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史 l 晁福林：春秋戰國史（2）

原標題：名家論史 l 晁福林：春秋戰國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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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史（2）

專家簡介

晁福林， 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先秦史。

出版專著有《中國民俗史》（先秦卷，鍾敬文先生主編），《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先秦民俗史》。

晁福林

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能夠創造出表現在各個方面的輝煌文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繼承了商周以來的深厚的文化傳統。就拿青銅鑄造而言，商周時代固然已經達到了鼎盛的階段，可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仍然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

60年代初期在陝西興平縣豆馬村發現一件時代屬於戰國晚期的嵌金銅犀尊，重13.3公斤，高34.4 厘米，長57.8厘米，口長徑11厘米，口短徑10厘米。犀有一前一後雙角，鼻角長而額角短，兩耳短小聳立，雙目嵌以黑色料珠，尾尖稍翹，短腿三瓣蹄，遍體嵌金作流雲紋。犀背有橢圓形的尊口，上覆素面銅蓋，有活環可以啟閉。這件犀牛尊的造型厚重有力，犀牛肥壯而雄偉，昂首佇立，雙目前視，神氣活現，栩栩如生。這件作品繼承了商周以來的青銅造型藝術，以雄偉為主要格調，但在紋飾上，又一改商周時代習見的饕餮紋為主的習慣，而代之以生動流暢的流雲紋，使犀牛在雄渾中又具有了活潑的氣韻。這件作品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青銅文化的代表，也可以說是商周以來青銅文化進一步發展的代表。春秋戰國時期的玉器製作更加精細，造型靈動活潑，這一件玉璧，就是典型。

春秋戰國時期所創造的輝煌文化對於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

限於材料，我們可以舉出這個時期雲南的青銅文化對於東南亞地區的一些國家的影響為例，略作說明。據專家研究，雲南地區的青銅文化可以分為五個類型，都是公元前10世紀到公元前後的青銅文化，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更具特色。例如在滇池區域所發現的青銅器，種類多至90餘種，並且許多青銅器上雕鑄或鐫刻著神態各異、服飾有別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鑄造多採用陶范鑄造，其上的圓雕和人物、動物形象則採用失蠟法。一些器物還採用了鑲嵌、線劃、鎏金等工藝。與雲南地區青銅文化同時期的文化有越南東山文化和泰國班清文化等，其中以滇文化發展水平最高，東山文化和班清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滇文化的影響，「例如靴形鉞和葉平面呈不對稱菱形的圓矛、石寨型銅鼓，都是雲南紅河流域青銅文化和越南東山文化所共有的基本典型器。青銅器的主要幾何紋——圓圈紋也是兩者所共有」，「雲南青銅文化中瀾滄江中、下游青銅文化與班清文化具有較多的共同點，例如橢圓銎束腰銅斧就是兩者所共有的基本典型器，靴形鉞（不對稱形鉞）雖然兩者之間形式上有一點差異，但大體上也相一致，說明兩者的關係比較密切」。專家的這個論證表明，雖然滇文化也在接受周圍國家和地區的影響，但起主導地位的、產生影響主流的還是滇文化。

輝煌燦爛的春秋戰國文化呈輻射狀向外擴展，其影響與同時期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文化相比毫不遜色，是當時世界上各個地區文化發展中的佼佼者，我們足可以引以為榮。

除了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以外，當時的稻作文化的廣泛影響也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證。

據日本專家研究，春秋時代吳國人稱稻為「粘」，而日本語中稻為「伊乃」，南韓稱為「那拉克」，越南稱為「乃普」，都有「n」的音，這些詞語應當同源。這就說明了「以中國長江流域下游為中心，稻米向四方傳播的結果，同時也暗示了傳播的時間」，專家推測，「從公元前六世紀前後開始，中國人對日本列島有了相當多的了解，大陸和日本列島之間的往來經常化。

大陸上的支石墓、少量石器、貨幣、稻米及其耕作技術傳人日本」。

這個傳播的時間正是從春秋時期開始的。日本福岡縣的早期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劍，在形狀上與我國輝縣琉璃閣出土的戰國青銅劍很相似，正是戰國青銅文化對於日本影響的例證。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對於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採取了兼容並蓄的積極態度，中外文化交流在這個時期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

專家曾經對於考古發現所見春秋戰國時期的玻璃器物進行考察研究，經過化學分析和光譜分析，可以確定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期墓所出土的玻璃珠是鈉鈣玻璃，河南輝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劍格上鑲嵌的玻璃是透明度較高的硅酸鈣玻璃，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劍格上鑲嵌的藍色玻璃是鉀鈣玻璃。這些製品與我國所生產的鉛鋇玻璃並不一致，而和西方的鈉鈣玻璃或鉀玻璃相一致，很可能是從西方傳人的。雲南江川李家山22號墓曾經出土有蝕花肉紅石髓珠和淺綠色透明六稜柱狀玻璃珠，屬於西亞地區的產品。

據推測，在四川和印度之間最遲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存在一條商路。西方的文化很可能沿這條商路傳人我國。春秋戰國時代我國製造的琉璃器也有可能通過商路而傳向西方。專家曾對湖南省出土的琉璃器進行系統研究。長沙所發掘的1300多座東周墓，其中10%出土有器形以璧、珠為主的琉璃器，衡陽105座東周墓，出土琉璃璧8件，璦1件，珠5顆，璋1對。益陽47座東周墓出土有琉璃璧、琉璃珠、琉璃劍飾等物。其他如末陽、郴縣、瀏陽等，也有東周時期的琉璃器出土。隨葬琉璃器的墓葬墓主的身份都不太高，有些還只是方能容身的小墓，這些琉璃器多仿製周代札器，長沙所發現的琉璃印上有東周時期的璽印文字，其成分經光譜分析表明其鉛鋇含量很高，與西方所出的納鈣玻璃顯然有別。這些都說明湖南所出為當地的或附近地區的產品。

古代曾經屬於「大秦」（即羅馬帝國）的羅馬尼亞博物館裡面所保存的一些琉璃器，如蜻蜒眼式的琉璃珠與湖南東周墓中所出土的十分相似，研究者關於「這種珠飾與中西文化的交流有關」的推測，是可信的。

關於春秋時期的政治發展變遷，清儒顧棟高曾有「三大變」之說。其說謂：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庄、閩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荊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和、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兢，荊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寧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為戰國矣。孔子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發凡起倒。

顧氏高瞻遠矚，所論甚精闢。春秋時代的政治變遷盡收其筆下。

從政治發展而言，春秋前期，即顧氏所言的隱、桓、庄、閔之世，可以稱為「小霸」時期。春秋中期，即魯的文、宣、成、襄時期，是為春秋霸權迭興之世。春秋後期，即魯的昭、定、哀之世，雖然有吳越爭霸之事，但總的看來，霸權已成明日黃花，各國內部正醞釀著社會的巨大變革，諸侯纏於內政，無暇外及於爭霸。春秋時期此三大變局，構成了中國古史上空前的政治波濤。其洶湧澎湃之勢正是社會鼎故革新的巨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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