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被誤解的全球化與異軍突起的民粹主義
隨著"特朗普現象"的衝擊,當前國際社會充滿了對全球化的悲觀和對民粹主義的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全球化的理性評判與反思,對民粹主義的全面審視與認知,已成為當下國際社會必須面對和正視的重大現實問題,更是學術界必須探究和回應的學理性難題,它將直接關涉今後國際社會發展的議題與進程,影響人類的前途與命運。
文/蔡拓
中國政法大學
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教授
隨著「特朗普現象」的衝擊，當前國際社會充滿了對全球化的悲觀和對民粹主義的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全球化的理性評判與反思，對民粹主義的全面審視與認知，已成為當下國際社會必須面對和正視的重大現實問題，更是學術界必須探究和回應的學理性難題，它將直接關涉今後國際社會發展的議題與進程，影響人類的前途與命運。
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甚囂塵上的全球化「終結論」、「死亡論」，是２０１６年評判全球化的主旋律，幾乎遍及國內外政治界與學術界，更充塞於大眾傳媒。這種境況固然是當下「特朗普現象」的產物，但實際上還可以上溯到本世紀初即「９·１１」事件。換言之，至少從「９·１１」事件起，經歷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直至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等重大國際事件的爆發，這種全球化「終結論」、「死亡論」才達到頂峰。但是，當下這種主流的見解存在許多片面、模糊、情緒化的認識，很難經得起嚴謹的理論分析。可以說，全球化悲觀論源於全球化被誤解，而被誤解的全球化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全球化被僅僅或主要理解為一種經濟現象與過程。關於全球化的種種悲觀言論，基本上都以全球貿易和投資的萎縮及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為依據，而對於全球化如何從經濟、政治、文化諸領域衝擊並改變著傳統的組織模式、治理結構、價值觀念卻視而不見。
第二，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質與現象。全球化的本質在於，它是一種打破和超越領土、國別、民族、領域等各種界限與邊界，展示人類日益相互依存，並作為一個類主體求生存、謀發展，逐漸形成一種新的整體性文明的客觀歷史進程與趨勢。而當前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大都停留於一種現象分析，聚焦於全球化政策所帶來的負面性及全球治理的困境，迴避或未涉及對全球化本質的評判。由此導致把全球化不當的政策帶來的負面性和諸多挑戰歸罪於全球化本身，從而得出全球化即將死亡的悲觀結論。
第三，忽視了全球化的過程性與階段性。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間必然體現出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此，中外學者都進行過研究。我認為，全球化可分為四個大的歷史時期：１５世紀之前的全球化淵源與萌芽期，１５世紀至１９世紀７０年代的全球化成長期，１９世紀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全球化成型與反覆期，以及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提升與變革期，而每個大的歷史時期又可劃分為若干個階段。不講過程，不分階段，簡單、籠統地講全球化已經逆轉，並即將死亡，這是一種非歷史觀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歷史進程中最新的一輪全球化，也是與當代人類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全球化，可稱之為當代全球化。作為當代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它經歷了啟動、高潮、下行三個時段：２０世紀７０—８０年代為啟動期，２０世紀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是高潮期，而２００８年至今則可視為下行期。因此，認為當代全球化的第一階段正處於下行、退潮時段，這是客觀的、毫無爭議的。但如果缺乏明確的過程和階段意識，籠統地講全球化正在下行並走向終結，就喪失了科學性與客觀性。
第四，全球化在相當程度上被誤解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具體而言，一是未區分資本的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資本是生產的要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最活躍的要素。資本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內在要求，特別是市場經濟向全球擴展的內在要求。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進程中，資本的全球化最突出、最搶眼。而資本主義全球化則附著了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鮮明色彩，具有強烈的政治與價值導向，是不可與資本全球化同日而語的；二是未區分歷史上的全球化與當代全球化。歷史上的全球化是指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前的全球化，它體現為西方中心、階級中心、國家中心，並伴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向全球的擴張。而當代全球化則開始超越西方中心、階級中心、國家中心，張揚和凸顯人類的整體性和利益的共同性。
第五，全球化的價值導向與內在理念被理解為自由主義。由於自由主義本身已多元化，並充滿歧義，特別是宣揚「市場萬能」的新自由主義和美國力推的「華盛頓共識」，更是難以得到世人認同，所以，把全球化的價值與理念歸結為自由主義，容易使全球化背負污名。顯然，全球化的這種價值指向是與其本質密切相關的，全球主義（或世界主義）是全球化理念與價值之根，自由主義要服務於全球主義，而且由於自由主義的歧義性，最好慎用。
以上分析都是為了指出似被視為定論的全球化的「下行說」「終結論」，其依據與論證並不充分，大都建立在被誤解的全球化基礎之上，或者僅局限於全球化的現象。而客觀的全球化，本質意義上的全球化，其進程與趨勢並未逆轉。這是因為：其一，全球化的兩大動力不僅客觀存在，而且繼續強化。這是指生產諸要素的全球性流動與組合方興未艾，技術的不斷進步支撐並推動著各個領域的全球性交往；其二，相互依賴已成為人類的內在生活方式，全球相互依賴加深的進程仍在繼續；其三，共同的問題、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價值，當代人類社會的這三大共同，不斷打破種種區隔與邊界，開闢著人類作為類文明的新前景，凝聚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沒有理由對全球化進程與趨勢持悲觀態度，而是需要更理性地認知全球化本質，認清它對傳統社會結構、治理模式、權力運行方式的影響。
與理性評判全球化同等重要的另一個問題，是深刻認知來勢迅猛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湧動於西方發達國家，其反體制、反建制、反精英的特點異常鮮明。主流的政黨政治和體制內的精英受到顛覆性衝擊，沉默的多數憑藉憲法賦予的權利，在憲政的框架內，完成了權力更替和政策轉換，國際社會面臨著一次大變局。詭異的是，無論是民粹主義的左翼還是右翼都從不同角度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旗幟。左翼民粹主義強調的是全球化導致的貧富差距的擴大、資本外流導致的就業危機，要求平等、公正；而右翼民粹主義則關注全球化的開放性所帶來的移民問題，強調的是民族與國家利益、種族純潔性。最值得認真思考的是，民粹主義對國際社會，特別是對中國將產生何種影響。
第一，民粹主義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國際社會整體性向左轉的具體表現是：（１）突出國內貧富差距、公平等問題。而主張分配正義和社會地位與權利的公平，正是民粹主義的基本訴求，也是其堅守的倫理價值，這一點無疑是應該肯定的。（２）凸顯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對抗。受損的中產階級難以發揮平衡者的作用，甚至站到平民一邊，共同抵制現有的政黨政治和國家體制，從而大大增加了社會動蕩與對抗的風險。（３）革命性話語、階級分析的思維將在一定程度上回歸。由於社會撕裂，動蕩加劇，平民與精英，窮人與富人，體制外與體制內的身份對立將進一步強化。於是，在當代全球化進程中被弱化的革命性話語和階級分析的思維、視野有可能再次受到青睞。（４）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將進一步加強。民粹主義本身就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密切相關。當民粹主義成為政治家的工具，寄希望於具有個人魅力的強人來維護自身和國家利益時，個人的自由、權利就喪失了，其後果則是個人專制。而專制的個人總以國家代言人自居，倡導並推行國家主義。（５）全球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困境。由於本輪的民粹主義以反全球化、反建製為特點，並且以發達國家為主角，所以全球治理將遭到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倡導和推行以來最嚴峻的挑戰。這是因為，以往講的全球治理困境與當下和今後面臨的困境已大相徑庭。
第二，民粹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中國有著深厚的民粹主義傳統；與此同時，由於當代中國是全球化的積极參与者、主要受益者，所以，我國堅定地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倡導貿易自由，這些戰略與政策無疑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表現出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調，更彰顯了與國家主義的區別。上述事實表明，中國的國內外事務與政策存在一定的張力，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這兩個大局面臨著如何更好地統籌與協調的問題。從民粹主義將如何影響中國來看，世界性的民粹主義將嚴重阻礙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的大戰略，今後外交事務將遇到更多困難與挑戰。具體表現為全球經濟、貿易、金融的協調，由於發達國家的反對會放緩，甚至出現某種程度的倒退。貿易摩擦、投資衝突、市場爭奪都將加劇；由於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會出現向國家間博弈的反彈，孤立主義、國家主義、現實主義將主導氣候變化、難民問題等全球性議題；中國國內的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反對外投資的聲音將加強，反全球化的思潮與運動將制約中國積极參与和引領全球治理的大戰略。
總之，世界性民粹主義的崛起，將衝擊國際關係格局與全球治理體制，並導致各國國內經濟、政治與社會政策的調整，給國際社會帶來某種不確定性。因此，我們必須審時度勢，理性應對，深刻總結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在曲折與反覆中推進自身和人類不斷走向更為理性與成熟的文明。
本文原載於《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2017年第１期。北大政治學（微信號：PKURCCP）為方便閱讀，略去全部注釋，並有刪節和調整。編輯：趙靜波；張廣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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