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為官不自由：作為教育部副部長的陳布雷

作為民國時代要員的陳布雷（1890—1948），倒是「能上能下」，他先前做過浙江省教育廳長，當過教育部副部長（先後任常務次長、政務次長），還又能返任教育廳長，真是有從容淡定之氣度、不卑不亢之胸懷，難能可貴。

就操守與道德而言，陳布雷是那代知識精英中的一流人物，就民國時代的官場而言那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少有之書生典範。然而，這樣一個大人物，卻不免一個悲劇的結局。1948年，在國共逐鹿、大局已判的背景下，決然自戕。自殺的選擇，在哲學上當然有其特殊的意味，乃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並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1〕。但就個體而言，也不過是一抔黃土、棄絕世間而已。到了陳佈雷的臨死之際，也不過是「生有何歡，死又何苦？」一個世所公認的精英人物，臨到頭來竟是這樣的結局與心態，實在不免讓人心生悲憫之情，竟何以哉？

陳佈雷的一生，皆因與蔣介石發生輔佐關係而起。當初在上海之時，陳布雷作為報人可也是真有「妙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的新聞人之風骨，其筆下生雷，真是有一桿筆勝過千支毛瑟槍的感覺。他終究是書生意氣，擋不住蔣介石的禮賢下士，終於許以驅馳。就蔣、陳關係而言，不可謂沒有相知之交，這樣的患難與共和知遇之感，比起「不能共享樂」的其他政黨的「主從關係」還是讓人更生敬意。日後，他更是成為蔣介石的股肱之臣，雖然在官爵顯要方面不能算是位極人臣，可若論與權力中心的親疏，那可是極少有的屬於蔣氏的「智囊」人物。

陳布雷出任教育部次長，是在1930年12月。按照陳氏自述，在擔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期間，「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為儘力」，具體言之，包括以下這些方面：

（一）整頓勞動大學，停辦勞大附中，並貫徹勞動大學停止招生之命令，（二）平定清華大學風潮，（三）厲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四）整頓光華大學，以部令停止教授羅隆基之聘約，（五）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法工學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調整北平大學組織（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長）。〔2〕

這些事件，除了一項是制度性措施之外，其他五項是關於七所大學具體事務的個案。真是如他所說的，是在解決學潮與調整大學問題，這七所大學，北平三所，即清華、北平大學、北京俄專；上海四所，勞動大學、光華大學、上海法政學院、中法工學院。其時政務次長李書華（1890-1979）的回憶也基本印證了這點：「我在教育部任政務次長時期與布雷特別注意者，為調整大學教育與慎選國立大學校長。」〔3〕大學畢竟以求學治學為根本，所以，適當整治學潮其實是一個基本條件，蔡元培雖然會營救學生，但也同樣並不支持學潮，所以站在教育行政官的角度，處理學潮、調整大學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陳布雷與秘書

「九·一八」事變之後學潮風起，「政府始終持和平嚴正態度，從未採取壓迫方法，故終未發生衝突」〔4〕。這雖僅一家之言，但可以見出作為書生的教育部領導人的苦心經營。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大學校長人選問題。王世傑曾對這點很感遺憾：「近來教部對於大學校長人選問題，措置極感艱窘。一方面人與校須相宜；他一方面相宜之人選卻未必能得政府信任通過。年來予對於大校校長人選，頗覺無所貢獻。」〔5〕而李書華則很自豪地說：「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滿意的並不多，我為清華選擇了這位校長（指梅貽琦，筆者注），卻是我最滿意的一件事。」〔6〕可以說，這也是李書華、陳佈雷的教育部時代的一個重要貢獻吧。

我們可以見到，陳布雷基本上沒有任何政績性的「建樹」，譬如在重要的制度建設方面。作為新聞界名人的陳佈雷，曾擔任多家報社主筆，其文章曾叱吒一時之風雲，充滿了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否則也不會被蔣介石一眼看中、求賢若渴且鍥而不捨。可為什麼在「入幕」之後，其獨立人格竟似蕩然無存，當年的那種銳利精神竟何處去也？對於陳布雷出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任務，蔣介石曾有指示：「教育為革命建國要計，凡事當請教於吳、李、蔡諸先生，然必勿墮入派別之見，總之不可拂李、蔡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順從李、蔡之意見，宜以大公致誠之心，斬絕一切葛藤，而謀所以整頓風氣，至於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頓大學教育與整肅學風之政策，則須排除萬難以貫徹之，不以人事關係而稍為遷就也。」〔7〕

說到底，陳布雷之接任教育部，乃在於李石曾、蔡元培兩大派系的激烈衝突，迫使原任部長蔣夢麟去職，候選人高魯又不能通過，所以蔣介石自以行政院長職務兼任教育部長，以李書華為政務次長，而陳布雷任常務次長。這是一種折中解決問題的「和稀泥」方法，而李書華雖堪稱「李氏系統中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但畢竟是「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8〕，擺不掉李石曾系的留法背景，而陳布雷則來自「天子腳下」，其作用之關鍵不言自明。但陳布雷基本一稟其書生從政本色，不帶私人，而與主官相處甚洽，可謂任期雖短，但倒也能明白休養生息之理，沒有去張羅什麼政績工程，揮動權力大棒與金元誘餌，否則教育界的景象又不知要做怎樣的風雲變動了。如果再考慮到兩官同齡以及中國曆來的「瑜亮情結」因素，就更難得了。

這當然也與實際主政的李書華的學者本色密切相關，他長期任北平研究院的主事副院長，對學術和教育是懂的。而也正是那個時代行政官人選的書生本色，能建立起一種弱政府的可能，其實柔弱往往勝剛強，民國時代教育往往被論者稱道，這些行政官們的「據雌守弱」是否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呢？而他們顯然不是不明白大政處理上的策略，而且驚人一致：「我與布雷商定辦事手續，凡以兼理部長名義發出的公文，均由我二人會簽負責；重要者隨時報告蔣公。」〔9〕

所以追溯歷史，我們很感嘆這兩位居高位的同事的惺惺相惜、顧全大局、君子之交。在李書華心目中：「我與布雷系初相識，共事不久即知其才而有遠見，且為人小心謹慎，坦白公正，遂相處甚融洽，成為好朋友。」〔10〕陳布雷則說：「潤章（即李書華，筆者注）篤實長厚，初相遇猶不相知，繼則性情浹洽，知余坦白無他，同為書生本色，遂極相得焉。」〔11〕可惜的是，這樣一對黃金搭檔，並未能在教育部的位置上大展長才。李書華是1931年底辭職的，陳布雷則迅即被推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九·一八」事變之後更是每日很少到教育部辦公。在教育部副部長的位置上，陳布雷待的時間短暫。從世俗的眼光來看，陳佈雷的仕途真是一帆風順，在高層位置上如此頻繁變動，正是深得高層信任的標誌。然而，對於作為一個具有傳統士人風骨的知識分子，陳布雷對自己的從政生涯卻充滿了無奈與無力之感。

從這段關於中等教育的論述，我們可以略窺陳佈雷的無奈於一斑：「至於中等教育，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對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學產及普及小學教育與義務教育為主，獨對於社會教育部分，余主張質、量並重，而司長李蒸（雲亭）專務擴充各省社教經費，以李次長信任雲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態度焉。」〔12〕這段話意味甚為豐富，值得細加體會。一是關注的範圍，從大學教育拓展到中等教育、地方教育、社會教育等部分，顯示出教育部掌控管理全局的思維；二是似因派系流脈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社會教育司司長的觀念不同，而不得不屈己之見。而提到的李次長，自然是時任政務次長的李書華。

李書華與陳佈雷的私交頗好，所以兩人在大政上必盡量取統一意見，但這並不排除彼此之間的觀念差異。其實只要有共事，又如何能沒有矛盾？能克己而奉公見大局者可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像陳布雷這樣的高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方面我們會慨嘆「文人為官不自由」，陳布雷品行之高潔，本可去學陶靖節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可他卻終於慨然入世作為官的事業，如果僅是理解為對某個恩主的「士為知己者死」似乎也過於狹隘，其實他所貢獻的，也是給這蒼涼官場的一種力行者的形象與意義。畢竟，官場——政治場域的人物，是精英，他們的言行舉止、倫理觀念，在實踐範圍內引領一個民族的前進。好人當政，又如何是不重要的呢？更不用說作為此類精英的理想、品質和見地，客觀上都會樹起一面鏡子，可能用處不是立竿見影，但未必就一點用處沒有。

注釋：

〔1〕（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自殺論——社會學研究》，馮韻文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頁。

〔2〕〔7〕〔8〕〔12〕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39、139、140頁。

〔3〕〔4〕〔6〕〔9〕〔10〕〔11〕李書華：《李書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52、145、144、145、145頁。

〔5〕1937年5月22日日記，載王世傑：《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一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53頁。

【來源：《書屋》2011年第4期 文/葉 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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