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流】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說起用筆記本的經歷。多半和健忘相關。「好記性不如爛筆頭」被我奉為圭臬。後來有了平板電腦與智能手機,筆記本實際是用得少了,因為我經常忘記它們被放在了哪裡。
說起用筆記本的經歷。多半和健忘相關。「好記性不如爛筆頭」被我奉為圭臬。後來有了平板電腦與智能手機,筆記本實際是用得少了,因為我經常忘記它們被放在了哪裡。
我喜歡用紙箋。這是出於寫字的需要。豎格的直箋,隨便寫一些什麼,都覺得通體舒泰。記得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給老輩的朋友們寫信,還用這些紙箋。得到的回信是同樣的格式,去與來之間,便有了某種期待。跟爺爺的老朋友,三聯的范用先生通信。回信里,會夾他孫子的一幀小畫,是出其不意的窩心,有些忘年相知的意思。但是,這些朋友,因為年紀的增長,陸續凋零。讓用筆書寫這個行為,似乎都失去了某種依持。
寫作間的觸動,往往是分散的。過於精緻的筆記本,不見得可以寫得出東西來。一些意念和想法,信封,銀行賬單的背面,甚至雜誌的空白處,落筆成趣。但這種分散,也往往會讓自己吃了苦頭。因為在梳理隻字片語個中邏輯,猶如字謎。所以,筆記對我而言,還是踏踏實實的「記」的功能,是回憶的載體。
這些年,由於寫有關民國的風物,錄了不少的文字。關於中國的鹽運歷史,關於北伐,又或者有關中國近代知識界的起伏;京津文胄的流徙,聯大的變遷,方寸之間,都成為歲月的積疊。因為涉及梨園故事,一段時間,沉浸其中。各種劇目唱段,在家裡繞樑不止。也作筆記,不記唱詞,不記曲譜。記得卻是伶人表達故事的腔調。同樣是西皮流水;《三家店》唱的是痴情;《打龍袍》唱冤屈與怨艾;《李逵下山》唱忠義,《四郎探母》唱的先是愛後是關於信任的考驗。京戲的邏輯,包羅萬象。而音樂作為語言的傳遞,需要即時的翻譯與捕捉。自認不是很好的譯者,筆記本便派上了用場。
於用筆記本直接創作,以往是少嘗試的。所以我十分佩服可以在筆記本上一揮而就的朋友。記得有一次去深圳作一個講座。對談的搭檔是前輩陶傑先生。上了車後,陶先生掏出一個本子(或者是拍紙簿),開始奮筆疾書。車上的談笑風生,並沒有任何的耽擱。路程不過半個小時,到下車的時候,陶先生將一頁紙撕下,給同行的工作人員,說,麻煩你找個傳真機。傳到這個號碼去。說完又補了一句,拜託,這是我今天要交的專欄。倚馬立就,我想。再看他,如同以筆為矛的俠客。
回憶起來,一次用筆記本成文的經驗,在數年前。那是一次在機場漫長的等待,因為航班晚點。漫長到看完了五集美劇,耗盡了IPAD的電量,又看完了半本舒國治的行腳美食文集。終於,決定要做點創造性的工作。如此,從包里掏出了筆記本,做了預設在鄭重其事的情境中該做的事情,為剛剛交稿的長篇小說寫自序。由於寫的是南京,思路尚算通暢。寫青少年時期的城市念想,寫這城市於歷史的遺留,由「三百年間同曉夢」寫到文革的青春暴烈,從秦淮河畔的老字號寫到「1912」仿製的民國建築。筆尖在紙頁上沙沙作響,竟出其不意的順暢。有如神助,那感覺太美好,至今記憶猶新。
那本筆記本是在南京的先鋒書店買的,封面上是喜慶的紅色剪紙。卡著藍色橡皮印章。不幸的是,後來在一次旅行中遺失,自然就連同這篇序言的初稿。後來回到家鄉,又特地去了這家書店,買了幾本,聊作慰借。不覺間,也重拾筆走紙上的樂趣。舊年搬家,發現了一本毛邊的線裝本子,竟是祖父的筆記本。扉頁上寫著「據幾曾錄」四個字。打開,字跡龍飛鳳舞,潦草非常,遠非其常年治學與人的嚴謹印象。有一些大約還是自己發明的速記符號,如今已難破譯。有一篇,大概可以辨識得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時由川入滇的行程安排。手繪了一張地圖,工筆入微,是其中最有雅趣的部分。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人,常說的旅行攻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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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筆:葛亮
作家,文學博士。著有長篇小說《北鳶》、《朱雀》,小說集《七聲》、《戲年》、《謎鴉》、《浣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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