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見中華文化深遠的「鏡中世界」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霍宏偉近期出版專著《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探究古代銅鏡的故事，其中「白居易的鏡子」一節，試圖通過「鏡詩」還原歷史上真實的白居易。有朋友聽說他要去國家圖書館做有關白居易的講座，就勸他去看一下正在熱映的電影《妖貓傳》，因為其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正是白居易。霍宏偉沒看，但同事看後回來對他說，看完兩個小時的電影，就會發現對白居易的塑造是瞎編亂造，真實的白居易到底是什麼樣的？

事實上，我們走近傳統文化，也是帶著某種疑難走近真實的歷史，我們想探究的不會只是一個可以由著想像天馬行空的虛擬世界，而是同樣一個話題：真實的歷史、真實的傳統到底是什麼樣的？就像霍宏偉在書中探究古代銅鏡，與其說是解釋已然成為文物和古董的銅鏡本身，不如說他力圖呈現的是銅鏡背後的廣闊世界，就像他說的，如果將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銅鏡連在一起的話，無疑是一條歷史的長河，映照著中國歷史的微觀世界。

近年盛行的「傳統文化熱」，正體現了讀者對傳統文化或歷史知識的渴求。閻崇年、紀連海、王立群、康震等曾登上央視《百家講壇》的學者，近期都推出了關於傳統文化的新作。前不久舉行的2018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在不少出版社展位上唱主角的也是眾多傳統文化讀物——北京出版集團展位特設的「品讀北京」展區集中展示「北京古籍集成」、「京劇傳統彙編」等300餘種京味主題圖書；遼寧美術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刺繡》系列生動再現刺繡的產生髮展；《中國全景畫全集》則堪稱中國全景畫的「大全景」。

仿若霍宏偉寫「白居易的鏡子」，並不只是要讓讀者看到白居易怎麼端詳自己在銅鏡中的形象，他試圖引導讀者讀懂鏡子背後蘊含的深厚文化意義。自古及今，人們以鏡子修飾形貌，整肅精神，以鏡子譬喻人品德行，映射世事人生，並賦予它諸多象徵和警示意義。如果把傳統文化比作一面鏡子，在展現知識意義上的鏡面的同時，無論出版社，還是作者都希望能透過鏡面，窺見更為清晰和深遠的「鏡」中世界。

傳統文化在美之外，還能給人以精神的力量

霍宏偉之所以要解讀白居易的鏡中人生，是因為事有湊巧，在洛陽白居易晚年曾生活過17年的宅院遺址考古發現了兩面銅鏡，他不能確定這兩面銅鏡白居易生前是否用過，卻能確定它們契合了白居易生活的那個空間，那個時間點，它們可謂見證了白居易跌宕起伏的人生。

正是為這種好奇心驅使，霍宏偉查閱文獻資料，還有中華書局出版的《白居易詩集校注》六冊，最終發現白居易寫了70多首跟銅鏡相關的詩歌。由此，他不吝發揮想像力，將白居易2000多首詩作中，以銅鏡為題的11首及與銅鏡有關的50餘首剖析分類，以詩論鏡，以鏡敘事。他另闢視角，通過這些詩解析白居易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歷過往、思想境界、處世哲學等，提升銅鏡本身的文化內涵，進而擴展到唐代文人士大夫的交遊等情景，豐富了人物，還原了歷史。

《鑒若長河》

《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還挑選了銅鏡發展史上的其他一些閃光點，分14個話題，從不同角度講述了銅鏡的故事。通過個案描寫，讓人們得以一窺銅鏡在歷史上的逐步演化。與此同時，該書將考古學、文獻尤其是古代詩詞和繪畫作品融合在一起，多種資料糅合，為研究提供了多重參考證據。以「佳人覽鏡」為例，霍宏偉將考古發掘出土的銅鏡與唐墓彩繪陶俑、東漢武梁祠畫像石等文物、壁畫和圖畫資料相結合，將古代美人對鏡梳妝這一題材進行了多角度呈現，立體地復原了古人使用銅鏡的場景。

工作中的霍宏偉

毫無疑問，霍宏偉透過銅鏡解讀歷史，不失為普及銅鏡乃至傳統文化的一個很好的角度。而怎樣找到好的角度來普及文化經典，也是讓專家學者們頗費思量的難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劉躍進看來，從學術發展的歷史看，那些真正在學術史上確立地位的學者，都與其盡心致力於學術普及工作密切相關。他以自己所在的文學所為例表示，六十多年前，文學所籌劃建立之初，一項主要的工作就是選注歷代文學經典作品，這些普及讀物一經推出就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在闡釋經典的同時，其本身也成為一種經典。

「古代詩詞典藏本」之《詩經選》

作為「古代詩詞典藏本」叢書的副主編，劉躍進希望通過這套書，讓今天的讀者感受到經典中蘊藏的那些永恆的情感，雖遠隔千年卻從未改變。而情感的傳遞則有賴於專家學者的闡釋，劉躍進至今記得1979年他在南開大學中文系讀書時，聽從海外歸國的葉嘉瑩教授給他們上的第一堂課，即是「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葉教授說，讀書人沒有扛槍打仗的本事，但有學習、傳承中國文化的責任。作為知識分子，不管我們身處哪個領域，都不能忘了《詩經》《楚辭》、李杜詩中所凝聚的文化精神。」

幾年後，劉躍進聽一位長者坦言，正是陶淵明《形影神》一詩中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幾句，支撐他在中年遭遇不幸時頑強地活了下來，他才更為瞭然葉嘉瑩所說的文化精神，也更加意識到，經典詩詞在文學美之外，還能給人以精神的力量。

以劉躍進的理解，作為中國人，我們推崇《詩經》《楚辭》，李白、杜甫，不僅因為其藝術成就，更因為這些經典寫盡了我們共同的情感，融入了我們的民族靈魂，更是代表了我們民族的心聲。

書寫傳統最終是要描摹人的精神

一些國外漢學家編纂的中國文學史，雖未能窮盡中國文化的情感和精神，但他們曾經為中外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卻當是我們「不能忘卻的紀念」。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鐸爾孟的紅樓夢》，濃墨重彩講述了法國人鐸爾孟的中國情結、一百年前的中法兩國文化交流、半個世紀之前的法文版《紅樓夢》譯介始末。這本書的作者，法籍華人作家鄭碧賢感慨，正是三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翻譯者和校譯者安德烈·鐸爾孟，以及他的學生李治華和雅歌，從1954年到1981年，歷時27個春秋，合力將《紅樓夢》翻譯成了法文出版。

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作為歷經中國三個時代的法國貴族、詩人，鐸爾孟在中國生活了48年，回到法國後又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委託，參與到《紅樓夢》法譯本的翻譯、校譯工作中，在華幽夢修道院十年如一日、夜以繼日地工作，把生命中最後的十年光陰獻給了《紅樓夢》。鄭碧賢強調指出，正是在鐸爾孟嚴謹、高標準的要求和堅持下，法文版《紅樓夢》採用了亞歷山大詩格，成為一部包括詩詞歌賦的全譯本。

法語版《紅樓夢》

從開始《紅樓夢》翻譯和校審工作，鐸爾孟和李治華約定：每周星期二下午，由李治華帶著譯稿到華幽夢交給他，他再把他修改的篇章、詩詞部分念給李治華聽，最後再共同商榷定稿。鄭碧賢說，鐸爾孟比李治華大34歲，他不僅是權威漢學家，還是想像力極豐富的詩人，他常常在李治華的稿件上大刀闊斧地修改，每一行都不放過。在舒乙先生倡議下，《紅樓夢》法譯本手稿得以從法國落戶北京，被中國現代文學館珍藏。鄭碧賢看過手稿後感慨，4213頁、30多公斤重的手稿，每一行都有鐸爾孟用藍、紅兩色筆做的修改，嚴格說來幾乎是重寫。「要知道，不管酷暑還是嚴冬，甚至在病情垂危之際，鐸爾孟也照樣交出校審稿。」

鐸爾孟

李治華與夫人雅歌

透過法文版《紅樓夢》翻譯的過程，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沉甸甸的文化成果，更是人的精神。而倘是把城市看成一部正在行進中的文化讀本，我們不斷書寫城市，歸根結底也是為寫出人的精氣神。正如京味作家劉一達所說，他寫《衚衕范兒》表面上寫的是衚衕，歸根結底寫的還是衚衕里的人。「我抽出衚衕裡面比較典型的一些事例，掰開了，揉碎了，講述其中的故事，描摹『衚衕范兒』的來龍去脈。它之所以能接得住地氣也就是在這裡，你看的時候不光是看懷舊的這些事，更看的是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演變過程。」

劉一達坦言，他寫過不少有關衚衕的書，這麼多年寫衚衕，主要目的還是想給後人，給那些沒有在衚衕生活過的「80後」、「90後」、「00後」留下一點東西。同樣關注變化中的北京，並寫出了《北京：城與年》的作家寧肯表示，寫北京是要寫出北京的人，寫北京的人要寫出北京人的精氣神，要寫出北京人日常生活背後內蘊的精神鏈條。「承載文學之道的器物，風俗也好，景觀也好，建築也好，最終都要落實到人的身上。」

《紙上乾坤》

如果是由人推及文化，或是置身於人與文化的坐標上看世界，我們或許會得出更多深層的思考。作家李舫在隨筆集《紙上乾坤》中，呈現的就是這樣的文化景觀，其中既有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回眸與反思和對文化現象的評述，也有縱論世界現代藝術史、美術史時採擷到的思想珍貝。李舫的有感而發恰如評論家陳奇佳所說，源於中國某些非常特殊的文化現象，能夠從中間折射中國文化傳統的某些精神奧秘性的東西。李舫的思想感情，史的厚度又都是具有當下性的。「李舫以史的精神，來考量我們當代人所包含的一種內在的思想分量，這樣一種自覺的創作意識，滲透在這本書的字裡行間。」

追隨李舫的描述，我們得以穿越歷史，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稷下學宮，差不多同一時期，在愛琴海旁邊也誕生了柏拉圖學院。但稷下學宮因為戰火，因為政治，因為其他各種原因而中斷了，前後只存留了幾十年。在它消亡後，柏拉圖學院依然繼續存在，它成了以畢拉哥拉斯主義的數理邏輯為主流的一個學派。正因為學院的存在，使得它最終成了西方文明的濫觴。李舫由此表示，當我們深入思考稷下學宮作為世界第一座大學何以消亡的時候，我們或許更可以懂得，中華文化、中國文明當如何成就更加輝煌、更加瑰麗的高峰。

誠如陳奇佳所言，從李舫的思考中，處處可見她作為一個當代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這種「大」的氣象和追求，則是從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貫穿過來的。

明了來路是為了更好地推陳出新

究其實，我們之所以要記得歷史和傳統，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說要回到傳統中去。恰恰相反，明了來路是為了知道去處，也是為了更好地推陳出新。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四大名著」的升級版「四大名著珍藏版」。

"四大名著珍藏版"

珍藏版在沿用該社經典的文字版本的基礎上，全部使用畫家戴敦邦的作品，共81幅，除《紅樓夢》增加1幅《金陵十二釵與寶玉》長卷外，每部名著精選20幅，都是書中精彩的場景和情節，圖隨文走，放在相應的章回。此外，還增加了實用圖表等新的內容。

當然，珍藏版更可以說是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而推出的新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坦陳，該社「四大名著」出版六十多年，背後有太多的故事。以《紅樓夢》為例，先後經歷了三次版本的更新，這個更新並不只是在前面版本基礎上進行修訂，很多時候是推倒重來。他表示，《水滸傳》也有版本的更換。《三國演義》和《西遊記》雖然沒有進行大的版本更換，中間的修訂過程卻一直沒有停止。

紅學家張慶善注意到，珍藏版《紅樓夢》在署名上也有了變化，從最早的「曹雪芹著，高鶚續」，變成「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後四十回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這反映出出版者和整理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反映了到今天為止紅學界對後四十回續書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張慶善看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之所以被認為是最權威的通行本，就在於它選擇了一個非常好的早期的抄本做底本。此外，它召集全國幾十位各方面的專家，尤其是紅學家，用了七年時間整理出來，包括文字上的整理和注釋。

作為清史研究專家，閻崇年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止於對經典古籍的整理和闡釋，他力圖有所創新和發現。他在將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著作《森林帝國》里，提出了「森林文化」的概念。閻崇年表示，很多專家認為中國的歷史主要是農業區和牧區之間相互交融、相互矛盾、相互契合的歷史，但他多年「行萬里路」的經驗，告訴他在東北大部分地區，看到的是大片的森林。他經過審慎的研究和思考後得出結論，大興安嶺以東一直到山海關一帶應歸於「森林文化」。「概而言之，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島嶼的海洋文化，這五種文化組成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經濟文化類型。」

而閻崇年之所以不斷開拓出新的想法和新概念，源於他的學術理念。他坦言，在學術上，自己一直堅持三個原則，一是「求一」，一段時間只專心做一件事；二是「求精」，力求把自己的研究做得好一些、做出精品；三是「求新」，他60歲開始新學科「滿學」研究，70歲登上《百家講壇》，直到現在還在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都是求新的結果。當然，無論怎麼求新求變，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認知傳統文化，為當下尋借鑒，也為更好地開啟未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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