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過他的墓地，漢武帝總會下馬致意，因為他解決了一個絕世難題

周秦鼎革，中國經歷了從封建制向郡縣制的轉變。而郡縣制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著相互對立的雙面性。

一方面，郡縣制與專制連體共生，暴露出其殘酷性。秦滅六國的血腥，統一之後治理天下的殘暴，及最終的二世而亡，將這一制度的弱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另一方面，郡縣制又打破了封建公卿世襲（天下郡縣守令皆為異姓），使士人、平民都有參與政權的機會，在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包含了「天下為公」的理想。

對此，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評論說：「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王夫之敏銳地指出了郡縣制（天下為公）與皇權（謀一家一姓之私）二者之間的張力。

漢承秦制後，這一制度的張力也一併被繼承下來，成為籠罩在漢帝國上空的陰霾。亡秦之痛，殷鑒不遠，執劍人漢武帝也不得不思慮久安之策，於是有了召舉天下有學之士來面壁的舉措。

而破壁人便是董仲舒。董仲舒從帝國的根本問題入手，試圖在理論和制度層面克服郡縣制的固有矛盾。董仲舒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建國與立國的矛盾，即西漢政權的合法性與統治秩序的穩定性之間的矛盾。

西漢得以建國，是因為劉邦反秦以及在之後的楚漢之爭中成為勝利者。用儒家經典《易·革》中的話來說，這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經過文景之治，西漢的國力得到了空前發展，但統治階層內部矛盾開始激化（七國之亂），社會問題也不斷積累，更讓漢武帝產生了猶如寢於「積薪」之上的危機感。如何保有天下、建立和諧穩定的秩序，成為他面臨的首要問題。

對於漢武帝這個執劍人而言，革命是漢朝的建國之本，忠君則是他的立國之本。很顯然，按照既有的論述，革命與忠君之間存在著難以共存的矛盾。

這個時候，董仲舒出手破壁了。他寫下了《堯舜不擅移湯武不擅殺》一文，從理論層面解決了這個問題。文中，董仲舒一改儒生轅固生單純從人心向背立論的做法，而從 「天命轉移」立論。

這顯然要高明得多，因為人心向背論過分地強調暴力革命的道義性和正當性，很容易被世人效仿，而天命轉移論則難學多了。

天命轉移論首先確認了「皇帝」作為「天之子」的崇高地位和神聖尊嚴，進而指出皇帝作為天之子，得天下是天給的，你不能拒絕，也不能隨便給別人。比如，堯舜禪讓不是隨便禪讓，而是上天讓你讓位；武王伐紂不是篡奪，而是上天讓你上位。

這樣，董仲舒便將孟子和荀子的人心向背論，成功地轉換成天命自我實現的神聖授予論，將西漢政權的合法性，從革命奪取轉向了君權天授。那麼，上天決定讓誰當皇帝，主要是取決於什麼？德性，是否有足夠令人民安居樂業的德性。

由此，董仲舒徹底解決了這個令漢武帝蛋疼的問題。當然，他也埋下了一個彩蛋——用天命來約束皇權：皇帝作為天之子，要聽上天的話，可不能亂來，否則上天會示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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