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都背後的政治地理密碼：它們何以成為首都？
原標題：國都背後的政治地理密碼：它們何以成為首都？
好久沒分享有關歷史地理或地緣政治的文章了。今天開始給大家來點兒這方面的文章。
關於國都的選擇問題，坐觀君以前在其他文章中有過分享。比如：
那是從地緣角度分析的。這次分析的角度是政治地理。
作者：周振鶴
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ID:eeobook）
圖片源於網路
編輯：坐觀君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中國歷史上主要都城定位的問題。
定位就是指首都應該確定在全國範圍內的那一個地理位置或者說區位上。從宏觀的方面而言，這個位置必須是最有利的，其他地點都不如它。從微觀的方面而言，這個地點的地理環境又適宜建設都城。前賢今哲對中國古都的研究已有許多成果，我在這裡想換一個角度，從政治地理背景來思考這一問題。
中國古代一統王朝與分裂時期以及近現代的首都，主要都設在現在五個城市或其附近，這五個城市即西安、洛陽、北京、南京與開封。當然還可以數上其他城市，但以這五個城市最為重要，其中又以前三個最為重要，其次是南京，開封只是一個過渡性的古都。如果從地理位置與歷史發展而言，這五個城市可以分成兩組：東西向的西安、洛陽與開封，南北向的北京與南京。這兩組首都所佔歷史時期也正好明顯地分開：前一組佔據了前大半段歷史，後一組則佔據了後小半段歷史。
再仔細一點分析，每一組的定都過程及其變遷都出現往複徘徊現象。也就是說，在一段時期里同時存在兩個地點都適宜建都的情況，難於有絕對的取捨，於是，首都經常在這兩個地方來回搬遷，這種搬遷不但只發生於王朝變更之後，有時在一個朝代里也存在短時遷移或同時兩都並建的情況。仔細點說，在從西周到唐代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西安與洛陽都同時是適宜建都的地方，所以，首都在兩地之間徘徊搬遷多次。從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間，則是洛陽與開封的徘徊時期，這可以算作是一個短短的間奏曲。而大致從金朝到今則是從北京到南京的往複時期，這一時期也長達八百年，而且由於與當代相關聯，更顯其重要。
對首都定位何以存在這樣的變遷進行一些分析，或許能讓我們理解其背後的政治地理因素。
一
從政治地理角度來看，適宜建都的地點一般有幾個層次的考慮，其中有兩個層次最為要緊：一是在全國領土範圍內的地理區位，二是建都地點本身的地理環境，包括自然條件與人文基礎。在第一層次中的考慮又分為兩方面，一是選擇全國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內御外的位置，二是與統治集團的發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則。
當然從最簡單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為一國的政治中心應當位於國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於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如戰國末年成書的《呂氏春秋·慎勢》就說: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這裡的國就是都城的意思。這是天下統一之前人們關於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
類似於《呂覽》上述的話所在多有，如《荀子·大略》曰: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這是從禮制出發來說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的。又如《管子·度地》也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這樣的話。事實上，《禹貢》的五服制與《周禮·職方》的九服制，都是從天下之中為原點擴展開來的。以地理中心為首都的思想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思路，並不玄虛，無須將此一思想進行無端的拔高。
唐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比較大範圍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區，從政治地理上來說就是所謂核心區。所以司馬遷說: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從三河縮小到一個地點的天下之中則是洛陽。所以，從西周到唐代，都有在洛陽建都的事實或打算。雖然王朝領土範圍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時卻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現實位置。因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軍事經濟因素要起著實際的作用。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內部的敵對勢力，另一方面要抵禦外部的侵略行為。在這種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設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
具體而言，在唐代以前，適合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帶。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對山東地區(即崤山以東黃河下游地區)而言是居高臨下，起著明顯的控制作用。《鹽鐵論·非鞅》所說: 「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就是這個意思。而這一地區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優勢，即使控制不了東方，也能據險保守獨立。洛陽則沒有這個優勢，萬一四方叛亂，則難以保全國家政權。這是控內。而對於御外而言，由於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敵威脅來自西北，對於強盛王朝而言，首都偏於西北有利抗敵自保。如西漢、隋、唐都是如此。到了宋以後的外患則來自正北或東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響而發生變遷。
另一個與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據———王朝時代稱為龍興之地。一般而言，統治集團都力圖將首都定在與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據地不遠的地方，這個因素十分重要，周秦隋唐如此，遼夏金元清亦無不如此。甚至後梁的朱溫，明太祖與明成祖(各選擇不同地點)，中華民國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概莫能外。甚至連割據江東的孫吳政權也有「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的說法。
在以上因素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經濟地理條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雖然首都地區的糧食與其他用品可以從全國調配，但糧食供應卻要有最基本的保證，於是都城所在地區要求有一塊能生產糧食的平原。在以上所說的五大都城中，都有這一優勢。與經濟地理相關的則是交通條件，首都必須位於交通樞紐處，這樣既有利於對全國的政治控制，同時又保證對首都的經濟供應。
以上這些條件既互相補充，又互相制約，於是中國的都城，尤其是統一王朝時期，就會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很難有一個地方完全滿足這些條件，既然如此，就會產生某一時期在兩個地方徘徊建都的情況;二，在長達三千年時間裡主要的都城實際上很少，唐以前只有西安、洛陽，開封只是一個補充。金以後至今主要就只有北京，南京只是一種權宜。以下讓我們以歷史事實來詳細分析上述的結論。
二
周的先人為了向東開拓，其政治中心從關中西部不斷向東遷移，到周文王終於定於豐，在今西安以西豐水西岸。這時的周還只是商王朝的一個諸侯國，隨後的武王將政治中心遷到與豐隔水相望的鎬。不久，武王伐紂，周取代商朝，統治了中原地區。當周武王君臨天下的時候，鎬京作為首都就顯得過於偏西，洛陽一帶處於中原地區之中心位置，有建都的優越地理條件。武王就有在洛陽建都的想法。《逸周書·度邑》講的就是武王滅商後打算在伊洛一帶建立都邑的事。故《史記·周本紀》說:「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周書·洛誥》也載周公語曰: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說明他在伊洛瀍澗地區建設了洛邑，成為與鎬京並立的都城。後者是正式都城，號為宗周；前者是新都城，分為兩城，一為王城，一為成周，含有陪都的意味。終西周之世，正式都城雖一直在鎬京未遷，但成周始終是鎮服東方敵對勢力的重鎮。
鎬京始終不遷的原因有三，上面已經提到:一是關中自然條件好，糧食供應充足；二是離前敵較近，在國家強盛時有利於抵禦，而且關中是四塞之地，有險可守；三是與周人之發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後盾。但是，也有一個重要缺點，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國中心，於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東周王權衰落，抵禦外敵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將都城東遷王城，遠離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擾。
洛陽處天下之中，不但於對全國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貢賦的調集，商貿上的往來也處於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點是防守困難，中州平原是四戰之地，伊洛小平原更無險可守。所謂東據成皋，西阻崤、澠，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勝，只是主張建都洛陽的人的說詞，真正打起仗來，就如張良所說: 「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如果王朝內部有敵對勢力的叛亂，則洛陽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所以，西安與洛陽兩處對於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個也不能說佔了絕對優勢。也正因為如此，唐以前統一王朝的都城的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與洛陽之間徘徊遷移的特點。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秦人也一樣從西邊來，秦國的都城從西到雍，到櫟陽，最後定於咸陽，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國以此為基礎，打敗東方六國，自然也以此為統一天下以後的首都。秦雖然不以洛陽為陪都，但代之以秦始皇經常性地全國巡行活動。秦亡漢興，仍然出現定都何處的問題，劉邦從東面而來，到了洛陽，定都於此達三四個月。這裡既是天下之中，又離老家豐沛較近，他認為是合適的都城所在。後來接受婁敬、張良的建議，才西遷長安。
婁敬說:「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婁敬所講的是關中的形勢，而以秦地為名。因為關中是秦地的核心區。這一地區的特點就是經濟上有自足的可能，即「資甚美膏腴之地」，軍事上是退則「四塞以為固」，進則「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張良的話與婁敬差不多意思: 「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婁張兩人的話說明關中可以控制全國形勢，即山東叛亂而失去控制，靠著關中的險固與富饒，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於西安一帶，優於洛陽。這個預測是正確的，後來漢初異姓諸侯之亂，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起初雖然聲勢很大，但不過數月，即已徹底平定。秦國要對付的是東方六國的舊貴族的潛在危險，西漢初期要對付的是東方各諸侯的割據勢力，以控內而言，建都關中是合理的選擇。但與婁、張類似的話韓生也對項羽說過，可惜項羽眼光太淺，仍然要回到離自己老家較近的彭城去建都，加速了自己的敗亡。
就御外的角度看，秦與西漢所面對的北面強敵是匈奴。首都建在關中有利於抗敵。秦代據之收復河套地區，又占河南地建設新秦中，深度地打擊了匈奴勢力。漢初雖然國力不強，只能以和親政策與匈奴周旋，但漢武帝以後，國力強盛，以關中為基地而打擊匈奴於西北，取得了壓倒的優勢，不但建設河西五郡，超越秦國疆域，而且開闢西域地區，將今天新疆內外部分地區納入版圖之中。這時的長安就不再過於西偏，而比過去靠近全國領土的中心了。武帝出擊匈奴不但於漢代而且於整個中國歷史都有很大的意義，與之可比者，只有唐太宗對突厥的抗拒，也是處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條件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如果設想西漢隋唐建都於洛陽，則於匈奴突厥必定有鞭長莫及之感，且將時刻處於其威脅之下。
故大致說來，若王朝進取則定都長安，若守成則定都洛陽。東漢國力遠遜於西漢，於匈奴於羌均有力不能勝的難處，只能建都洛陽以自保。隨後的西晉比東漢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陽。介於東漢與西晉之間的曹魏只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陽為都城。而在兩漢之際，短命的新朝王莽也徘徊兩都間，以長安為西都，而打算遷至東都洛陽未果。之後，連在位前後不過三年的更始帝劉玄也先都洛陽又遷長安。漢晉之際都城在洛陽與長安之間的奔波，顯示出長安與洛陽在首都地位上的難以有絕對優勢的態勢。
十六國之後統一北方的北魏，也選擇洛陽作首都。因為其目的是要進取南朝，不可能以長安為基地。只有分裂後的西魏與北周才能再次以長安為都。而東魏與北齊何以離洛陽而就鄴城，道理也不難理解，只是因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遷移，以靠近原來鮮卑的根據地。還有一個原因是洛陽離東西魏(後來的北齊北周)分界線過近，軍事上不利，而且移鄴城實際上也更靠近東魏與北齊疆土的中心。但這一搬遷為時甚短，且影響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繼承了其首都長安，唐繼隋立，道理相同。關隴集團的根據地在此，首都不可能東遷洛陽。但是洛陽地處天下之中，地理區位條件實在優越，所以隋唐兩代都城也免不了有洛陽的徘徊。
隋代重新統一天下。經濟文化重心依然在黃河流域，全國性的首都依然處在東西軸線上。隋代雖然建大興城，定都於今西安地區。但視洛陽仍十分重要，隋煬帝以之為東京，此後實際上是兩都並建，而且隋煬帝以居洛陽為常。唐代隋立，雖仍以長安為首都。但唐高宗後來移居洛陽，稱為東都，又成兩都並建態勢。武則天稱帝正式定都洛陽，長安倒成了陪都。唐中宗雖返都長安，但玄宗前期曾五次移居洛陽，後來才定居長安。這種情況不但可以總括為一句話，那就是:西安的地理偏向需要以洛陽的居中地位來補救。而且還說明洛陽將要取代長安的趨勢。到唐末，昭宗終被朱溫逼迫遷都洛陽，此後長安永遠失去首都地位，只短暫做過後唐的陪都西京。從唐末以後，東西軸線上的首都輪替發生在洛陽與開封之間。
那麼，難道中國之大，從西周到唐代兩千年，就沒有第三個可供選擇之處，必得在西安與洛陽之間作取捨?
的確如此。
因為古代從整個統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黃河與長江流域。而且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這正是中國早期首都必選在黃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而在黃河流域最適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陽之外，我們的確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處。除了以上已經講過的原因外，由於建都的時間都很長，形成了另一個重要背景，那就是這兩處人文因素積澱深厚，都從西周開始便是政治中心與陪都所在，朝綱典制衣冠威儀，積漸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擬。西安、洛陽東西遷移幅度雖不小，而南北位移不出緯度一度，實際上，西安、洛陽與開封，幾乎就在東西一條直線上，這或可以說是一條建都的東西軸線。元代大一統以前，除非偏安，除非其他特殊原因，統一王朝首都必定不可能定位於長江流域，也不可能定位於中原王朝邊緣的北京一帶。只能在長安與洛陽之間徘徊。
勉強可作為第三個選擇的則是開封。從唐末起開封就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控制了唐政權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駐節於此。朱溫之所以強迫唐昭宗遷都於洛陽，自然是便於控制。待後梁篡唐而立，就直接定都開封了。這是以自己的根據地作為首都的典型。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開封利用運河的漕運更加方便，於經濟上有明顯的好處。但是，由於洛陽長期以來是建都的理想所在，所以朱溫定都開封並非一錘定音，接下來便是開封與洛陽的小徘徊期。朱溫定都開封不過兩年便西遷洛陽，四年後又還都開封。後唐滅梁以後，便遷都洛陽。後晉滅唐，兩年後又定都開封，此後才延續至北宋不變。
但北宋建立之初，也並非一下子就確定建都開封的。開寶九年(976)，宋太祖趙匡胤到洛陽巡幸，打算以之為都，但其弟趙光義與群臣都力諫阻之。趙匡胤退一步說，如果洛陽不行，想到長安建都。趙光義問為什麼?趙匡胤說，想「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趙光義等人還是堅決反對，認為應該回到開封才是正理。這大概可以算作長安、洛陽之爭的一個尾聲吧。雖然此時以長安或洛陽為首都已無可能，但開封的確是四戰之地，無險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勢的優勢，便只好用純粹的武力守衛，所以首都地區的戍衛兵力要用到14萬人之眾。不過，儘管後晉以降定都開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時洛陽也一直作為陪都地位存在。
北宋以後，長安即使從理念上也永遠與都城告別了。但料不到千年以後的1932年，仍有一次迴光返照。一·二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洛陽辦公。鑒於南京地處前線，一旦中日戰爭爆發，首都地位難以保全，因此，國民黨於當年3月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決定以洛陽為行都的同時，再行設立陪都西安，並定名西京，委派張繼等人組成「西京籌備委員會」。從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這個西京籌備委員會前後存在了13年之久。其實最後陪都選的是重慶，與西安毫無關係。
至於開封，也有另外一個尾聲。 1214年金朝末代皇帝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將首都遷往陪都南京開封。 1233年金帝出走，南京陷落，開封作為陪都與首都的地位結束。不過在明初，朱元璋定應天為南京，以開封為北京，因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明代都布按三司分立就是學自宋朝轉運、安撫、提刑諸監司)，曾有建都開封的想法，後來因開封周邊水道淤塞，優勢盡失，再也不適宜做首都，才放棄這個念頭。但開封的北京之稱在明初竟也保持了十年之久。所以開封作為首都的過渡性，不但表現於東西之際，也形諸南北之間。順便說一句，若以北京居中，開封西偏與南京東偏，也不過經度兩度而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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