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這麼精明的一個人怎麼會選擇稱帝？

袁世凱當然很精明，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壞就壞在，他不知道弄個宣傳部門啥的。

皇帝本不是什麼壞東西。直到今天，英國有女王，日本有天皇，那就咋地了？人家不照樣好好的？辛亥之後，中國名義上是沒有皇帝了，或者說暫時有了也被轟下去了。但是誰能否認，中國遍地還都是大大小小的皇帝？也許正是基於這些層面，袁偉時老師才一再否認所謂的辛亥革命一大功績乃是推翻了中國兩千年的帝制。皇帝，在中國不就是換個名頭的事兒？民間老百姓都知道，剃頭改叫理髮，娘改叫媽，你哄誰哩你？

一句話，有個皇帝名稱，也沒啥大不了的；沒有皇帝名稱，也可能很恐怖的。問題是，傻傻的國人哪能弄清這些？還不都是跟著輿論宣傳走的？

對於袁世凱來講，他本來的政治理念就是君主立憲制。是革命黨在南北和談時，咬住共和不放鬆，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才妥協的。本來是袁世凱想用君主立憲招革命黨的安，結果卻是革命黨用民主共和招了袁世凱的安。

妥協之後，袁世凱也想好好共和來著。可是一個因人而設的臨時約法，加上一個革命黨控制的國會，弄得他啥事也幹不成。革命黨嘛，賊不好對付了：第一，破壞是他們的職業特性；第二，知識儲備不足；第三，為目的不擇手段的德行和自認正義而泛濫出產的道德優越感讓他們敢做任何沒有道德底線的事兒。精明的袁世凱看穿了他們，他的稱帝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被革命黨的這種無良無德倒逼的，只是他沒想到，革命黨正好可以利用稱帝這件事，把你打到十八層地獄去。

對袁世凱來講，稱帝，可以是部分回歸傳統，也可以是模仿德日英。

回歸傳統不叫啥。現代化遭遇挫折，回頭去傳統里尋找資源，也是可選項目。這無關黑白，只是現代化道路上的頻繁試錯與工具調換而已。還好，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觀點，很討厭袁世凱的庄士敦借用一個法國神父的觀點評價曰：「他也認為，如果與當時中國所能建立起來的議會制度相比，袁世凱如果能夠延續其獨裁統治，將會給國家帶來更多的利益。他說：『袁世凱打破了國會對國家束縛的不利景況，顯示出他有能力把那個民族從毀滅中引導出來。』」

袁世凱回歸傳統的舉措有很多：尊孔、復古、尊崇清室、修正《大總統選舉法》，當然，帝制也可以算入其中。其實我們也並不用糾結袁世凱的洪憲到底是中國式的帝制，還是英德日式的君主立憲制，非常時期，摸著石頭過河，你知道能摸到哪兒呀？

學貫中西，一代啟蒙大師，民國第一任北大校長的嚴復，終身反對革命共和。武昌起義後他給莫理循寫信曰：「按目前狀況，中國是不適宜於有一個像美利堅共和國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國人民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30年的變異和同化，才能使他們適合於建立共和國。」

對比今天，你就不得不承認，嚴復這30年說得有些太少了。史者喜歡說嚴復晚年消極保守，其實是他們性子急，把革命搞成了傳銷，想一夜暴富跑進共和，結果人仰馬翻，損失慘重。嚴復一直是嚴復。他的政治理念，原先是洋務維新，後來是君主立憲。這種中庸厚道穩健的走法，既不討好革命黨，又不討好革命黨傳銷之下的民眾。

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美國政治學會創議人、中國外交與國際法方面的大才子顧維鈞的博導，美人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成為袁世凱走向帝制的理論支撐。這是個稱職的法學顧問。基於共和政體中三權分立的平衡，他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後來的《天壇憲法草案》都是持反對態度的。他認為，兩個憲法都採用法國式的內閣制，根本不適合中國。中國是個大國，亂源甚多，所以中央行政權應該強勁有力。更鑒於國會中黨派偏見太深，導致國會一權獨大，所謂的三權平衡，特別是行政權被壓成個橡皮圖章，很讓古德諾不以為然。所以袁世凱二次革命勝利後一系列的集權措施，既有本能的政治倫理選擇，也有古德諾的理論支撐。

對袁世凱來講，稱帝，也可以模仿德日英。袁世凱的小夥伴唐在禮說：「袁世凱羨慕日本明治的勵精圖治，更羨慕稱霸全歐的德皇威廉第二的強權政策和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加之德國公使們與老袁小袁父子兩個的交情，特別是小袁在德國療傷，親眼看到了德國的強大。按照克定侄兒袁家賓的回憶，克定還跟德皇親密接觸過：「大伯父抵柏林後，即持我祖父袁世凱親函，在謁見時面交德皇威廉二世，德皇親自設宴款待於偏殿，密談多時。我大伯父向德皇力陳中國非君主立憲不能圖強，深得威廉同情與贊稱。威廉把從前攝政王載灃來訪時，對載灃所說的強幹弱枝的理論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不消說，這一切都會導致袁家父子對德國體制的膜拜。

所以，譴責克定太子之癮的同時，也不應忽略，他也有自己的政治理念的，那就是日德這些帝國主義陣營里的新起之秀、崛起之術。說到這裡我想補一句，我覺得德國先後影響中國兩個人物，進而影響中國歷史路徑：大清的攝政王載灃因義和團運動中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殺一事，赴德國道歉謝罪，接受了德皇威廉二世胞弟亨利親王的贈言，待做了攝政王之後，最猛的動作，就是效法德國，把軍權收歸皇族子弟之手，被大家視為倒行逆施；民國的大公子袁克定去德國瞧了瞧病，同樣受了德國的影響，不但和父親合作往回收兵權，還夢想著回歸帝制，讓中國像德國那樣，進入世界前四強、前八強什麼的，被中國的輿論罵個狗血噴頭。

可見輿論多麼重要。

百姓是沉默的，沒有議政能力的。當時的民間百姓受不了共和之亂。溥儀的家庭教師庄士敦說：「共和製取代帝制顯然是不符合民心的。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由於皇帝的消失而出現在中國政治大廈上的裂痕，只會被繼之而來的爭吵不休的政治家和互相猜忌的求官者，搞得越來越大。」這個中國通說得太對裊，中國百姓走向共和之後，才發現今不如昔了。於是他們中有人上書申請帝制。典型代表應是湖北商民裘治平，上書云：「總統尊嚴不若君主，長官命令等於弁髦，國會成立在邇，正式選舉，關係匪輕，萬一不慎，全國糜爛。共和幸福不如亡國奴，曷若暫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

總之，帝制是有一定民意的。可惜，革命黨控制著輿論，儼然代表人民。對於袁世凱與百姓來講，這是雙重悲催！

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的一次密談，很能反映他對中國國情的認知，他說：「當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為何物；今日主張君主者，亦不知君主為何物。多數人民不過有漢、唐、明、清之專制君主印於其腦中，其或百中有一隻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國之聯邦，至於特色立憲君主，固未嘗夢列也。」一句話，他知道中國百姓傻，傻到不知道他要搞的是中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問題是，既然知道中國百姓傻，只知道漢唐明清的專制，你怎麼偏又撿起皇帝那個名頭呢？

總之，袁世凱最大的失誤就在於，只看到百姓傻的這一面，沒看到百姓傻的另一面；只想到了實在，沒想到忽悠。可不就栽了唄。

有兩個人的話他要能聽進就好了。一個是汪鳳瀛，對於帝制的恢復，提出了「七不可」之說。聲明，自己也知道中國人自治能力不夠，共和不適中國國情，可是現在已經這樣了，切不能再改國體，搖國本了。而且，所謂的共和，就目前來看只留「共和」二字，行的已是極端的開明專制，這還不夠嗎？另一個是梁啟超，梁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聲明：我們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只要是立憲政體，管它國體是共和還是君主呢。其實這兩個人就一個意思：打著共和的招牌，只管行你的專制了，你為嘛非得提那個皇帝呢？剃頭已改成理髮，你再改成美髮可也，幹嘛非得再叫回剃頭？

凈說好聽的你都沒學會，還是不了解你的民眾哈。精明度少了三分！

【端木賜香系頭條問答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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