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他是先秦士風的繼承者和終結者

過去人們總愛說《史記》是「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從歷史的角度講這不錯；人們也總是說《史記》是史詩，是小說，從文學的角度講這也不錯。而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韓兆琦看來，對於《史記》和司馬遷的解讀，還有另外的一種視角：

他說，《史記》是司馬遷對先秦優秀士人思想人格的弘揚，是對先秦士人群體風貌的禮讚，同時也是對自己獨特人格的塑造與熔鑄，司馬遷是先秦以及漢初優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繼承者，也是終結者。今天分享韓老師新作《史記講座》中的一篇文章，讓大家看看韓老師讀到的解讀。

先秦士風的終結者

文丨韓兆琦

選自《史記講座》一書，有刪節

《史記》是先秦文化之集大成，司馬遷也是先秦士風及優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直接繼承者。 但是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先秦的許多風氣、思想、人格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允許再存在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司馬遷又是先秦士風及優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終結者。 先秦優秀士人的思想人格都有哪些方面，司馬遷又是怎樣繼承與弘揚的呢？ 我們看以下幾個方面：

漢武帝像

第一，先秦優秀士人都是以「道」自任，也就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孔丘、孟軻、商鞅、韓非是如此，表面看來貌似消極的莊周也是如此。 但這些優秀士人又與那些專門為著個人私利而積極鑽營、翻雲覆雨的政客不同，他們一般都有一種鮮明的處世原則。孟軻提出：「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又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最後他還提出了「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這種帶有某種士階層群體自覺意識的自豪語。 對於孟軻這句話，過去人們總是從「誣衊勞動人民」的角度批判，但如果冷靜一下，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這裡看出一些他們對自己群體義務感、使命感的認識，和對於這個群體不斷完善、不斷提高的要求呢？

司馬遷正是繼承了先秦士人這種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挑重擔而毫不推辭的傳統。只不過他是生活在漢帝國大一統的局面下，想幹什麼和以什麼方式干，已經不能由他任意選擇，所以從現實條件出發，他只有選擇寫史。

司馬遷儘管自命不凡，心比天高，但實際上他的確又職業卑微，身為下賤。這時除了關門寫《史記》，到他的書中去馳騁他的幻想外，在政治上已經不能有任何作為，不能起到任何實際的作用了。當時，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大儒如叔孫通、公孫弘之流，早已看透了這種時局的變化，於是他們就極力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司馬遷在他莫名其妙地受了宮刑之後，為了爭得繼續寫《史記》的時間與條件，也就只能「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了。司馬遷是忍受得了這種待遇的人么？ 不是。不是又怎麼樣呢？ 這就表現為他按捺不住地又寫了《報任安書》，於是人們從此也就再也不知道他的下文了。

司馬遷與先秦士人的窮通哀樂有所不同，但他們的堅持理想、以身殉道、凜凜風骨、耿耿節操卻是一樣的。最後司馬遷留下了一部光輝的「一家之言」，他在思想理論上的這種成功，也與先秦士人一致。

第二，正因為先秦士人都是以「道」自任，以「道之所在」自居，又因為他們不屈體於王侯，而是以王侯的師友自命，因此他們就可以隨便地高談他們的理想，可以隨便地指斥當時的政治。說得中意了，統治者加以採納；說得不中意，統治者也絕不會懲治他，只不過不聽用罷了，而他們則可以趕起車子上路，到另一個統治者面前去說。這種指斥時政的風習，真正蔚為風氣卻是春秋末期以來，士階層壯大形成以後的事情。

焚書坑儒

後來秦朝吞併了六國，實行了焚書坑儒的政策，但為時不久就被農民起義推翻了。 漢代建國後，「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 儼然是戰國時代的學術思想局面又回來了。 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就是在這種浩繁的先秦典籍和漢初回潮的戰國風氣的熏染下形成的。他儼然以周公、孔子自命，但又絕不以某一家某一派的傳人自居；他是收羅萬象，兼采諸長，儼然是一位囊括一切的廣大教化主。他也像先秦諸大家一樣以「道」自任，以自己的著作來抨擊黑暗腐朽的社會現實。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書，或者像有些衛道者說《史記》是「謗書」，也未為不可。

司馬遷的批判鋒芒是無往而不在的，他上至漢代的皇帝，下至當朝的公卿，以及地方上的佞儒酷吏，都絲毫未予放過。我們試看司馬遷對劉邦、劉啟、劉徹，以及叔孫通、公孫弘、張湯、石奮等一批人物，和對漢初以來所實行的殺功臣、尊儒術、鹽鐵官營、算緡告緡、討伐四夷、嚴刑苛法等一系列政策的批判吧，其尖銳深刻的程度真叫人不得不佩服；其敢於批逆鱗，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也叫人不得不為之感嘆。 他的這種勇氣是哪裡來的呢？ 其中有董狐、南史等一類先秦史官的職業道德的薪傳，但更廣泛、更深刻的原因乃是來自先秦優秀士人的「處士橫議」的傳統。

可惜，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與他所面對的大一統的專制集權，已經不允許他們這些「士人」再隨便地獨出心裁，胡說八道，而只要求他們亦步亦趨地為粉飾裝點現實的政治服務，否則就是動輒得咎。 「郭沫若曾經說過：「有些人讀死書，簡直可以把人讀死。」的確，孔子倡導「尊王攘夷」，「為尊者諱」，的確沒有「貶天子」的思想和氣魄，但司馬遷在這裡是借著孔子的寫《春秋》來申說自己的寫《史記》。在《春秋》里可能沒「貶天子」，但在《史記》里是絕對有的。 司馬遷繼承並進一步發展、強化了先秦士人思想氣魄的地方正在這裡。 司馬遷這種頂在風頭上，「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使孔丘、墨翟、孟軻等都無法望其項背。

第三，司馬遷所標榜的人際關係準則是「士為知己者死」，這個準則作為一種理論觀點是在《報任安書》中提出來的。

漢武帝時代，士人們已經不能再像戰國時期一樣可以自由遊動，而不受國籍與君臣關係的約束，這時他們已經被死死綁在一位固定君主的庭樹上，不論這位君主多麼壞，他們也只能對他忠心耿耿，而不許有半點離心離德。 從此他們與君主的關係就成了主子與奴才，奴才只有忠於主子、為主子效力的義務，而不允許再講什麼選擇，講什麼前提條件了。 這是使司馬遷感到非常悲哀的。

屈原

這方面的思想在屈原等人的故事中表現得最清楚。屈原是有名的大忠臣，他先後受到楚懷王、頃襄王兩代昏君的排擠打擊，最後在國破家亡的關頭，自己投汨羅江而死。 司馬遷對屈原的人品與文章都評價很高，稱「可與日月爭光」。 但屈原生前也是有過矛盾的，這就是該不該離開楚國，改換門庭。大巫師靈氛和巫咸都曾勸他高飛遠舉，屈原自己也一度想要離開。 可是當他從高空一看到下面的故國故鄉時，就又痛哭流涕地不忍走了，於是又留下來，一直到死。 司馬遷對屈原的這種表現是有異議的，他說：「以彼其材，游於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漢武帝時代在我國春秋戰國以來的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不僅在經濟、政治領域裡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而且在思想學術領域裡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其最突出的標誌就是一整套專制集權的超穩定的封建統治機制的形成，而許多先秦乃至漢初的思想風氣到此戛然而止。 從此，不論是政治法律、倫理道德、思想學術、世風民俗，到處都浸透著一種以儒家詞語為招牌，以儒法結合為實質的思想因素。而且還確實像某些人所說，是融化在了人們的血液中，落實在了人們的行動上。 從此以後的士人就再也沒有先秦士人那種恢宏的氣度了，不要說封建思想濃重的劉向、韓愈、歐陽修，即使是比較洒脫的蘇軾、袁中郎，以至於比較激進的王充、李贄，又是什麼樣子呢？

司馬遷也是生活在漢武帝時代，但如前所述，因為他的思想是在浩繁的先秦典籍和漢初回潮的戰國風氣的熏染下形成的，所以表現在他那部集先秦漢初文化之大成的《史記》里，就突出地顯露著他與當時那種政治、經濟、軍事、法律、道德、思想、學術等一切問題上的觀點理論的不合拍。 對此，我們可以說司馬遷是落後了，因為當時的社會已經進入專制集權的時代，而他的思想人格還固守在先秦或漢初；但換一個角度講，我們也可以認為司馬遷的思想人格是超前了，因為司馬遷的理論觀點、思想人格已經不是先秦的，先秦還沒有專制主義；司馬遷的理論觀點、思想人格是在和專制主義作血的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所以他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屬於未來的民主革命範疇的。

過去人們總愛說《史記》是「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從歷史的角度講這不錯；人們也總是說《史記》是史詩，是小說，從文學的角度講這也不錯。現在我們還要進一步指出，《史記》是司馬遷對先秦優秀士人思想人格的弘揚，是對先秦士人群體風貌的禮讚，同時也是對自己獨特人格的塑造與熔鑄。 司馬遷是先秦以及漢初優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繼承者，也是終結者。

《史記講座》

韓兆琦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史記講座》是作者幾十年來研究、講錄《史記》的精華。本書由「司馬遷其人」「《史記》其書」「名篇解讀」三部分組成，前兩部分力求用新視角、新觀點、新證據，揭示司馬遷的生死觀及其與漢武帝的矛盾、《史記》的真實性問題、《史記》的悲劇品格、《史記》敘事的訛誤與疏漏、考古成果對《史記》文本的驗證等；「名篇解讀」部分則告訴大家如何讀《史記》，並在附錄中介紹了六種重要的注釋《史記》的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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