兩部，各由今本《論語》的前後十篇構成，古人分別稱之為「上《論》」和「下《論》」（蔣伯潛在《經學纂要》中從編製、文體、議論，以及對孔子的稱謂與所記孔子之事實等多個方面，對上下《論》進行了比較）。下《論》作者將「先進」章作為全書的開篇，無疑認為此章表述的觀點在孔子思想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由於「先進」、「後進」、「君子」、「野人」等術語的存在，這26個字卻成了《論語》中最為令人費解的一章。
從《論語》以及有關孔子的其他文獻材料來看，君子和禮樂都為孔子所推崇，而且二者應當是統一在一起的，可這裡卻正好相反，君子成了禮樂的後進者，野人倒成了禮樂的先進者。這是怎麼回事？
古來《論語》學者對此作過許多不同的解釋。有很多人把「先進」和「後進」理解為一個歷史文化概念。至於具體所指，則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看法：（1）有人認為，「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其理由是，「三代以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況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力也。所以夫子欲從三代之盛時。」[1]（2）有人認為，「先進」指五帝以上，「後進」指三王以下。其理由是，「五帝時淳素，質勝於文；三王時文質彬彬，益野人而為君子。自時厥後，文益盛，文又勝於質，遽欲其彬彬還為君子不易得，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孔子從先進，非重野人輕君子，正將由野人而至君子也。」[2]（3）有人認為，「先進」指殷以前，「後進」指周以後，其理由是，「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3]此外，還有人以「先進」指魯襄公魯昭公、「後進」指魯定公魯哀公[4]，以「先進」指武王周公之時、「後進」指春秋之世[5]。除了理解為歷史概念外，還有一些人把「先進」「後進」理解為「仕先後輩」，或年齡上的前輩後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二
對於這些解釋，今人楊伯峻在其所著《論語譯註》中認為「都不恰當」。他認為可取的是清人劉寶楠在其所著《論語正義》中的解釋，並以此為本作了如下翻譯：
孔子說：「先學習禮樂而後做官的是未曾有過爵祿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後學習禮樂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我選用人才，我主張選用先學習禮樂的人。
劉寶楠認為，「先進」、「後進」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時代，而是同一時代的兩種不同的人。用他本人的話說，即是：「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為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為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6]這一見解本諸盧辯、宋翔鳳等人，與上面所引其他解釋相比，確實最為符合孔子的思想主張。因為正如楊伯峻所說，「孔子是主張『學而優則仕』的人，對於當時的卿大夫子弟，承襲父兄的庇蔭，在做官中去學習的情況可能不滿意」[7]。
但是，劉氏的見解也有兩個致命的漏洞：其一，劉寶楠把「先進於禮樂」與「後進於禮樂」理解為先學習禮樂後做官與先做官後學習禮樂，缺乏文獻依據，犯了增字解經的錯誤。其二，從《詩經》《儀禮》等較為可信的先秦典籍來看，君子指的不僅僅是卿大夫，還包括士；其三，即使以卿大夫階級而論，其子弟們先有了官位而後學習禮樂的情況在孔子時代固然十分普遍，但先學習禮樂而後做官的人無疑也是很多的，甚至是佔主流的。因為，在孔子及其以前的時代，周王朝及其所屬的諸侯國普遍實行一種「國野」分治制度，將一國所屬的全部人口依職業分為士農工商四種。士、工、商住在「國」（即城市戶口），稱「國人」；農住在「野」（即農村戶口），稱「野人」，也稱「庶人」。凡具有「士」以上身份的人，在當時都稱作「君子」。《國語·齊語》載，春秋初葉管仲治齊，將齊「國」分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將「野」分為五屬，每屬三十鄉。按當時規定，四種職業世代相襲，不得改變。這即是管仲對齊桓公所說的「士之子恆為士」「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農之子恆為農」。「士之子恆為士」，即只有士鄉的人才有成為士的資格，但這並不等於說，出身士階級的人都可以直接去做官。要真正取得士的身份，還要接受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內容的六藝教育，所以當時貴族社會的子弟10歲左右就要進「小學」學習。至於「野人」，只能世世代代做農夫，除了在生活中保有婚、喪等習俗性禮節外，周代貴族社會紛繁的禮樂生活和他們是無緣的。我們今天見到的記載周代禮樂生活的《儀禮》，其具體篇目都要標以「士」字，即是這種歷史現實的反映。怎麼能說「先有了官位而後學習禮樂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呢？因此，劉氏把在做官中學習禮樂視作卿大夫子弟的通例，顯然與歷史不符。楊伯峻在對劉氏的觀點略有取捨時所提出的「孔子所謂『先進』一般指『士』」，更是沒有任何歷史依據。「野人」獲得學習禮樂的機會和權力，是到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才出現的新情況。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由於「野人」力量的增長，特別是由於當時日益加劇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要求貴族集團調動「野人」參戰的積極性，原先由士大夫階級壟斷的政治特權被迫向「野人」開放，運行了幾百年的國野制度開始動搖。「野人」中希望取得君子身份的人，紛紛出外學習原先為貴族階級所獨有的禮樂文化知識，以便尋求仕宦的機會。在孔子所開辦的私立學校中，即有不少出身「野人」的學生。與此同時，原來「士」以上家庭出身的君子們厭學和不懂禮樂並因此在政治活動中鬧笑話的例子也日益增多。不過，從孔子時代的總體情況來看，在為做官而學習禮樂的人中，出身於君子階級的人仍然處於多數。因此，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理解為野人先學習禮樂後做官與君子先做官後學習禮樂，不但是缺乏文獻依據而且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三
把「先進」和「後進」理解為一個歷史文化概念，固然是毫無根據的臆說；將「先進」「後進」解釋為先學習禮樂而後做官與先做官後學習禮樂，也有增字解經的弊病。那麼，孔子所說的「先進」「後進」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認為，解開這一謎團的奧秘在於「如用之」的「如」字。事實上，「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陳述句，它們和下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是一個無法分割的整體。「先進」與「後進」是一種對比關係，但這種對比在本章中是假設的，是「如用之」的一個前置從句，並不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現象。
全章應作如下理解：
孔子說：「假設有兩個人在這裡，一個人已學好了禮樂，但他出身於野人，一個人還沒有學好禮樂，但他出身於君子，由我來選拔人才的話，我要選拔已先學好了禮樂的那一個（儘管他是一個野人出身的人）。」
這樣理解不但避免了前人曲解史實的弊病，而且能夠準確地體現孔子的政治思想。在孔子時代，由於野人開始獲得學習禮樂和從政做官的機會，統治者在選拔人才時必然會遇到一種矛盾的情況：到底是優先選拔貴族子弟還是優先選拔平民子弟呢？從當時廣大貴族集團的階級立場出發，優先選拔貴族子弟肯定符合他們的本來願望。但是，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又出身「貧且賤」的孔子則不同，他對野人「先進於禮樂」以求分享貴族階級的政治特權這一新鮮事物持完全肯定的態度，並以「有教無類」的原則開辦私學，為各階層的人學習禮樂提供機會。針對當時既有「先進於禮樂的」的「野人」又有「後進於禮樂」的「君子」的情況，孔子認為，在選拔政治人才時，應當拋開階級的偏見，做到在禮樂面前人人平等，與其選拔「後進於禮樂」的「君子」，不如選拔「先進於禮樂的」的「野人」。
前人在解釋「先進」章時之所以全都陷入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關鍵原因在於他們在閱讀《論語》時把《論語》看得過於神聖，以致錯誤地理解了「先進」章所收錄的這條孔子語錄的語法結構。他們沒有把「先進」章理解為一個完整的假設句，而是部分的假設句——把處於前置狀語的「先進」「後進」兩句看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對比關係，而非假設的對比關係。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避免地要在歷史上和文獻上去尋找事實上並不存在的「野人」「先進於禮樂」而「君子」「後進於禮樂」的依據了。
[1]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二十二引孫弈《示兒編》。
[2]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二十二引《論語補疏》。
[3]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二十二引《群經補義》。
[4]邢昺：《論語註疏》。
[5]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二十二引《論語稽》。
[6]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十四。
[7]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年，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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