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為什麼能成功？

德國、日本等經濟體的發展經驗沒有得到客觀總結，美國經濟學思想主要傳承歐洲，思想層面的創新不多，因此，總結中國經驗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具有經濟學學理意義。

過去40年，中國發展的經驗之一是政府助力市場，通過積極運作，快速推動企業進入市場。政府此舉的動力在於，經濟發展不能只靠老企業擴張，而要靠新企業進入，在制度安排上，由於GDP考核的約束，更由於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是企業稅，政府必須扶持新企業進入市場，從而打造未來稅源，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來源|新財富雜誌（ID：newfortune）

作者|李稻葵

原標題|《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學總結之一| 政府扶持企業，中國做對了什麼》

2018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40年紀念。改革開放的40年相比過去30年、20年有哪些特殊的意義，有哪些成功的基本經驗，毫無疑問值得深入總結。其基本目的，是對改革本身的規律進行探索，是為了推進接下來的改革。這是歷次改革開放紀念活動的共性，也是政治學學者肩負的重要責任。

40年改革開放紀念的特殊性還在於，中國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國際事務上，傳統的主導國際事務的大國，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後撤。與此同時，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治國理政和經濟發展模式方面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初現端倪，過去40年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應該說已經使中國的經濟體制基本成型。因此，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特殊意義就是，要認真總結哪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哪些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而加以完善。

這一工作具有非常現實的國際意義。在國際社會，有很多人指責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中國與市場經濟的要求越來越遠、中國是國際貿易不公平的參與者，甚至是盜竊者。因此，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必須認真地梳理過去40年發展歷程中，中國經濟有哪些基本的經驗值得總結，並將其上升到經濟學理念的層面，講清楚這些理念在哪些方面比傳統的理念更為合理，更值得經濟發展的後來者如非洲國家借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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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美髮展對經濟學創新貢獻有限，總結中國經驗意義深遠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最顯著的特徵和基本的經驗中，應該說沒有很大爭議的，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不斷地理順、創新。高度概括地講，中國的基本經驗就是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一直在幫助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二者在同向使力。政府努力的方向，總體上講與市場一致；市場的發展，總體上講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培育。

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歷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並不完全屬於首創。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義大利、日本這些趕超型經濟體在發展最快的時期，都有政府幫助市場經濟發展的情況，德國統一後的俾斯麥政府還創立了一系列創新性經濟制度，包括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在國際貿易領域，德國、日本等國都採取了相當程度的貿易保護措施，目的是培育本國的產業。很不幸的是，由於這些國家都走向了軍國主義道路，以致其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在全球範圍內沒有得到客觀的總結。伴隨德國經濟起飛的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曾極力主張政府幫助市場發展，實行關稅保護，但隨著德國一戰的失敗，這一學派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影響力也讓位於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所整合推出的新古典學派，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完全佔了上風。

而美國的經濟起飛歷程相當特殊。美國直到一戰前夕，仍然是一個極其封閉、靠高關稅壁壘保護的經濟體。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位國父級別的大思想家，他極力主張美國應該走政府強力干預和扶持新興工業的道路，美國也應該推行強力的貿易保護。不過，漢密爾頓在政治上最終輸給了托馬斯·傑斐遜，其宏偉的治國理政願景最終沒有得以實現。但是，漢密爾頓留給美國的最大經濟遺產就是他以美國的高關稅作後盾，建立了統一的聯邦國債市場，為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美國人至今必須感謝漢密爾頓的遠見卓識。

很可惜的是，由於美國早年缺乏經濟思想家，再加上美國國內政治主譜系是強調民眾自由，盡量減少政府干預，因此，美國早年非常成功的經濟實踐並沒有被上升為經濟學思想。至今為止，可以稱得上美國本土原生的經濟學思想家，無非是凡勃倫以及康芒斯。凡勃倫的貢獻是批判，他批判的是美國新興富貴階層的炫耀式奢侈消費，而康芒斯則強調製度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但是其理論比較分散，以至於很快被戰後科斯、諾斯、威廉姆斯等新制度經濟學派所淹沒。總體上說，美國經濟的偉大崛起沒有給經濟學思想領域帶來應有的烙印。

戰後美國的經濟學思潮，主要傳承的是維也納學派和英國凱恩斯學派的思想。維也納學派影響的是芝加哥學派，其代表人物當屬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凱恩斯經濟學思想傳到美國，影響的則是東西兩岸的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的阿爾文·漢森教授搖旗吶喊，爾後帶出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數學功底的經濟學家，其代表人物有保羅·薩繆爾森等。總體上講，美國經濟學儘管在戰後成為了世界經濟學界的主流，但是其思想主要是傳承歐洲包括英國的，思想層面的創新其實並不多。

在這個大背景下，今天我們認真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經驗，對於推動世界範圍內經濟思想的進步具有深遠的經濟學學理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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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做對的一件大事，政府推動新企業入市

那麼，過去40年，中國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方面主要做對了哪些事情呢？我想，在三件大事上，中國的實踐是有探索、有心得，非常值得總結的。

第一件大事，是通過政府的積極運作，快速推動了一大批企業進入市場。經濟發展最基本的經驗就是不能靠老企業的擴張，而更多的要靠新企業的進入。回想一下，當年如果沒有福特等企業的創立，美國的汽車行業不可能有今天，美國的經濟也不可能有今天。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兩個教授試圖研究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發展，並寫了一本非常接地氣的書，名字就叫《從零開始》（Start All Over），基本觀點就是蘇聯和東歐國家必須鼓勵新企業的進入，因為改革舊的企業是極其艱難，甚至完全不可能的。

回頭來看，中國的發展恰恰走的就是這一條道路。今天中國發展最活躍的地區，比如深圳，過去是漁村，沒有任何的產業；而今天發展相對困難的地區，包括東北，是老企業林立的地方，幾輪的改革下來還沒有完全成功。再比如，江蘇、浙江一帶的新企業踴躍創立，才帶來了當地經濟的蓬勃發展。

那麼，中國是怎樣鼓勵一大批企業迅速地進入市場，從而避免了蘇聯、東歐式困難呢？有人講是完全放開市場，由企業家尋找資源，自我發展。從理論上講，這個說法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一切放開，一切自由，企業就會蓬勃地發展。但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並非如此。

中國企業進入市場，絕大部分是企業家自己開球，踢出第一腳，而不是政府搞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但很多企業都得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某種方式的幫助扶持。當然，政府的許多條條框框也限制了企業的進入，這些條條框框是改革的對象。幾乎所有成功的企業都是尋找到了政府的直接支持，甚至是資金的支持，打破條條框框，最後成功的。

看看幾個具體的例子。百度、搜狐等互聯網企業在創辦初期，自然是困難重重，各種各樣的政府限制都有，但是北京市中關村科技園區也給了它們各種各樣的優惠條件，包括稅收減免、辦公用地補貼、人才引進等等。

這類情況在傳統的製造企業身上可能更加明顯。上世紀90年代初，江蘇江陰有一個小型的農機修理廠，總經理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上海大眾汽車需要配套零部件，他當機立斷，登門拜訪。上海大眾提出了苛刻的條件，要求他必須用進口的注塑機和模具生產。當地政府竭力支持，動用了政府的外匯額度，幫助這家企業進口了相關設備，令其得以迅速投產，獲得了極高的早期投資回報率。如今這家企業已經成為給寶馬、賓士等主機廠配套生產零部件的知名上市公司。

再舉個例子，某沿海城市近年來推出了院士創業港項目，拿出十幾億元財政資金吸引院士來該地創業。我問他們為什麼願意拿出真金白銀，當地的政府人士告訴我，這項開支很值，因為他們所吸引的都是精心挑選過、具有一定產業潛質的院士，眾多創新企業中只要成功一兩個，其未來所創造的稅收就一定能夠遠遠超過政府給予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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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扶持企業，動力在於稅源來自企業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政府機構，尤其是地方政府，會有意識地幫助企業家克服各種障礙，成功創業呢？這當然有政治上的因素，因為各個地方政府的考核標準中都有GDP。唯GDP論英雄肯定是有偏差的，但在經濟發展的早期也是有必要的。去年筆者參加哈薩克的阿斯塔納經濟論壇時，應邀參加了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召開的座談會，我對他的建議是，要儘快編製和公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指標，包括GDP，通過經濟指標的競賽，調動地方官員的積極性。

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積極扶持企業進入創業和市場領域的另一個動力是財政稅收。許多地方政府，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的政府，很會算經濟賬。他們的財政稅收主要來自於企業，而不是消費者和居民。也就是說，房產稅、個人所得稅不是各地區的主要稅收來源，其主要稅收來自企業，所以，扶持新企業進入，是創造未來財政收入最主要的方式。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個經驗總結。

具體說來，對企業徵稅，比對個人徵稅更能夠讓地方政府與經濟發展的主體緊密地結合。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是企業稅，它一定會扶持未來的成功者，前提是地方官員有一定的長遠眼光而非貪圖眼前的物質利益。他們甚至會在短期內出台一些補貼政策，打造未來稅源。而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是個人所得稅、消費稅或者房產稅的話，那麼，地方政府主要的動力就是希望本地有更多的納稅人居住、幫助他們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本地房價。而影響本地居民人口、居民收入水平、房價水平的因素太多太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就像上面所分析的，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最直接的動力就是新企業的進入，地方經濟要發展，必須有大量新企業快速進入，地方政府必須要對此予以支持。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地方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必須是企業，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條具體經驗。

註：《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學總結》系列共三篇，將陸續在新財富刊出，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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