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技術交流與合作：大國關係的晴雨表

軍事技術交流與合作：大國關係的晴雨表

石海明

（國防科技大學）

在大國關係史上，軍事技術交流與合作是一個極其特殊、極其專業又極其重要的領域。如此說，不僅僅是因為，軍事技術與國家安全高度關聯，在此領域的任何蛛絲馬跡都彰顯著大國關係的風吹草動，更重要的在於，有關軍事技術合作與交流的評介與研究，往往由於資料的保密性、人物的敏感性及歷史的複雜性，在短時段之內難以有清晰的勾勒、推理及定論。倘若有研究者勇於、樂於並善於走入那段塵封的歲月，試圖揭開歷史的迷霧，這就是值得期待的。

如今，國防科技大學劉艷瓊副教授所著的《揭開迷霧：國防新技術協定與蘇聯對華軍事技術轉讓》，就是這樣一種與歷史對話的嘗試。本書首次全面研究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即中蘇於1957年10月15日簽訂的《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的基本內容、履行情況、轉移效果及啟示意義。

縱覽全書，首先，作者首次考證了當時轉讓的7種武器裝備型號分別是：РДС-3加強型空爆原子彈、P-2地地導彈武器系統、C-75地空導彈武器系統、K-5M空空導彈、C-2岸艦導彈武器系統、米格-19殲擊機、圖-16A基本型轟炸機，並梳理了蘇聯應就各種武器裝備所提供的援助內容；其次，首次全面梳理並評估了蘇聯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的履行情況與效果，對各型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進行了客觀評估，並研究了中國在仿製過程中自行解決的重大問題；再次，對比分析了蘇聯米格飛機技術對華和對印轉移效果，國際航空技術對日轉移的三種方式及效果，並比較了許可證生產、國際合作研製與轉包生產對引進方而言的優缺點；最後，總結了蘇聯對華國防新技術轉移活動的特點，並基於此分析了對當今軍事技術引進有何啟示意義。

應該說，在世界軍事技術演進史上，古老中國在冷兵器時代長期領世界之先，尤其是在火藥、火器研究及應用于軍事方面，曾經讓西方列國難望其項背。後來，中國火藥與火器技術在14世紀初經由阿拉伯人西傳入歐，掀起了西方軍事革命的新一波浪潮，極大地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所以，才有馬克思那段著名的評價：「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粹，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傳播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了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而當歷史的車輪轉到近代的時候，「天朝上國」的軍事技術卻與西洋列強之間拉開了「斷代之差」，由此而引發的血火之災與千年變局，讓有識之士開啟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西學東漸」自強之路。

無奈，歷史並沒有留給中華民族稍微舒展的時空以從容趕路，在跌跌撞撞之中，儘管近代中國也興工業、辦學堂、建海軍、育人才，但戰火紛飛的歲月，更多是應急式的補血求強。新中國成立後，面對機械化戰爭的挑戰，我們才得以籌劃從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上構築全面國防工業體系。於是，那段中蘇軍事技術合作與交流的歷史，就在新的時空展開了宏偉的畫卷。如今，六十年過去了，在信息化軍事變革、智能化軍事變革如火如荼的今天，我們再次回望那段歲月，看到的不僅僅是大國關係的波詭雲譎，也不僅僅是技術轉移的非凡歷程，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歷史深處看到了未來，看清了我國國防科技創新發展的方位、方向與方略。

歷史告訴我們，在國防科技創新的道路上，倘若與世界總體水平拉開了「斷層線」，那就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迎頭趕上，而這一切還必須有賴於安定的國際大環境及穩定的國內小環境，否則，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只會把落伍者拋得更遠。鑒古知今，方懂得中國近代軍事技術追趕世界的不幸與艱辛，方懂得今天我們開啟科技興軍新時代的幸運與擔當。

石海明：中國指揮與控制學會青工委副主任，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國防科技》雜誌編委，中國軍視網、《深圳衛視》、《湖南衛視》、《科技日報》特約評論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兼職研究員，遠望智庫特約研究員，《光明日報》社科普專家。

與人合著出版《從物理戰到心理戰》、《虎狼之翼：關於科學技術與軍事變革的對話》、《適應者死亡：媒體狂歡時代的全球戰略博弈》、《科學、冷戰與國家安全》、《制腦權》等9部作品，與人合譯《技術與國際體系變遷》、《思想大戰：腦科學與21世紀的軍事》、《信息戰：以柔克剛的藝術》3部。主持國家級科研項目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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