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媒體一棍子打死就是一種正義？

昨天正如本號刊文的《湯蘭蘭性侵案 該不該深究？》所言，案件引發的全民爭議正在走向司法與媒體矛盾關係爭論的老路，連報道該案件的澎湃新聞記者、新聞爆料人乃至媒體網站的報道動機都開始受到某些人的譴責。

首先回到基本案情：2008年10月3日，正在讀初一的14歲女孩湯蘭蘭向當地警方寫了一封舉報信，信中，湯蘭蘭要求撫養其的「乾爸、乾媽」幫其伸冤，控訴其不滿7歲時即被父親、爺爺、叔叔、姑父、姨夫、老師、村主任、鄉鄰等十餘人強姦或輪姦，歷時長達七年之久。其奶奶、母親知情後，非但沒有阻止，反而為施暴者提供幫助。

2010年10月法院一審判決下達，包括湯蘭蘭父母、親屬在內11名村民以強姦罪、強迫賣淫罪、嫖宿幼女罪等罪名判處刑罰，生父被判處了無期徒刑。但一審宣判後，11名被告人集體上訴，均否認全部犯罪事實，二審法院2012年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之後被告人不斷申訴，2014年及2016年，黑龍江省高院及省檢察院曾兩度駁回該案的申訴。

今年1月30日，一篇澎湃新聞的《10年前，14歲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進監獄，然後失蹤了……》，把這起十年前宣判的，十餘名被告申訴了八年之久的舊案推到了公眾面前。

　該不該舊案重提，司法如何處理，網路聲音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

支持派認為，該案疑點重重：父親、爺爺、叔叔、姑父等強姦自家孩子不合人倫常理，如果屬實堪稱「禽獸」，如果系錯案，堪稱司法悲劇；案件處理存在諸多疑點，如在案件庭審時，多人當場翻供，稱遭到了刑訊逼供、誘供；強姦案中，被告人多為憑口供定案，其中兩人系「零口供」定罪；判決生效後被告人集體申訴多年等等。

反對者則抓住了媒體報道涉嫌泄露未成年人信息，認為，案件經司法機關多次定性，媒體記者與代理律師把矛頭對準了被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為了賺流量、翻案，不惜涉嫌侵害他人隱私權，動機不良。甚至有自媒體喊出了嚴懲報道記者和涉事律師的口號，大有滅其口以儆效尤的聲勢。

其實，這個案件無非兩個可能：一是該案件確是近親犯案，司法機關秉公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時間的檢驗；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輕信口供，存有瑕疵，可能是冤假錯案。

事件爭議如此之大，將媒體與司法的矛盾關係再次擺到了民眾面前。對於已經生效或者正在申訴、正在審理中的刑事案件，媒體是否有質疑的權利、報道的限度在哪裡？從來都是存有爭議的。

在某些人看來，案件審判就是司法機關的事，媒體報道、民眾熱議就是干擾司法，施加壓力，甚至有違 「非親歷審判者無案件評議權」的其主張。然而事實證明，聶樹斌案、氣槍老太案、販賣玉米案，都是媒體報道後，才引起有權機關注意，案件最終得以公正審理的。

媒體對於司法的評議從來不都是全負面的。於歡二審改判案、分享香蕉致死無責案、電梯勸阻吸煙致死無責案，包括本號轉發的將重病老人抬進鄰居家被砍傷定性正當防衛案，經媒體報道後，法院的公正審理獲得了民眾的一致肯定，法律、司法的形象在民眾的熱議中嶙然而起。

記得於歡一審判決引發軒然大波後，央級媒體發出了《珍惜司法與民意的良性互動》的文章；今年1月25日，最高院周強院長在傳媒專家座談會上，提出要「自覺接受新聞媒體和社會監督，構建司法與傳媒良性互動格局，促進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可見，媒體監督有其存在的合理價值。

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不排除某些人藉助媒體達到歪曲引導民眾的目的，而一次次的爭議，民眾對於媒體觀點，也是越來越成熟。在「湯蘭蘭性侵案」中，媒體報道動機、報道的方式受到質疑，正是這種成熟的表現。另一方面，媒體的作用從來就是拋出話題，引發關注熱議為目的，而背後的真相、案件的定性，從來都是有權機關的職責。

能不能就因為媒體報道中的瑕疵，媒體人報道中存有的功利心理，給被害人帶來的舊案重提的傷害，就否認媒體監督帶給民眾發聲救濟的這一渠道，否認媒體報道個案錯誤進而推動的司法糾錯、法治進程？

記得有張統計表，列明近年來冤假錯案糾錯來源，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媒體報道吧。媒體報道自身需要的爆炸性、吸睛度，記者和律師報道報道案件的功利心，本不可避免，能因為這種功利心就廢止了這一監督渠道？要知道，只存在一種聲音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

如果媒體沒有了提出異議的發聲力量，還有其存在的價值嗎？司法有義務避免媒體干擾，但媒體沒有義務、也不該因為害怕「干擾」司法而主動停止發聲；司法有義務引導輿論走向合理的法治軌道，而不是因噎廢食，一棍子打死媒體吧。

但願那些主張媒體對案件閉口的媒體人們，沒有遭受到、未來也不會遇到投訴無門，向社會求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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