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也曾有文藝復興？
撰文：傑克·古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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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傑克·古迪向我們提出一個核心的歷史問題：歐洲文藝復興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是否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通過平行考察其他文化領域，尤其是在梳理中國文化和伊斯蘭文化脈絡之後，作者認為歐洲文藝復興並非絕無僅有，中國和伊斯蘭世界在同時期也有相當規模的文藝復興。歐洲文化的進步受惠於其他文化的巨大影響。
《文藝復興：一個還是多個？》（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12月出版）是繼《西方中的東方》《偷竊歷史》之後，對歐洲文化中心論的質疑和批判，並用大量歷史事實證明了非歐洲文化對現代文明有巨大的影響。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七章：中國的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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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和耐的《中國社會史》顯示，中國毫無疑問存在一場文藝復興。他在此書中提到秦代之前的古典時代、之後漢代末年的「知識復興」、唐代「黃金時代」中佛教的「大發展」及其衰落、大約公元845年滅佛運動之後的中國「文藝復興」、之後的「古文運動」，以及公元1000年宋代的「復古」。謝和耐宣稱，在這種環境下，他採用了「『文藝復興』這個術語，但也必須承認這種做法會招來批評，儘管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類似『文藝復興』的存在——對古典傳統的回歸，知識的傳播，科學技術的發展高峰（印刷術、火藥、航海技術的發展、帶擒縱器的鐘錶等等），一種新的哲學和新世界觀的出現」。他承認，和西方的文藝復興類似，中國文藝復興也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但這種對歐洲的參照也提醒我們看到「在其發展路徑中，將它們聯結在一起的文明歷史總體上的平行發展和長時段的密切關係」。這一論斷也精確表達了我希望得出的結論；除此以外，我還認為這種平行發展的原因部分在於通訊交流的機制，而雙方的密切關係則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今天的世界使這二者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中國時常發生對過去的回顧，通常是回顧公元前6至前5世紀孔子的作品（前551—前479）。與伊斯蘭教（或猶太教、基督教）不同，這種回顧與霸權性、一神論的宗教並無牽連——這種宗教會在興起時清掃在它之前的一切文明成就，因此這種狀況需要在以後被修正，某些異教的、受古典啟發的文化復興才能成為可能。在印度，這一復興的進程涉及一種更多元化、較少霸權形式的超自然主義。而另一方面，在中國，儘管某些情況下多神信仰經歷了繁榮，並且在843—845年受到壓制之前，佛教也在繁盛發展；但在中國，儒家思想意味著對一種世俗的、關注個人與社會行為的學說的回顧。的確，在所謂的宋代（有些人還會把晚唐時期包括在內）「文藝復興」當中，有一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傾向於排除來自印度的出世的佛教思想的影響，以復興起源於中國本土的、修正的儒家思想，並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發展出一套非常世俗的文化。
中國產生了亞歐大陸上最偉大的青銅文化之一。遠在歐洲之前，在城市文化和城市革命的意義上，中國就有了一個複雜的「文明」。在此之前，中國發明了表意文字，促進了這個國家的統一，也推動了中國在科學、技術和藝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在這一點上，與歐亞大陸的其他主要社會相比，中國並不存在任何「倒退」。陶器上的標記裝飾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現，但更重要的是從商代末期（前18—前10世紀）發展起來的書面語言。在其位於今天河南省的首都安陽附近，發現了雕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這些文字為國王提供占卜以及獻祭方面的指導。書寫對中國人變得尤為重要，它保存和散播了中國的文化（中文用書寫文字的「文」來表示文化的意思）。這一點將當時開化了的中國人與他們所說的「野蠻人」（「北狄」）區分開來；而這種區分，可能從公元前6世紀孔子的時代開始，對於維持國家運轉，以及對知識層面而言變得非常重要。文字標準化在公元前3世紀末期得到了秦朝的支持，從那時起，書寫就成了對政治統一和文化整合而言更加重要的工具。在知識事務中，文字佔有主導性位置。在唐代早期（7世紀），我們不只看到了帝國的圖書館，還有國立大學（國子監）存在。這表明漢代（前206—220）以後，選官考試製度開始在官僚系統高層人事任命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文字還需要更深入的評價。作為一種等同於我們數學符號的表意文字，它可以表現中國境內所存在的不同語言的多樣性，因此得以將這個廣闊而複雜的國家維繫在一起，並為知識產品提供了統一的「市場」。美國通過堅持使用一種語言，即英語，實現了同樣的統一效果，因此也壓制了其他的語言和文化。歐盟試圖在建立統一市場的同時保留所有成員國原有的語言和文化。比美國付出更小的文化上的代價，同時憑著比歐盟更高的效率，中國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儘管列寧曾宣稱東方將要進行採用字母文字的革命，但人們依然可以討論：歐盟是否該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表音文字是否是最適合多語言環境的社區的文字，我們是否應當採用類似中文的文字，而字母則作為輸入這種文字的鍵盤輸入方式。
在藝術方面，早至公元前500年，已經有許多詩句被寫下並收錄進《詩經》當中，並且從那時起，許多「通曉古典的文人」開始創作詩歌。同時，中國發展出了一套編年史傳統，為流行的歷史演義小說提供了範例（這與純口頭文化里的故事和民間逸事非常不同）。然而，書寫的大規模使用只在漢代得到了發展，當時書法成了一種藝術形式。
書寫，寬泛地說對於人文學科，以及具體地說對於藝術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在近東，書寫最終產生了基於聖經的宗教，即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些相繼由前者轉化而來、又有著堅定信念的一神論宗教的教義，堅定地主張世界的運行所應遵循的方式。但在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在古典世界的科學研究中，和某些具有較少威權因素的多神論信條中，書寫也在被使用著。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歷了對自然之思考的逐漸發展，這一過程淡化了超自然因素。雖然最初並沒有有組織的霸權性宗教，但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以儒家的形式，中國開始有了一種主導的世俗意識形態。後來來自印度的佛教進入中國，成了4到9世紀宗教熱情所擁抱的對象。不過佛教從未佔據主導地位，但它無論如何也衝擊了中國關於超自然方面的信條。隨著9世紀中期對佛教的壓制，中國世俗化的因素進一步發展，但佛教從未像歐洲和中東的亞伯拉罕宗教那樣，擁有在後來必須被顛覆的支配地位。
對於中國科學史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擁有不止一種宗教及意識形態，而且不是一神論的。除了非神論的儒家以外，中國還有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以及眾多地方性和帝國的教派。多元性意味著沒有哪一家是佔據主導地位的，事實上都可以互相兼容，甚至與非超自然的觀念共存，「幾乎所有中國自然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不存在歐洲那種長期的有神論世界觀與機械物質主義的爭論——西方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偉大的中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看到中國人對自然世界的興趣明確地與道教聯繫在一起，從這一方面來看，道教與印度的密宗類似。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道教為中國自然主義深刻的有機和非機械性的特徵所做的貢獻」。與儒家類似，道教接受這個被佛教拒斥的世界。道教信徒
拒絕放棄他們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世界圖景。對於他們，外在世界是真實的，並非幻象。……性因素居於所有事物的核心位置，而禁欲主義……僅僅是一個手段，目的在於達到物質上的不朽——這樣對自然及其美麗的享受可以沒有終結。
關鍵點就在這裡。科學發展所必需的前提之一就是對自然的接受，而不是厭棄……但對這個世界所抱有的超脫塵世的拒斥態度似乎在形式上和心理上都無法與科學的發展共存。
李約瑟關於道教的論點基本上不被人所接受。他認為儒家助長了一種對科學的矛盾態度。這種哲學很大程度上關注人和事務，而不是關注會導致科學產生的事物。「一方面，儒家基本上是理性的，反對任何迷信甚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但另一方面它又特別關注人類的社會生活，以至於排除了任何非人的現象，因而阻礙了對事物——作為人類事務的對立面——的研究」。李約瑟自相矛盾地承認「理性主義不如神秘主義更有利於科學的進展」。現在我們並不清楚事情為什麼應該是他所說的這樣，或者這種說法是否正確；這種說法的確曾被激烈地質疑過。莫特認為李約瑟對道教的強調導致他將儒家看作是對科學有害的，並且也低估了其他晚期的成就。在科技史學家中，將主要關注點集中在宋朝是很常見的做法，宋朝是偉大的「革命」時期，當時為接受文官系統選拔考試而鑽研儒家書籍的受過教育男性對佛教的興趣越來越弱，而新儒家佔據主導並同時吸收了其他思想體系。
因此在中國，不存在類似歐洲基督教到來的時期、伊斯蘭教某些間斷性的時期和猶太教經常出現的情況，即非現實宗教的主導地位急劇地中斷了更「理性」世界觀的發展。李約瑟寫道，在中國沒有與西方黑暗時代對應的歷史。比如，在地理學方面，托勒密的地理學在歐洲漸漸被人遺忘，但在中國「它一直穩定地發展，到17世紀耶穌會士到來時，中國一直在使用直角坐標網」。造成這種差異的一個主要原因與宗教和世界觀的性質有關——中國採取了「一種有機的物質主義」。「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在中國從未取得主導位置，關於世界的機械論觀點也沒有出現在中國的思想當中……在某些方面，關於自然的哲學可能幫助了中國科學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在對場論的促進上）。更重要的是這一事實：在受過教育的人當中，超自然導向的神學並沒有像歐洲的霸權性宗教那樣監管著所有關於自然的思想，阻礙科學發展。在科學方面，對中國產生了如此影響的耶穌會士是一個後文藝復興時期的例外；在他們的信仰體系中，他們吸收了西方許多新近的發現，並試圖將之用於宗教目的——向異教徒傳教。為了以這種方式介入到世界其他地區，在不排除非現實因素的情況下，世俗主義和理性主義被摻入到了信仰當中。
道教和儒家所重視的問題都促進了對關於人或事務的物質世界的關注。並且，物質主義與物質的變化聯繫在一起，比如在和道教的隱退而非正統教導密切相關的鍊金術中所體現的那樣；這一活動不只為醫學科學中的藥物學，同樣也為中國遠在西方之前發明火藥奠定了基礎。後一項發明作為「中世紀時中國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最早出現在9世紀時的唐朝末期，但第一次記載使用硝石（硝酸鉀）、木炭和硫磺配製火藥是在1044年的一部道教著作當中。火藥的發現似乎與為軍事目的而進行的控制煙霧的能力有關——這一點最早在公元前4世紀時就有記錄，人們需要它來掩飾軍隊的行進。但火藥後來被用於「飛火」以及手雷和火箭。這項發明通過伊斯蘭世界傳播到歐洲；1248年，安達盧西亞的植物學家伊本·艾爾·拜塔爾把硝石稱為「中國的雪」。
不過，這種物質的變化並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科學也並不總是能隨心所欲地發展。從上流社會學者們的角度來看，特定的科學是正統的，其餘的則不是。對曆法的興趣使得天文學變得很有價值，在西方也一樣。但鍊金術是「特別不正統的，是冷漠的道士及其他隱士們特有的追求」；在藥學方面，某些類型的醫學是模稜兩可的，儘管和其他地方一樣，實踐的意義上治療總是十分重要的——即便在理論不被重視的情形下。李約瑟解釋道，中國人表現出了一種「基本的實用性」，並且「傾向於不信任所有理論」，11至13世紀的「新儒家」和宋代革命的哲學基礎則是例外。
儘管中國可能並不存在歐洲意義上的黑暗時代，但在其歷史上確實有「文明」被「野蠻人」暫時征服的時期。青銅時代的文明在其中成長成熟的平原和山谷中的城市會遭受遠方民族的攻擊，後來長城的建立就是為了抵禦這些民族。侵略者是北方的牧民，牛和馬的飼養者，他們習慣於更粗糙的生存方式，可以快速地移動。自公元前8世紀初期，這些騎兵的入侵就導致了各個交戰國家的聯合，並且在大約公元前3世紀時建立了第一帝國。
中國第一個「歷史朝代」是商朝，其王權的傳承自公元前16世紀中期，持續到公元前11世紀。它與北方的「蠻夷」作戰，從之前已經開始使用高溫制陶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中發展出了金屬（銅與青銅）技術。在這個新時代，產生了夯土防禦工事建築，宮殿，青銅武器、容器和裝飾品，戰車以及在甲骨上的早期書寫（大約在前1200年）。對分布並不均勻的金屬的需求可能導致當時的人們與「外國人」產生聯繫，有可能促成擁有殖民地以及帝國主義特徵的更中心化的政治組織的產生，和適合其他語言的語標文字的出現。在墓葬中使用的有輪子的戰車很可能最初被用於狩獵，似乎來自西方的高加索地區。但商朝用於儀式的青銅容器所展示的技術不僅涉及關於物質的複雜知識，同樣也涉及複雜的生產組織——大量的礦工，燃料的採集者，制陶工人和鑄造專家在中心控制下聚集在一起工作。許多此類精心製作的供物被獻給了諸神和祖先，但沒有一樣是獻給至高神「帝」的；和許多多神宗教一樣，至高神沒有屬於自己的祭禮。
商朝之後的政權，即周朝（前1122—前256，或前1111—前255）在政治組織上被稱為是封建制的；這一王朝一直延續到公元前3世紀，當時中國已經統一。我們在周朝發現了最早由皇家或王侯宮廷的文士撰寫的文件。在此之前，在周朝的春秋時期（前770—前476），封建家庭關係在逐漸萎縮。春秋時代的文化在許多方面是非常特殊的，並且中國南方最終被吸收進一個社會政治——如果還不是文化上的——系統當中，但這個國家繁榮了起來。同化了許多「蠻夷」之後，中央控制建立起來，並伴有一個越來越多地由年度報告所掌控的官僚機構。在這個政權的統治之下，農業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在北方，當稻米的種植從南方傳來，並且各處都開始種植大豆之時，小麥成了主要的穀物。人們開始給作物施肥，拋棄了休耕地的做法，引進了輪作方法。在中央平原，農業變得更加集約，人們也開始了頻繁的除草工作。在某些地方，灌溉發展起來，以過濾鹼性土壤和澆灌稻田。這類活動的大部分是由地方當局，而不是像許多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所主張的那樣由中央政府推進。
與這些發展相關聯的區域內貿易在增長，新城市為商品和奢侈品提供了市場。大商人企業家是為國家的富裕做出最大貢獻的群體，當時是商業活動和私人企業的高峰，這導致了城鎮的增長。金屬熔煉技術的發展導致了最早的有記錄的高爐和早期鋼鐵的產生——上述過程創造了大量財富。為農業、戰爭和家庭目的的對鐵的使用也變得普遍。金屬的生產相對便宜，產量也很高。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一技術由新石器時代晚期制陶過程中的高溫步驟發展而來，而在青銅時代被用來生產金屬，用於戰爭和為祭禮奉獻而製造的精緻的三角鼎。
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前1000年的前半期），我們看到青銅容器上有了更長的銘文，多達數百字。從這些文字的形狀可以看到，象形文字的現實主義特徵逐漸消退，更方便的線型文字取而代之，這可能是文字更頻繁使用的證據，或者像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證明了這些產品最早所體現的宗教思想的削弱。在之後的一個世紀以及再後來的半個戰國時期，這種銘文在人群中的使用範圍增加了，並且我們看到這些年代出現了廣泛的評論性、法律、軍事、商業和其他日常文件。同時有證據表明，從青銅可以從帝國的工場中取得並且其使用不再局限於皇家的意義上而言，青銅器成了使用範圍更加廣泛的奢侈品。
在那以後，制度在處於早期鐵器時代的戰國時代（前475—前221）逐漸崩潰。在公元前5世紀時（可能更早），就有了常設的職業軍隊建立。之後的戰國時代出現了孫子的《孫子兵法》等軍事文獻，在那時相當程度的城市化也在推進，特別是在黃河附近的中央平原；技術由於戰爭的需要而發展。但政治的分裂同樣導致了不同領域中寫作實踐的差異，當時的文士在絲綢和竹簡上記錄檔案。寫作同樣採取了一些影響到後來世代的富有創意的形式，特別是古典文集的產生——這些文集的創作大約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五經》甚至到今天都被人高度地尊崇，在文化影響的意義上曾被與西方柏拉圖的著作或聖經相比較；其中包含《詩經》（「詩的經典」），《書經》（「歷史的經典」），《易經》（「關於變化的書」），《禮記》（「禮儀之書」）和《春秋》（「春秋編年」，一部關於孔子的母國——魯國自前722年—前479年的編年史）。在孔子的年代，這些著作最終成形。同樣在此時，一種天庭的官僚體系觀念也發展出來，其中各個神話中的統治者處在玉帝的監管下，玉帝確保地上和天庭的正常運轉，這種天上的等級結構與地上的統治結構相平行，因此神聖與世俗之間不存在強烈的二元對立關係。
在這個時期，貿易和家庭土地稅也都在增長；戰國時代，面對著中央政權的控制，分散的各個政權逐漸消亡。這些政治與經濟的變化伴隨著被稱為「百家爭鳴」的現象，孔子在當時宣揚後來在中國社會居於中心位置的社會與文化價值，即領導者是集合了才能與道德的人，而非僅僅或主要依賴出身。在這個意義上，「封建主義」受到削弱，教育則取得了勝利。並且後來的世代所回顧的也是這個知識和文化繁榮的古典時期。孔子是這一時期幾位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其他重要的哲學家包括孟子（約前371—前289），墨子（前5世紀）和荀子（約前298—約前230）。這些人都是「士」階層的成員，他們的作品在後來的朝代中成為政府官員主要學習和研究的對象，構成了中國古典教育的基礎。這些發展所發生的時間與歐洲人認為的古代希臘發明哲學的時間接近，發端於此時的哲學卻被不少西方人看作是他們所獨有的。在戰國時代，這個「歷史上所知的擁有最豐富的技術創新的時代之一」，多種多樣的新發明大大改善了這個國家人們的生活，包括鐵制工具的更廣泛使用，周朝甚至生產鋼，這些進而導致了市場和紡織業的發展，以及金屬錢幣與商人階層的出現，其中有一個人，李斯，成了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首相。隨著戰國時代的終結，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了中國，這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統一。秦朝這個新帝國採取了一套法制的學說（由法家推動），將法律的地位置於禮儀之上——與早期哲學家韓非子（前290—前234）的主張相同。這個帝國統一的時代見證了文人的逐漸興起，他們是早期士階層的後代，部分地取代了之前曾掌控政府的貴族大家庭的地位。隨著環境而變化的國家本身的需要，現在比不變的習俗，甚至比儒家的「仁」都要重要。依據這些需要，秦朝政權修築了長城，並開始通過一系列大型工程來組織中國的疆域（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因此喪命），挖掘渠道，修築道路網路，並建立了全國性的書寫、貨幣、度量衡和出於政治考量的人口移動體系。通訊也在此時得到了改善。公元前3世紀的最後十年，被徵召服役的男女以飛快的速度修建著主要的道路。但在公元前213年，政府同樣決定焚毀書籍（這一事件的規模和意義毫無疑問被誇大了），因為這些著作被認為是對之前政權的思念。中國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是皇帝「焚書坑儒」。但秦始皇自己的文字保存了下來，並且他意圖建立一套新的知識秩序。法律、園藝和草藥醫學以外的書籍被排除在公共流通的範圍之外（以上這些主題的書本在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世界也未受阻攔），因為這些知識被認為是危險的。
統一的中華帝國需要巨大的官僚體系。巴拉日估計，在漢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即六百萬人是文人官僚。通過沿著主要為政府使用的目的所建築的道路而精心建立的驛站服務系統——這一巨大的網路將這個巨大的帝國聯結在一起。後來這一系統被統治著從太平洋沿岸到巴爾幹的西蒙古帝國所接管，這套官僚組織也隨之被帶到了歐洲部分地區。
在13世紀，這種形式的郵政被馬穆魯克蘇丹——開羅的拜巴爾（突厥人出身）採用，雖然有證據顯示他們也擁有更早形式的遠程通訊方法。郵政同樣促進了對鴿子的使用（這種方法之前就已經存在），以及通過煙或火傳遞視覺信號的系統（在更早時期的中國已經出現）。運輸的物品不只包括從大馬士革來的郵件，也有為蘇丹的飲品而運送的冰塊。商人因而被允許使用郵政服務以及相關的驛站。在歐洲，在羅馬帝國陷落後就不再存在的遠距離通訊於1586年重新出現在米蘭公國，這個公國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有很多利益。這一系統後來以付款為條件向商人及其他人開放——加札尼雅杜認為這一體系促進了與標識了西方而非東方的現代化兼容的一種新型模式的「主體化」。這種現代郵政確實很重要，但這種通訊顯然不是被遠方的中國所引發的，而且將這一特徵歸結在其引進上似乎是個錯誤。但蒙古人向歐洲的進軍可能為其他中國發明進入歐洲提供了機會，其中可能包括刺激印刷術和印刷機出現的因素。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將印刷術引進法國（但沒有用於私人用途），他之前已經與米蘭結盟，還將武器生產帶到里昂和圖爾斯，將絲織業帶到了里昂。
在中國，第一位皇帝在可疑的情形下死去，之後沒多少年，這個王朝就終結於暗殺、政治起義和混亂。從秦朝的崩潰開始，劉氏家族逐漸興起，並在公元前206年建立了漢代，除了中間短暫的王莽篡權以外，這些皇帝一直在與前朝一樣的帝國基礎上統治到了220年。這個新王朝繼續著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建設。書寫變得更加廣泛和實用。這個時期同樣見證了隸書的發展，它在這一時期「達到了美學上的完全繁榮」。從越來越多的私人開始收集可在城鎮市場上交易的手稿這一事實可以看出文字的廣泛作用；它們不再僅僅存在於帝國圖書館之中。文獻以官僚階層為目標對象，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有閱讀能力的群體規模很小。雖然中文文字很有難度，但當時中國有閱讀能力的人很有可能比使用字母系統的西方人更多。據說一位官員擁有許多（「萬卷」）捲軸形式的文獻，因為在中華文明的所有方面，書寫的作用在逐漸上升。為了學習文字，富裕的家族為他們的後代提供私人教師，而窮人家庭的後代則更多地在自願基礎上，在小型學校接受教育。正式教育被限定在對中文經典的學習之中（學生以此學會中文文字）。起初的四到五年，男孩們以識記文字作為教育的開端，之後開始學習文字書寫和創作。這些將要擔任公職的學生之後將在主要的市鎮參加公開測試並進入政府開辦的學校，因為管理複雜的國家需要僱用受過文字訓練的文士和官僚，而不是不識字的封建貴族。
在公元前2世紀以前局勢多有動蕩，其中涉及不同改革者群體之間的爭鬥。一方「由受傳統束縛的儒家文士組成，他們只主張進行能得到儒家經典認可的『合理的』或『正當的』改革」。這場許多學生參與的運動由文士的聯盟「黨人」推進，由一些被革職並禁止錄用的官員組成，最終遭到了血腥鎮壓；直到近代，受訓的和被錄用的文士之間的平衡一直是個問題。而對於其他人，儒家思想被打扮成了革命性的或反傳統的模樣；新思想必須穿戴一身舊打扮。文士現在在宮廷變得更加重要，而這意味著在秦代被禁止的書籍又重新回到了流通當中。
官僚統治需要文獻和百科全書的摘要，以總結知識。更進一步地說，在這些文獻所涵蓋的話題隨時間流逝而產生的變化中，一位歷史學家看到了「由儀式到功用」的轉變，從而「出現了世俗化，理性化和官僚化」。經常擔任管理者的受過教育的人會回顧在先前被寫成的文字，尤其是在政治的廣泛領域中；這解釋了文件和百科全書收藏量為何如此巨大。這些學者官員來自一個很大程度上通過表意文字的管理而整合起來的龐大的國家。在這種處境下，是（為政府而訓練出來的）文士引領著道路。他們並非沒有對手——宮廷中的宦官，佛教和道教的神職人員，但從長期來看依然是文士居於支配地位。經歷了某些搖擺，以及衝突和反對之後，最好地表達了文士生活方式的儒家教條被他們接納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在此之後，如我們所看到的，即便是革命性的變化也被歷史的戲服裝扮起來，不論哪一個新政權建立，國家的複雜性都意味著文士會很快控制政權的行政。
漢代在擴展和鞏固政權上的成就與漢武帝（前141—前87）密切相關，他首先受到大哲學家董仲舒（前175—前105）所領導的儒家學派的幫助。漢武帝的長期統治標誌著中國的利益延伸至中亞、南方熱帶地區以及與越南的邊界。他的大部分功績在於組織這個國家支持軍事活動，其中很大部分是由國家壟斷的鹽、鐵，以及後來在公元前119年設立的酒類機構，和對手工藝人與商人徵稅來提供資金；一些稅款可以通過上繳絲綢抵付，然後國家通過銷售這些絲綢，將收益放進國家財政收入當中。不只是帝國宮廷，王子們的宮廷也成了知識、文學、科學和藝術成就的中心，所有這些領域都在繁榮發展。宮廷是這些活動的主要中心，特別是在後來被資產階級佔據的藝術領域。
武帝的漢代宮廷在長安（今天的西安），當時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吸引著各地的學者和官員前來。它依照學術才能任命官僚，這些官僚因而都是識字的（而不是孔子生活的年代中的封建貴族）；但官僚制度無論如何都促進了科學發現、技術成就及藝術活動，在這些擁有高度文化的人當中也有宗教專家。但教育制度的主要目的並不是提供教士（像在亞伯拉罕宗教或印度宗教世界當中那樣），而是培養官員。比如，許多歷史著作是由官僚作者為官僚讀者而寫的，目的在於為行政實踐提供指導。
在公元前110年，皇帝建立了樂府，重新編輯了《楚辭》《詩經》等詩集。同時，我們可以看到與陰陽和具有可塑性的五種元素（五行）的觀念相關的整體相關性系統進入到了儒家思想當中。許多為了官方目的製作的文件使用一種經過修改的字體，寫在笨重、易碎的木條上，有時則寫在絲綢上。在這種環境下，紙張的發明（不晚於105年）特別地有用，而紙張所帶來的流通又進一步加強了整個官員階層的地位——他們作為書面行政的專家，依賴於對技術術語的廣泛知識和對傳統書寫的掌握。有了紙張，這些可以被更容易地複製。選拔人才填補官員職位的科舉考試，現在也向其他人開放，不只局限於官僚的士（學者）階層成員，因此確保了才能在選拔官員的過程中扮演逐漸重要的角色。在大約100年，這些文士的活動包括對古典文獻的解釋和寫作，精心編製參考書目（比如文獻目錄）和編纂詞典（許慎的《說文解字》）。同時也有司馬遷（約前145—前86）的重要歷史著作，他寫的帶有腳註的《史記》涵蓋了到他自己所生活年代的整個中國歷史。在這些作者的努力下，中國的散文達到了「完全的成熟」。
這一時期的許多成就與政府管理活動密切相關，比如用於評估官員的數學教材（徐岳編寫的《數術記遺》），和一部有關照顧軍隊與馬匹的醫學作品的殘片。人們需要用滴漏水鍾為工作任務計時，比如裝飾宮廷的畫家。國家的制鐵工業預備了兵器，對鹽業的壟斷需要挖掘深井，這項活動和為運輸與灌溉而興修水利的活動都需要工程師。這個政權安裝了用在磨坊上的水輪，後來被用於工業目的；熔爐用水能來驅動活塞式風箱。輪子出現在第三世紀，而為駕馬所使用的胸帶遠比這要早許多。
部分地作為疆域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與經濟緊張的結果，在西漢和東漢的整個歷史當中，外部的侵略和內部的動亂，以及頂層權力交替的爭鬥是這個政權必須經受的周期性的危險。由於2世紀晚期農民起義的浪潮，這個王朝的最終崩潰變得不可避免，特別是黃巾軍起義，這是一股救世性道教的分支。在190年，都城洛陽被洗劫，包括圖書館和檔案在內，從而導致了比之前秦朝焚書更為慘重的書寫材料的損失。但這無論如何是一個知識活動密集的時期，儒家開始讓學者–官僚階層的某些成員感覺失望，他們因此轉向別處，尤其是道教。特別是在這一時期的寫作方面，主導思想越來越多地受到佛教影響，佛教開始在中國留下自己的印記。漢代展示了文化和科學複雜性的不同跡象，比如在新的農業技術與工具的發明上，這時也是工程與公共建設的高峰時期，同時在醫學方面有了新的趨向，儒家世俗主義再度興起，發端於秦朝的文學與帝國行政的高漲勢頭依然在持續，但政權的穩定性依然是高度易變的；伴隨著所有軍事野心和民事責任，它在某某種程度上出於「懸崖邊上」。
如果沒有繁榮的經濟，所有這些活動都不可能出現，而經濟的繁榮則被佛教——商人的宗教——之出現所刺激，通過對南北方的征服和印度—伊朗貿易的開放——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發展，它將漢代與羅馬帝國，以及與在越南沿海做生意的敘利亞商人聯繫起來。在這場國際交換中，很難將私人貿易與官方商貿區分開來，兩者都參與其中，不論是進口還是出口。正是這種商業活動和增長的物質生產與技術進步一起，構成了漢代軍事、外交與商業擴張的背景，展示出了已經由文學與考古學證據證實了的生命力。印度的使館出現在西部，與亞洲其他地區的關係也增加起來。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公共和私人企業並存，比如在絲織業，甚至在國家壟斷的鹽業和制鐵業中都是如此。那些活動並沒有阻止199年限制商人生活方式之法令的頒布——和後來的歐洲一樣：商人被禁止穿戴絲綢，騎馬和攜帶武器。
漢朝滅亡，在220年被三國（各自以洛陽，成都和南京為基地）所取代，它開啟了有時被稱為「中國的中世紀」的時代。佛教廟宇曾在藝術領域帶來了希臘的影響，並且和後來的基督教一樣，以宗教名義委派給許多藝術家、畫家、金屬工匠、雕塑家和建築師工作進而維持他們的生活。在中國藝術當中，和日本一樣，從舊石器時代（前5000）開始就有宗教和世俗的模式，最初由刻在石頭上描繪日常生活各個方面的繪畫所記錄。之後，在大約300年到600年之間，佛教成了影響藝術的重要力量；儘管少量佛教藝術從漢代留存下來了，但直到南北朝時期（386—589）以後，佛教藝術才變得普遍。從這一時期開始，宗教藝術由佛教繪畫所主導，世俗藝術則由人物和自然類繪畫所主導——受道家和儒家的刺激。佛教導致了一系列重要的紋飾出現，因為相同圖案的重複出現是一項宗教實踐，它甚至見證了雕版印刷術的產生，並最終帶來了通過相同步驟完成的印刷文字——藉此無休止的宗教儀式的重複成為可能；在8世紀，因為皇后的命令，一段佛教咒文被印刷了一百萬份。這個宗教同樣有助於方言文學的發展，在4到8世紀之間促進印度在世俗科學方面，特別是數學、天文學和醫學作品的傳入。儘管原本已經消失，「婆羅門」文獻的譯文在這一時期的後半部分依然佔據特別重要的位置。
漢學家白樂日寫到「中世紀的靈性復興」，和這個國家從公元前200年到600年（秦代到唐代初期）的徹底轉型。在基督教創始的時代從印度引入中國的大乘佛教的救世主義教義在4世紀時變得具有高度的影響力。這一影響的後果包括佛教組織取得了大量的財產和權力，並建立了具有學識的修道院和學校，儘管其中的學問主要是宗教性和關於聖卷的。在北方的洛陽、敦煌和長安，在2世紀和5世紀早期之間，喬達摩的梵文文獻被翻譯成中文，這是一項巨大的任務。佛教向南方的擴展發生在南朝，以南京為首都的梁代（502—557），其繁榮一部分原因在於海上貿易，也在於東南沿海港口的修建而得以與東南亞和印度洋沿海市鎮進行的商品交換。許多外國商人來到這些中國港口，這個國家變得更加富裕，佛教組織則由於其特權地位而從中取得了許多經濟利益。
在漢朝衰亡後，直到581年隋朝建立，除了——或者說，可能因為——成為這個國家標誌性景象的政治分裂外，文化和社會生活是「在中華世界的知識歷史上一個最豐富和複雜的時期。這個時代的文化成就驚人地多產，且富於創新」，並且在這些方面，據說與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很接近——它的形而上學，宗教熱情（主要是對佛教），對美學和文學批評的興趣，同時繪畫成了一項富有嫻熟技藝的藝術，特別是在風景畫方面（受到道家對自然之興趣的影響），並且出現了沒有先例的「詩歌的繁榮」。在2世紀的後半段，戰國時期（前4世紀—前3世紀）思想也曾經歷過「復興」，但「復興」採取了相當不同的立場。中國北方從304年開始，見證了一個新的「蠻族」入侵與統治的時代。在揚子江以南，發生了一場無組織的反對運動。儘管在政治上很虛弱，「這些王朝都在文化上具有光輝的特徵：在文學、藝術、哲學和宗教上，它們組成了中國歷史中最具創造力的時期之一」。再一次，政治虛弱並沒有阻礙文化繁榮，並且文化的進步在面臨政府與宗教諸多問題的情形下依然在持續。
梁代是南朝的數個政權之一，海上貿易在那時得到發展，在梁代之後的是幾個短命王朝。最終，從洛陽起步，國家的統一由具有部分「蠻族」血統的將軍楊堅（後來被稱為隋文帝）完成，他是隋朝（581—618）的創始人，從此引出了延續超過3個世紀（包括整個唐朝）、同樣被稱為「黃金時代」的時期；這一時期以經濟繁榮沒有內戰和技術、文學、造型藝術、音樂與舞蹈等廣泛領域的成就為標誌。隋朝繼續開拓水路，極大地促進和擴展了通訊與商業，完成了聯結南北方的大運河的開鑿；運河促進初級生產者和市場開發長江流域的農業生產潛力，並且中國人於此時開始向朝鮮和蘇門答臘派去艦隊進行海上探險。貿易也在擴大。在628年，伊斯蘭教首次到達中國。隨著在下個王朝——唐朝時商業的進一步擴大，瓦哈比卡布查，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母舅被從阿拉伯半島通過海路派往廣東，在那裡修建了中國的第一座清真寺，並收到了皇帝的禮物。聶斯脫利派基督徒也在631年從波斯派遣了一支佈道團。同樣是從波斯，拜火教已經在同一個世紀的更早時期到達中國，而摩尼教則在更晚的694年到達；有許多宗教被允許存在。750年的廣東有婆羅門廟宇與商人。
唐朝在618年，由另一位將軍——與突厥叛軍聯盟的高祖皇帝所創立；他後來被他的兒子李世民暗殺*，李世民成了太宗皇帝，在626年到649年在位。唐朝的前兩位皇帝再一次統一了這個國家；大體上，他們延續了隋朝的政治管理實踐，但也採取了更經濟性的方式。這個時期包含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儒家理想的「善政時代」。朝廷的管理主要由軍人和貴族所構成，但也達到了某種區域間的平衡，而且其中大約10%的成員是以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作為候選人補充進來的。這種考試在隋朝之後已經被重新恢復，雖然候選資格是受到限制的——在教授標準化課程的官辦學校接受教育的主要是貴族和高級官員的後代；不過，這一制度很快就會變得更加開放。在唐朝早期，在都城長安的領導下，經濟得到了發展，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至少六十萬居民。聚集資源以開拓疆域的慾望，促成了農業體系的重組，每個家庭需要在特定的土地上種植作物，以提供穀類、絲綢或勞力作為所繳納的稅。這種「衡平地」式地租和民政管理方式已經被早先的隋朝所採用，甚至也曾出現在更早的北魏王朝。這種行政管理顯然需要一個複雜的、規律性地進行大規模人口和土地普查的官僚體系。
在採取了合理化稅收的措施以後，這個「善政」時期因其低物價和普遍的繁榮而知名。太宗採用新的方式彙編了法律，為強大的中央控制做了準備。唐朝重新整合的軍事力量現在將自身的控制範圍延伸到北方的突厥部落，導致了與西方更多的交流。拜占庭派來了使節（羅馬在漢朝時的166年已派出過海上使團）；聶斯脫利派教堂和佛教廟宇也在較大的市鎮中建立。
最為獨特的是以「武皇帝」的名號為人所知的女皇武曌（627年出生）非凡的統治，她是前一任皇帝的妃子，當時這位前任皇帝將首都遷到了洛陽，並且他更喜歡用考試選拔的官員填補高層官員職位。女皇自660年開始掌控政權，從690年到705年打破了唐朝正統的繼承順序，佔據皇位。隨著參加科舉考試人數的增加，政府管理的規模也在擴大，參加考試的官員候選人的出現必然擠壓了貴族的作用，雖然許多擁有學位的人本身也是貴族，並且80%的官員依然沒有學位；但無論如何，半數官員是因良好工作績效而從省政府序列中提拔上來的前辦事人員。這種重視參加科舉考試的官員候選人的轉變很有可能對之後出現的「文藝復興」十分重要。人員規模的擴大同樣需要新的稅收收入，而加稅政策的不受歡迎也促使女皇在705年退位。但是，日本（和朝鮮）對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並沒有像中國那樣的依賴。「日本儒家保持著對他們本地貴族傳統的忠誠。」在中國並沒有同樣的精英主義，但直到14世紀，商人的後代才有資格參與考試，因此（男性的）機會平等的演進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之後的玄宗，即「唐明皇」的統治是唐朝物質繁榮、制度進步和「藝術繁榮」的頂點。作為他徹底的行政改革的一部分，納稅人登記更加高效，並隨著對大運河體系的修復（在武皇帝時運河遭到了忽視），他的朝廷也在帝國的財政收入方面取得了很大增長。這一時期，工程，運河、道路與橋樑的修築，以及藝術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進步。甚至超越同時代的卓越詩人王維的成就，中國詩歌的「陽」與「陰」，李白和杜甫（即英語讀者所知的「LiPo」和「TuFu」）被認為是所有時代中最偉大的詩人；這被看作是「像文藝復興一樣，將古代與現代世界聯結在一起」。儘管作為「官員詩人」，杜甫明顯倚重儒家價值觀念，而李白瀟洒精妙的作品則毫無疑問是道家的，而且雖然李白曾多次試圖進入官僚體系，並在某段時間內得到官職，他作品中明顯而豐富的自由思想，正如我們可以想像到的，在語氣上是非儒家的。詩歌編輯庫珀將之形容為「中國詩歌三千年歷史中，黃金時代中的黃金時代」，像「我們的都鐸時代」。這一階段之前據說是「中國的黑暗時代」（雖然李約瑟的觀點與此相反），開始的時間早於隋朝，人們對這段時期的思考也有很大不同，但無論如何，存在著「在任何其他世界文學中都尚未被發現的傳統的連續性」。在漢朝和隋朝之間的整個三國、晉朝與南北朝時期由於政治分裂、入侵、反叛、起義、疆域的不穩定性和經濟問題而存在一段黑暗時期，但無論如何也有文化繁榮。之後，庫珀提到「類似文藝復興的時代」的出現，他將杜甫與但丁、杜甫周圍的社會環境與15世紀的佛羅倫薩相比較，而其他人則會參照西方古典時代的作品。
唐代被認為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但在唐代之前和之後廣泛存在詩歌創作。在這個古典詩句的「黃金時代」中，詩歌的作者們是一些原創、個體詩人。但唐代同樣也是一些更方言性的散文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並且以某些小說寫作的早期嘗試——唐代「傳奇」故事——而知名。建築（雖然當時的成果極少有流傳至今的）和繪畫（雖然還沒有發現多少當時的原創作品）等視覺藝術也繁榮起來。小藝術當時十分活躍，豐富多彩。總之，在通訊手段方面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印刷術的出現，首先被用來複制佛教經卷，後來被用來製造日曆、年曆和字典。雕刻印刷出現預示著知識的更快速散播以及流行文學的出現，以及書面禱詞的複製。「印刷術的發明使得之前無法實現的知識的更廣泛散播成為可能，並且讓並不富裕的人也能獲得圖書。由此導致的圖書館數量的增加加強了教育的書本性質，固定了考試的文字性質，並幫助新儒家將傳統保守主義教導給人們，並將對古典的尊重態度傳播開來。」從唐代早期，從傑出的佛教學者、翻譯家和歷史學家玄奘（602—664）的旅行開始，有了一種為佛教論文而翻譯梵文和其他印度的語言的傳統；玄奘自己甚至將老子的《道德經》這部影響巨大的道教經典翻譯成梵文。這種新的知識環境導致了政治哲學的多樣性，不過在這一時期繁榮發展的除了知識以外，還有商業生活。城鎮壯大起來，奢侈品的範圍在擴展，農業取得了進步，制鐵技術變得廣泛，稅收被規範化，手工藝也在繁榮發展。在這個國家，稅基轉向了私人土地，從商業取得的稅收變得更加重要，國家壟斷的機構則促進了新商人階層的崛起。
唐代的皇帝正式支持道教，因為道教被認為是從其創立者老子傳承下來，但無論如何還是佛教受到了偏愛。與其他地方一樣，許多土地財富之前被轉移到了佛教廟宇，因此必然從正常流通環節中退出，成了不能變賣的「永久管業」。這些廟宇直接或間接地利用這些土地獲利，運營磨坊，提供醫院，照顧病人並開辦自己的學校。843年到845年，武宗皇帝決定壓制佛教，就部分地出於財政原因（和歐洲宗教改革一樣），廟宇被關閉，土地被沒收，大約25萬僧人和尼姑被驅逐。這場對佛教的攻擊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但這標誌著佛教影響開始衰退，儒家則以新形式得以復興。
中國之前曾有過深受宗教影響的時期，修建了許多在功能上是從印度佛塔演變而來的塔。而在當時，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有幾位中國僧人到訪印度並對那些地區的生活留下了寶貴的記載。但官員圈子則越來越擔心佛教力量的增長，導致了對佛教的迫害和禁止，以及後來更進一步地對大眾的和受過教育人群的思想流派的「中國化」。同樣在這時，中國開始沿著絲綢之路與穆斯林接觸，絲綢之路不只是商品，同樣也是與印度和西方思想互相交換的重要渠道。不過，中國人在751年在巴爾喀什湖附近的塔拉斯河戰役中失利，據說當時的戰俘將造紙的秘密傳了出去，這發生在查爾斯·馬特爾在普瓦捷戰勝穆斯林之前18到19年的時候。不過這種與亞洲的知識交換並不是單向的。天文、材料和數學知識，商品製造、音樂和工藝從西亞和中亞湧入，給了唐代文化一種確定的世界性特徵。
儘管受到阿拉伯和其他勢力入侵的威脅，加上內部社會壓力和周期性的起義的變遷，唐代（618—907）仍然保持繁榮至755年。之後，突厥–粟特將軍安祿山的叛亂攻破了都城，使得唐代的第一個階段終結，雖然此後帝國的統治得以恢復，但這為之後漫長但穩定的衰退的歷史奠定了基調。中央政府在907年最終垮台，藝術家和手工藝人失去了一位有力的贊助者，之前帝國宮廷曾促進了文學「黃金時代」的產生。隨後五代時期（907—960）的地方宮廷試圖延續藝術和文化上的同一傳統，特別是四川的王國；許多詩人，畫家和學者轉移到這個組成了一個微型唐朝宮廷的地方。比如，當時有一位僧人貫休，他所畫的阿羅漢，即佛陀的門徒，展示了疼痛、苦難和死亡意識，深刻描繪了他們的靈性經歷，這些主題很少被宮廷贊助的繪畫所觸及。
當時繪畫的主要形式是在牆面，以及一些屏風上的畫作，但在之後的10世紀，這些繪畫類型受到了更小型的、更加私密和便攜的繪畫的挑戰，導致了在後一個世紀中高雅微型畫的出現。但在中國北方，唐代壁畫的偉大傳統隨著對佛教的迫害而終結，在955年尤為嚴厲，並且直到13世紀晚期和14世紀才重新抬頭。唐代的影響在金陵（當時被稱為南京）延續著，金陵是南唐王國的首都，在藝術文化上達到了極高的水準，特別是佛教僧侶巨然（活躍在906—985年間）和宮廷畫家董源（962年逝世）的風景畫。這些人的作品與北方畫家非常不同，似乎就在蒼翠繁榮中所創作，展示著江南——南唐保有的疆域特有的自然環境；它跨越了五代和宋朝早期，很大程度上為宋代作品設定了標準。雖然五代之後，始於960年的宋代無法在人物和敘事繪畫上媲美唐代，但在描繪自然，在風景畫和花鳥畫方面超越了後者。
在8世紀前半葉，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達到頂峰，許多從印度、中亞和伊朗來的使團訪問中國。而在9世紀早期的唐代，我們發現了「回歸古典」（古文）運動，第一次在文學領域留下了印記，之後又開始著手對古代文獻闡釋，導致了「激進革命」的過程，進而引發了「由11、12世紀宋代『新儒家』構成的那種文藝復興」。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那場「回顧」導致了唐朝最早在836年、最終在845年禁止外來宗教。其中包括拜火教和聶斯脫利派基督教會，但佛教所遭受的破壞最大，因為它們之前積累的最多。僧人被迫還俗，土地被沒收，銅鐘和雕像被融化造成錢幣（類似亨利八世的「改革」）。這些措施很快就緩和下來，但佛教此後再也沒有像以前那樣佔據中國人生活和思想中如此中心的位置。
通過征服戰爭，宋代政權在960年建立（終結於1279年），在10世紀70年代之前通過奪回大部分分裂的領土，重新統一了這個古老的帝國。在這種情況下，宋代見證了傳統學術與教育的重生，但目的是用它們促進許多領域的進步，而不是退回到過去。所有傳統的中國教育，以參與最高等的考試考取進士為終點，需要學生掌握十到十二部基本的儒家經典。宋代「新儒家」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朱熹（1130—1200）就對古典學術有很深的造詣。雖然他的教義直到他死後超過一個世紀才被宣告為是正統的，他對「新儒家」的貢獻中包含一個教育體系，將儒家哲學的四部核心書籍——《中庸》《大學》《論語》和《孟子》，以及他的評註——放在一起，形成了基礎教育文獻。這些書一直到1905年被廢除時，一直都是選官考試的標準。這樣，已存在了約2500年的意識形態連續性的標準來衡量，南宋的評註是一個關鍵因素：它的核心是一個並不妨礙科學知識或藝術成就增加的世俗意識形態。並且，這種意識形態的社會視野也受到幾個方面的限制。例如，據說朱熹曾寫過一本叫作《朱子家禮》的書，在核心章節中以一個人的生活方式描述了各種儀式；在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上，他給女性施加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傾向於將她們放置在更強烈的男性控制之下。部分出於這個原因，關於「大道」的學說被視作是僵硬、缺乏頭腦的，構成了人們所認為的中國文化後期發展緩慢的一個因素。但無論如何，「北宋的知識活力產生於重新發現儒家價值」——換句話說，對過去的回顧帶來了文化的繁榮。
自宋代以來，除了蒙元時期，中國的上層階級不再像以前那樣對軍事職業感興趣——那是僱傭兵做的事情。他們更喜歡關注文獻知識，在他們的閑暇時間中收集書籍和藝術作品，進行文學、繪畫和篆刻實踐，這些方面取得發展有賴於之前出現的雕版印刷術。南宋的藝術活動中心在首都杭州，那裡有許多科舉應試者、官僚、軍人和佛教僧侶。這些人的生活表現出被描述為高消費水平、奢侈的品位和對異國產品之熱愛的特徵。相同的消費類型多數在其他大的城市中心也很明顯，因為精英分散在全國，城市之間的貿易規模也很大。這些城市的娛樂區進行流行演出，吸引了許多普通觀眾，包括從鄉村地區前來的人。同時，娛樂的擴展還包括流行文學的萌芽；說書人，影子戲劇院，小說和戲劇繁榮起來。在中國，總是存在文人的傳統作品和更粗鄙的民眾文學之間的區別，儘管變革的大部分推動力是由後者提供的。「每一種新形式」，胡適寫道，「……來自……鄉村未受教育的階層……」
依據埃爾文的說法，中世紀時的中國——他意指10到14世紀，晚唐到宋代——經歷了一場廣泛的「革命」。李約瑟也提到11和12世紀自然科學的「黃金時期」。技術上說，中國的農業得以轉型：在北方，改進了的磨粉機促使小米向小麥轉變；在南方，水田種稻技術也有了更加嫻熟。新方法的傳播受到模板印刷的促進，特別是新的種子、複種制、水分控制以及由此提高的抽水量（通過戽水車這樣的手段）、對土地更仔細的預備以及市場的開拓。在水路運輸方面也發生了一場廣泛的革命，不論是通過內陸的道路和河流，還是在海上從中國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國船隻已經變得非常複雜，用鐵釘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艙、軸舵和指南針。運河將內陸的河流聯結起來，11世紀雙向船閘的發明緩解了難以通行的節點的通航問題。與技術的進步一起，商業活動也變得更加複雜，許多種類的合夥組織利用水運系統謀利。同時，道路也得到了改進，甚至開拓了新的道路。貿易增長，而貿易所部分依賴的貨幣的供應量也在增長。在11世紀，紙幣最早出現，但大量使用紙幣導致12世紀早期和13世紀時的通貨膨脹。其結果是紙幣被廢除。不過，商業信用依然以紙鈔交易及其他工具的形式存在。中國向商業活動的開放，特別是在南方的省份以及與印度洋之間的商業往來，意味著10到13世紀中國在所有方面的繁榮。
埃爾文提出，一場更深刻的商業革命發生在市場結構和城市化方面。商業之前一直很重要，但現在，提供日常商品的遠距離市場發展起來。對農民來說，這意味著交換的增加，不只是食品和木材，同樣也包括紙張和絲織品。不管是內部貿易，還是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的國際商貿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商業活動作為一個整體，變得更加複雜，城鎮發展起來，但埃爾文卻認為這些中心的歷史作用與歐洲的市鎮很不相同（這意味著，在他看來中國的城鎮並不預示資本主義的出現，只有歐洲的市鎮才有這樣的功能）。
從10世紀起，中國很明顯經歷了科學革命，其技術也「發展到了系統實驗調查自然的基礎的水準」，在鍛鐵和絲織方面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機械化工業」；在13世紀，這些技術被麻織品行業廣泛採用，以運河水為動力，這可能影響了歐洲的盧卡、博洛尼亞，並一直影響到英格蘭搖紗機器的創造。進步也發生在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等知識領域。這些進步的基礎同樣是基於發明於7世紀、在11世紀時被廣泛使用的雕板印刷技藝。11世紀時甚至發明了活字印刷，儘管它從未得到大規模使用。埃爾文寫到由政府驅動的「一場學術的復興」。宋代編輯並印製了許多文獻，既有古老的，也有新近的，將「全國的知識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歷史學家謝和耐也把1000年左右看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這增強了埃爾文論點的可信性。11世紀以回歸古典儒家傳統和佛教從5世紀開始的影響力的終結為特徵。他宣稱，11世紀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是「與他們唐代的前輩非常不同的，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中世紀的人之間存在許多差異」。謝和耐發現了一種基於實驗的實踐理性主義，對一切事物的測試，對人類知識所有領域的好奇心，促進了建構一套體系和一種自然哲學的嘗試。事實上，以城市經濟和「便宜的複製書寫材料的方式」為基礎，當時存在著一種完全的「知識生活的更新」。
在後一個方面，中國在印刷術上的經歷相當緩慢。構成佛教著作和圖畫主要部分的許多文件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里的儲藏室中。這些儲藏室大約在1000年時被關閉，直到1907年才被發現，其中包含曆書、辭典、一部篇幅較短的大眾百科全書、教育性文獻、寫作示範以及歷史和神秘著作。很有意思的是，這些文獻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們採用這種新方法的過程十分緩慢，但從932年起，《九經》即由省級政府印製，之後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經卷也開始印製，儘管佛教當時還面臨管制措施。
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最終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這種技術第一次在中國使用則要追溯至約1040年。不過，中國在活字印刷時並沒有涉及印刷機，而沒有印刷機，活字印刷很難在19世紀歐洲機械印刷到來之前成為對雕版印刷的補充。直到那時，製作雕版通常比排活字更加迅捷和廉價。這種技術並未促生活躍的書籍貿易，以達成廣泛的知識擴散。之前學術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廟宇和首都的國立學校。但從11世紀起，公立和私立學校與圖書館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圖書館之一是建立於978年的皇宮圖書館，後來收藏了八萬捲圖書。這是一個收集文獻、大型百科全書和編製複雜書目的時代。這個時代同樣以自然科學領域出版的圖書數量而知名。從12世紀後半葉起，中國東南部的私人出版繁榮起來，從而在醫學、地理、數學和天文學領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數學領域，有代數的發展和使用數字「零」的證據。此外，1090年，在開封建造了由擒縱機構棘輪驅動的天文機械，這種裝置提供緩慢但規律的動力，由此產生了當時最精確的計時裝置。
宋代同樣見證了古典興趣的覺醒和考古學的成長，這些進程早在之前的8世紀中葉就已經開啟。這反過來導致了複製和造假的活動。據說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一場批判性反思的運動，特別是對不同版本歷史的比較——這是文字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這場運動形成了一場「歷史研究的有效更新」和歷史百科全書編纂的基礎。司馬光的作品是特別重要的（比如《資治通鑒》），它以窮盡來源地搜尋和對文獻採用批評性的方法為標誌。
同時，宋代作者們也形成了一套關注人與自然秩序的基本特徵的哲學體系，這套體系與佛教思想顯然是敵對的，雖然在回歸被認為是真正的儒家傳統的過程中，它也採用了佛教的某些問題和教育方法。從這一方面，這種新學術，就像我們已看到的，與一種跳過之前時代的宗教限制回歸包括古典文獻在內的古代資源的努力聯繫在一起，這一目標與後來歐洲的「人文主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事實上，這個時代被描述為一個「樂觀主義和相信普世理性」，相信教育的益處與社會和政治制度改良的可能，並有著對知識進行系統化，並尋求替代佛教意識形態的「良善生活」模式這些願望的時代。這一任務涉及對過去的回歸和「新儒家」的形成，而後者——與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相比——對中國思想產生了穩定作用。
總結來說，與歐亞大陸上那條大型商道另一端的義大利城市呈現出新生活模式之前歐洲相對的「落後」狀況相比，中國在11到13世紀見證了「一場令人讚歎的經濟和知識的高潮」。在一段時間內，通過陸路和海路的貿易避免了曾使伊斯蘭世界遭受重大損失、卻也建立或恢復了亞洲東西部之間聯繫的蒙古人的入侵，儘管這種聯繫又因中亞的蒙古帝國從14世紀中期開始的分裂而受到損害。在1500年之後，西方通過對東方的探索，特別是通過航海，而重新出現；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和其他一些人則在之前長期通過印度洋和中國海進行貿易。
在更重要的市鎮中，政府推廣教育，其內容主要是文字性的，但同時也教授實踐課程。醫學有自己獨立的培訓體系，和中東一樣（歐洲最終也變成了這樣），醫學教學受最高醫學辦公室的監管。這個機構建立了一所學院，在政府的管理下，在全科醫學、針灸、按摩和驅邪術四個領域提供指導。在629年，唐朝皇帝就已經在每一個州建立了醫學院，在11世紀時藥物學著作被集中印刷；先進且內容廣泛的藥典也得以出版。醫學訓練需要七年的學習，知識程度將以考試的形式檢驗。這種訓練的一部分涉及對倫理概念的學習，它與希波克拉底誓言很接近。和西方一樣，中國醫學並沒有產生多少手術技術，因為人們認為身體應當以神或祖先所賜予時的樣式返回到神或祖先那裡。結果是，在這個領域很少有人進行調查研究，但解剖還是從1045年發展起來。在這些醫學工作中，道家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與驅邪術相關的部分；但佛教僧侶則很少參與其中，除了照看窮人和病患者的照看，——這項活動在對佛教的迫害運動之後，在9、10世紀時被政府接管。但除了「宗教醫學」外，還存在「儒家醫生」，即在唐朝更顯重要的世俗醫生。
私人印刷變得繁榮起來，其中不只有佛教經卷，也包括農業和數學的文獻，因此中國成了「世界上最會算數和識字率最高的國家」。在寫到10至14世紀的「科學與技術革命」時，埃爾文提到「這場學術的復興」。它發生在「之前幾個取得了科學與技術進步的世紀」之後，其中包括從8世紀時開始的雕版印刷的進步，它作為這場復興的基礎，保證了科學文獻的廣泛流傳。但「主要的驅動力」是政府（除了天文學，它被「評定」有潛在危險）。另外宋代政府編輯和印製了標準教材，不只是在數學和農業方面，也在醫學和戰爭方面，同時還包括儒家文獻、歷代史、法令和哲學著作。政府還贊助了一些新的出版物。換句話說，和愛森斯坦對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評述一樣，埃爾文也認為印刷術（雕版印刷）從大約10世紀起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一點。在麥克德莫特關於中國書籍的著作中，他認為宋朝印刷書籍的作用被誇大了；但無論如何，印刷術傳播舊知識和促進新知識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國早於古騰堡幾個世紀就已經有了這種能力。
在藝術領域的成就並非更不重要，它構成了「所有後來朝代的基礎」。在宋代，「繪畫藝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皇帝們自己也會作畫，繪畫成了一種雅緻的藝術。這一時期繪畫藝術的偉大實踐者是屬於貴族階層的李檉（919—967），他以早期南北方畫家的作品為基礎，成了宋代風景畫風格的創立者，他繪製的優雅的世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有活力、最精細、最成熟的作品」。北宋審美的寬度體現在李檉和另一位偉大畫家范寬（955—1025）之間的突出對比上，後者是一位「山人」，他創作了現存最偉大的風景畫之一：《溪山行旅圖》。
溪山行旅圖
徽宗皇帝曾組建了一所皇家繪畫學院，徽宗自己除了繪畫以外，也從事詩歌和篆刻藝術的實踐。在這所學院，畫家們在非常優越的環境中工作，描繪他們身邊的飛鳥與花草。徽宗同時也是與過去歷史緊密相關的古文物領域的專家，他的這一興趣使得制陶工匠們開始以三千年前製造的青銅器的形式複製這些物件。大約在1110年，手稿和石頭、青銅與玉上的銘文在宋朝得以編輯，而這使得人們能夠通過這些文件窺見古代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把比以往更多的畫家帶到首都的徽宗在他的繪畫學院中強調了三個方面。首先是道家宗教和對自然仔細、直接的探尋——這是在當時最偉大的藝術家郭熙的作品中所體現出的表現自然的傳統。徽宗還堅持系統研究古典繪畫傳統；他為政府的收藏品所編纂的目錄是「確立藝術經典過程中的一份主要文件」。第三個要求是對「一個詩意想法」的達成，徽宗自己的畫作就達到了「一種古典的，根植於過去、現實觀察和詩意理想的美」。
宋代的政治進程同樣分為兩部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9）。在藝術成就方面，莫特對前者大加讚揚：
北宋被譽為一個擁有完美的詩歌、純文學和歷史性散文作品、華麗的繪畫與篆刻、無與倫比的瓷器和被中國人看作是次等藝術的藝術完全發展的時代。學者–官員精英們……是詩歌和其他文學以及繪畫、篆刻的創造和生產者，他們還贊助了製造……瓷器和所有他們所收集、藏和日常使用的精美物件的手工藝人……在人文學科的某些領域，宋代見證了相當系統化的學術的開端，這種學術在它的方法和目標上相當地現代。在這個時代，對百科全書中知識的廣泛領域進行系統化和排序整理是一項典型性的事業。對過去的研究見證了歷史研究、語言學、對古典材料的批判研究、對古代青銅器或石頭上銘文的收集和研究的進展，以及考古學的開端。
2
宋代精英所取得的進展遠超過歐洲文藝復興時的「珍奇室」階段，後者在歐洲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宋代精英們專註於與鑒定、語源學、年代測定和釋義相關的知識研究……從那個產生了藝術家、作家和人文主義者的同一個學者–官員精英群體中，還出現了鑽研數學、科學、醫學和技術的人物，他們使得宋代在這些領域的成就也達到了高峰。
在這一時期特別重要的是沈括（1031—1095）的著作，他擁有「高度獨特」的性格，莫特列舉了沈括的各項偉大成就。他以「通曉人文」之士而知名，在科學和藝術方面同樣在行。「當然，也存在不出名的非精英人士，他們設計和建造船隻，將航海技術應用在航海事業上，建造橋樑、宮殿和廟宇，雕刻大型佛像，令人讚歎地裝飾廟宇，設計和生產武器和兵器，並通過無法計數的方式為社會生活做出了貢獻。」
在10世紀晚期和11世紀，北方的官僚體系廣泛地招募人員，科舉考試變得更加重要。官員工資上漲，每一個行政區域都設立了學校，為參加考試做準備；福利機構也在增加。不論是從效率，還是從社會公正的立場上，徵稅都得到了改善。同樣在這一時期，鹽、銅、鐵和煤的開採也在擴大。神宗皇帝的宰相王安石所採取的這些措施被他的繼任者「以孔子的名義」廢除。之後北方這個飽受黨爭困擾的政權變成了「馬背上的蠻族」——源自唐古特部落的女真人的獵物，這些人最終在1127年在首都開封俘虜了徽宗皇帝。
蠻族對首都的洗劫導致宋朝向南方的撤退，他們跨過揚子江，來到風景優美的杭州，這座城市後來成了「可能是12和13世紀全世界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在11世紀，部分通過種植占城稻米，南方也已經變得更加富裕，占城稻米使得當地可以在一季當中收穫兩次，並且部分因其港口為向整個世界出口商品打開了道路，從而為商人階層帶來了可觀的收益。現在，他們重建了繪畫學院，為統治者提供繪畫作品，而統治者的偏好對於促進某種藝術風格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大多數藝術的主題是由這些統治者確定的。這個被重建的王朝尤其關注藝術的力量，「致力於古典復興的一個新圖景」，特別是「舊的歷史敘事講述帝國的艱辛、生存與重生」。皇家的贊助在這一時期居主導地位，因為商人並不贊助繪畫。繪畫本身大部分掌握在工匠家庭的手中，而他們的興趣是很保守的。在佛教廟宇的贊助或啟示下完成的繪畫作品，以及禪宗繪畫作品也是如此。
依然受到北方入侵者威脅的南宋在揚子江上建造艦艇，一部出版於1044年的關於戰爭的書稿中描述了，發展了為戰爭目的的火藥使用。北方來的蒙古人模仿了這一實踐。火藥的發明傳到了阿拉伯人那裡，之後在13世紀晚期又傳給了歐洲人。在南宋王朝，首都臨近地區擁有大片土地的家族變得越來越重要，直到一位改革派的宰相賈似道（1213—1275）上台，他實施了將擁有土地的上限定為大約27公頃的政策，剩下的土地被國家沒收以支持軍隊。但是，他的改革發生在王朝的最後關頭，並且也隻影響了揚子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在第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當中，南宋保持著繁榮，東南部的商業變得愈加重要。城鎮在發展，由於間種早熟水稻，農業也繁榮起來；貿易在增長，不僅是沿水路進行的國內貿易，包括不只為宮廷，現在也在私人交換中為暴發戶而生產的奢侈品；與外面世界進行的對外貿易也有發展。從大約1200年起，中國擁有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包含擁有十二扇帆，直立龍骨和密封隔間的巨型船隻（「中國平底帆船」），可容納大約500到600名乘客，由水手的指南針和地圖來導航。這個國家還發展了天文學，發明了第一座機械鐘。這個時代被總結為一個「新文化」成形時期，儘管它後來被看作代表「傳統中國」，但存在「一種學術和思想中的新精神」，並不是「通過某種程度的超自然啟示獲得的不容置疑的真理」。精英們以一種自覺的方式追求建立成就，他們的自信建立在社會繁榮之上。「在宋代超過三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最有秩序，在文化和技術上最先進的」，特別是在南方。它擁有最大的城市，支持著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多的商業活動，印製著幾千種圖書，識字率也在上升。在這一時期，中國人中受過教育的比例很有可能比西方要高。那意味著中國可以「高效地積累，展現並傳播知識」，這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與生計。因為它擁有「科學和技術方面令人驚異的創造力」。
中國那時在很多重要的工業領域成了「世界工場」，特別是絲織、茶和使用煤炭與水利機器以在更高溫度下生產的陶瓷業。廣泛的商品交換，不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都見證了銅質貨幣的廣泛使用（有時是熔解佛教雕像製作的）以及使用紙鈔的開端。然而，許多漢學家及其他人被引導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在那時為什麼沒有保持發展（至資本主義？）。埃爾文認為，儘管在中國發生了許多領域的革命，中國並沒有發展出一個「現代」的經濟體，因為它陷入了「一個高度的均衡陷阱」；經濟取得了發展，但埃爾文斷言生產的技術發明在明代和清代幾乎是不存在的。他分析了農奴制和莊園秩序的瓦解，市場城鎮的增加和鄉村的工業化，還討論了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的傳統解釋，即資本的不足和市場的受限，經濟增長所面臨的政治障礙，以及當時的企業規模小、壽命短。他將這些解釋拋開，提出了「陷阱」的概念。不論如何，依然存在企業家精神和某些發明，儘管埃爾文提到這樣一個階段——雖然並不是全然靜止，但它依然阻止中國進入現代化。他承認在歐洲十分重要的行業公會力量的增長——在某些領域「成了市級政府」——涉及比人們通常所提出的更加不同的關於東方城鎮的觀念。但當談論到未能以這種方式建立官僚化的「現代」經濟時，作者似乎在本質上還是參照了西方的成就，而西方成就此時在大型製造領域處於被「落後的」中國所趕超的危險當中。
有些人把這種假定的未能在「現代化」進程中持續前進的原因歸結為宋朝被他們之前抗擊女真人的盟友——成吉思汗（1167—1227）領導下的蒙古人所征服，成吉思汗在1215年侵入北京（之後入侵北京的是金人）。
在南方，蒙古人（1211—1368）於1276年在杭州擊敗了宋朝，並在1279年完成了對中國的征服，這對於統一分裂的中國和促進南北方之間的交流有很大的積極作用。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刺激了水路貿易的發展並建立了單一（紙質）貨幣體系（直到最後一位統治者時發生通貨膨脹為止）。通過廣闊的蒙古帝國而進行的貿易使得中國與近東的聯繫更加密切，並一直延伸至西方的歐洲。在很多方面，宋朝的知識和藝術傳統都在延續。在12世紀，評註儒家經典使得朱熹在受過教育的人群當中越來越有影響力，而王朝也試圖通過依附中國經典和習俗來為自己的統治建立合法性基礎。至少在東南部，文化的繁榮勢頭延續下來，並且在行政管理上不太需要舊精英，他們因此轉向追求學術。儘管唐代和宋代教育培養法律、醫學和財務專家，科舉考試終止考察這些科目意味著政權不再為技術課題提供社會和政治支持。因此這些訓練成為負擔官僚統治技術層面的職員等人的保留地。此類活動並不符合儒家學說關於業餘愛好的理想。
蒙古人有自己的薩滿宗教，但他們仍然支持佛教，也以弱於對佛教的程度支持道教和儒家。總體上說，元朝的統治和成就是保守的，他們所統治的中國人依然堅持著自己早先的道路。但事實上這種保守也意味著一種「創造性的復興」。儒家和它的社會等級制度並不像之前那樣被嚴格地實施，因此社會中商人群體普遍地成長起來，促進公共表演活動，特別是戲劇和歷史浪漫劇等戲曲，並為之提供了觀眾群體。通過這種方式，元或蒙古王朝成了「擁有最偉大藝術的時代之
一……這是一個儒家教育制度、學院、圖書出版、對釋經文獻的學術關注、哲學和政治寫作都表現出巨大進展的時代；這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成就的時代。」科學領域受益於與西亞，特別是波斯的聯繫，這些領域包括數學、天文學、醫學、水力學和包括軍事工程和其他領域。為準備編製曆法，一家穆斯林天文學研究機構就在於中國天文研究機構的旁邊。醫學同樣如此。在這些以及其他領域，比如在為天文學作出貢獻、建造了諸多科學儀器的郭守敬（1236—1316）的作品中，許多富有成果的交流正在發生。
元朝之後是明朝（1368—1644），它的統治延續到西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重建了中國本土傳統。明朝的創立者曾經是位佛教僧侶，後來成了成功的叛軍領袖，目的是將中國從蒙古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明朝還通過接受日本、錫蘭和波斯灣的朝貢，恢復了中國的國際主導地位。地方政府按照宋朝模式的路徑繼續發展，不過頂層的集權化趨勢在增加。政府本身總體上採用非世襲的考試選拔政府官員的方式，這種做法甚至比北宋更加徹底。這種考試要求熟知經典，有「新儒家」中朱熹一派闡釋過，而答案則需以高度風格化的「八股文」方式書寫。這種招募制度讓政府興辦的學校到達了縣一級。特別具有才華的學生則會升入首都的國立大學。到後期還出現了私立學院的繁榮，學生在這裡聚集討論並為考試做準備。雖然父輩的職位和財富毫無疑問會影響一個人被招錄機會，但是新的血液仍然能夠進入官場當中。
鄭和偉大的海上探險發生在1430年代，明朝的早期，他航行至印度和非洲，試圖建立皇帝的合法性和中國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中國在宋代和元代時已經擁有世界最大的海上力量。然而，政府龐大的海外探險在這些航海活動之後停滯下來，與外國人的接觸也因為避免「蠻夷」影響的緣故而被禁止。但這一倒退事實上並沒有阻止中國人口在海外的地理擴散，也沒有停止中國內部甚至與其南部鄰國的商業活動，雖然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走私與海盜活動。同時，歐洲商業在開放，商人與通向東南亞、印度、波斯灣和非洲的貿易與外交通路一樣，變得更加重要。他們的財富以及——在很多情況下——家庭背景使得商人可以與官員階層通婚，成為體制的一部分；的確，許多富商的後代取得了正式學位和官位任命。結果是，像啟蒙時期歐洲的資產階級一樣，他們不太可能挑戰現存秩序。莫特寫道，晚明社會十分活躍，擁有大型的城鎮；在16世紀，識字率比任何其他前現代社會都要高，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識字率」。他們將這些技巧應用在多種活動當中，「避開被啟示的真理這種觀念」，而「傳授這樣的觀念：人必須學習過去，觀察與他們有關的世界——特別是人類世界——並將學到的課程……用於解決當下的問題」。這種觀點對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明朝政治上的軟弱看起來似乎有助於特定的「文化繁榮」。一些「文學社團」在發展，刺激了社會和政治辯論，並且有相當大比例的文人在政治體制以外參與到了各項活動中。在「非凡的」晚明時期，許多方面出現了現代主義的預兆，包括藝術的表現主義與抽象，社會自由，合夥式婚姻和情感文學。便宜圖書的市場增長意味著有更多關於人們私人生活的信息，因此也有了更多關於女性、個人和個人主義的知識。這是一個上流階層進行奢侈消費的時代，但同時，某些圈子的人士也強調這個時代有保守的早期實踐類型的儒家「清教主義」。
這同樣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偉大時代。詩歌特別重要，並且「所有人都同意，古老的《詩經》……是文學創作的源頭」；詩人們採用歷史上成型的形式，並且按照儒家的規範，再一次回顧過去，不過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前進。明代早期的風格逐漸被拋棄，被另一種更加有活力、意味著要恢復古老模式的風格所取代，但「它是一種改革性的古體文學，幾乎是革命性的」，這和20世紀某些英格蘭詩人運用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學一樣。明代早期散文僵硬的簡單性使得它在16世紀早期以前發展向兩個很多時候相互衝突的方向：一個是高度的文化古典主義，大量使用經典文獻的典故；另一個是更加直接和富有活力的方言，通常取材於作為教人識字的初級教材的古典文獻。再一次，一個社會通過回顧過去來變革當下，這是在文字社會中經常發生的事情。
寫作者們在戲劇和小說寫作上進行實驗，戲劇作者包括湯顯祖（1550—1616），他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的莎士比亞，而他的確與莎士比亞同時代；湯顯祖的「臨川四夢」（至今依然以許多形式演出）中，最著名的是時長20小時的《牡丹亭》，該劇內容為害了嚴重的相思病的柳夢梅——這個名字即意味著他所做的美夢——在帝國的科舉考試上中了頭名，並且被皇帝赦免了盜墓的罪！而在小說方面，中國五部最偉大的小說當中有四部在這時被寫作或重寫；所有的故事情節都被設定在早先的朝代，並且所有作品都是匿名發表的，因為對於有雄心的文人來說，寫作這種方言形式的娛樂作品是不合適的。
佛教繼續對藝術施加重要影響。和日本一樣，藝術存在宗教與世俗的不同模式。前者基本上被佛教繪畫所主導，後者則受道教和儒家的刺激，包括人物和自然的繪畫。關於中國，李寫道元朝的文人畫家是「戲劇修正主義」的一個例子，並且參與了「重寫歷史」。這種重寫事實上在明代（1368—1644）早期被清除乾淨，但在後來又獲得重生。那個早期階段由「在歷史基礎上進行富有創意地建造的傳統畫家」所主導，他們由宮廷和職業藝術家組成，試圖為他們自己的王朝確立合法性。在1450年以後，文人風格的風景畫再次被採用，其中較著名的是沈周和吳派，他們「徹底改變了中國藝術的面貌」，使用紙（而不是絲綢），白描和自我表達。通過他們的繪畫回顧藝術的歷史，這些揚子江下游三角洲的畫家有意識地評論過去的藝術及其歷史，以努力讓「古典精神」和一種「新傳統」充滿他們的作品，而他們為這個新傳統帶來了「從儒家、道教和禪宗佛教思想發源而來的概念」。在北方，明朝皇帝鼓勵宮廷畫家提升專業素質，而南方的名流士紳則鼓勵文人和職業藝術家致力於風景畫和裝飾藝術。晚明時代的中國是「一個繪畫和篆刻的偉大時代」，還發展出了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隨筆。同時，「圖書文化」在印刷和收藏兩方面都繁榮起來；古文物鑒賞像研究和新的學術分支那樣發展起來。
和其他許多漢學家一樣，莫特也無法避開為什麼中國沒有像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那樣轉向資本主義，或者更深入地說，轉向「現代」這個問題；莫特從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晚明社會的背景框架下看待這個問題，而埃爾文，如我們所看到的，則從宋代及之後來討論這個問題。學者們強調這一事實：中國的城鎮並沒有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的自治政府的機構，而中國的鄉村則更加自治。然而，埃爾文認為，中國城鎮發揮的作用與別處城市的作用很像。我們之前已經提到地方政府的某些行業公會的作用——向特定的人群徵稅；它們扮演著政治角色。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城市是複雜的，是文化活動的中心；「文學和學術、圖書出版與收藏、藝術與戲劇、音樂與娛樂，以及富裕的精英生活模式的放縱全部表現在所有這些城市當中」。它們發揮著其他地方的城市所發揮的作用，韋伯式的關於兩者區別的結論看起來似乎是錯誤的。
所有這些跡象使得一部分人認為晚明表現出了「資本主義萌芽」——以一種「精英」的方式，在其中我們發現了新形式的錢幣和信用工具、商業的發展、市場農業、複雜的工業流程、醫學的改善和更自由的勞動力市場。莫特認為，如果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由在西歐所發生的時期來定義，那麼中國的軌跡就企業家精神和法律的意義層面而言，是非常不同的。不論如何，經濟進步確實在發生，某些早於、某些則稍晚於西方的發展，正如我們從當前的進步當中明顯看出的那樣。
巴拉日也提到了為什麼中國從未達到資本主義這一問題，儘管事實上他從周朝（戰國時期）就看到了某些趨勢。但統治這個國家的學術精英「無法在不用古典的黃金時代作為掩飾的情況下形成任何社會改革運動」。然而，不論黑格爾、馬克思和韋伯如何認為，中國發展的連續性從來不意味著停滯。在一個流動的社會中，各個種類的變化是非常豐富的。但在中國歷史中保持事實連續性的，是學者–官員組成的官僚階層，其成員從221年開始管理這個國家，並且通過控制教育制度來保證自己作為一個群體，能培養出新的成員。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的，在許多方面是世俗而僵化的，它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學者們在其中持續地回顧過去（有時則是前進）。然而，他所看到的連續性是保守的，這種連續性最終與西方復甦的「資本主義」相對立。
明朝之後，中國又出現了滿族人建立的清朝。這些滿族人是中國化了的通古斯征服者，源自金朝（1115—1232）的女真人，他們試圖以清朝（1644—1911）這個名字獲得統治的合法性。滿族人在1644年從北方征服了中國；當時從「賊寇」即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叛軍手中奪回首都北京的將軍吳三桂，率領軍隊在長城加入了他們。他們宣稱自己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他們發現自己要想統治中國人，就必須遵循中國當地的慣例。他們上演了「有序的繼承」，變得比中國人還要中國化，尊崇儒家價值，恢復仁政，繼承「天命」，譴責晚明時期的社會放縱現象。不論如何，他們要求所有漢族男性以滿族的方式剃髮留辮最初是非常不受歡迎的。
在傳統歷史中，有一種非常普遍的觀念，即中國的清朝時期與西方相比是落後的——就缺乏民主、科學、技術和軍事知識諸方面而言。但更正過的分析已經表明「普通的關於中國缺點的清單」，包括儒家對商業的蔑視等觀念，普遍缺乏對以下方面的考慮：貿易的增長、政治主權在中亞及其他地區的擴展、軍事技術的發展和新軍工廠的建立和土地生產率的增長。在文人當中，關於西方科學（西學）是否是全新的，與格致之學（與現代科學不同的前現代科學）完全不同的話題的討論開展起來。不過，儘管有避免這種二元論、強調持續因素的願望，許多晚清知識分子最終選擇擁抱現代知識，忽略了清朝試圖結合二者的努力。19世紀導致大約兩千萬人死亡的地區性叛亂、1895年被日本擊敗和南美革命導致的銀子短缺等因素對上述努力顯然沒有幫助。但是，相比其他國家，中國不能被認為是如此落後。日本經常自誇在「文化上」接近「資本主義」的英國，但大部分關於西方科學和技術的信息是通過中國獲得的；儘管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由於敵人在軍事訓練上的優勢而被擊敗，二者區別依然沒有那樣大。
不論如何，清朝的儒學與宋代的新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這樣一個階段，即回顧過去並藉助被稱作「漢學」或「考據」的方法檢視早期文獻。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向學者們開放了他所收藏的數量巨大的中文文獻，因此促生了被稱為「一場思想和學術新近的繁榮」的現象。再一次，回顧歷史促進了向前進步。「考據」導致了對宋代形而上學，特別是儒學的更正，經驗主義的考證（「檢驗證據」）運動認為其過多地受到了後來佛教的影響。曾有人試圖努力回到起點，即文獻本身，皇帝保證了這個，以期恢復儒家的活力。比如，這場清初到清中期儒家復興運動的領導人物戴震（1724—1777），他擺脫了佛教對自我檢查和對人類慾望之貶損的幻想；戴震認為，對現實的理解預設了與外在世界的主動的、經驗的接觸，這種方法在他關於許多科學領域的著作當中被證實。因此在清朝中期存在一場「學術和儒家知識的繁榮」。不過，詩歌並沒有大繁榮；直到非常晚近的時期，除了最詳盡的詩集，明清詩人的作品基本上是缺席的。但是，散文在蓬勃發展，並且這一時期還產生了一些偉大作品如《儒林外史》和曹雪芹（1715—1763）的《紅樓夢》——對很多人來說是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古典中文小說。
清朝還將它統治的疆域擴展到遠至柬埔寨，因為在那個地區，他們擁有裝備最精良的艦隊。清朝三位「明君」（1662—1775）維持著科舉考試製度，加強了財政和貨幣系統，而官僚階級再一次將孔子的教導作為標準。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現代化」並未把回顧早先規範排除在外。為了取代他們所認為的寫作者的「明朝的放縱」，清朝在1778年決定進行一場焚燒圖書的運動，被焚毀的書籍一部分是反滿文學，一部分是關於被禁止的主題的圖書，包括色情在內，其目的在於重建正統儒家道德。在規模更大的城鎮，街角上有人公開背誦儒家原則，強調責任、美德和服從。其他的教義則遭到了譴責；甚至改宗基督教的滿族王子也遭到批評。皇帝們更加不遺餘力地鼓勵藝術和傳統中國文化。清朝早期宮廷繪畫當中的鄉愁要麼主要是明朝風格主導的，要麼是折中的，這個徵兆顯示了過去的歷史是人們興趣的主要對象這一觀念：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對明代的延續。儘管漢族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仍舊心懷憤恨，但帝國贊助的都市和地區繪畫（大部分是傳統文人風格的，儘管通常顯示出新的色彩表現）的水平在康熙皇帝統治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並且這種發展勢頭延續至乾隆皇帝時期，伴隨著西方雕刻、油畫和壁畫對中國繪畫逐漸增大的影響力。有明確贈予對象的題畫和一些長篇詩作的實踐從明朝延續了下來。特別是在揚州這樣的南方大型中心，商人客戶會委託創作更大膽、風格自由的作品。
從1679年開始，長期統治中國的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主持編纂了《明史》（幾乎所有隋代之後的王朝都會為前朝編纂史書），也編纂了一部內容翔實豐富的字典（《康熙字典》）和一部篇幅巨大的插圖百科全書。乾隆皇帝之後收藏了每一部留存的書目，總數大約有一萬部，由大約一萬五千名抄寫員抄寫。在考據學派實踐的方面，在工程、數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以及藏書家和百科全書作品中，我們所擁有的是中國儒家學術的復興工程，其中有些是由中央贊助的（而且有一些是由皇帝本人支持的）。
對中國來說，18世紀是一個相當繁榮的時期。滿族人在農業上支持小農，反對大地主，在農業和其他生產技術上帶來了進步。這個國家除了是世界的大工場之外，還是一個大市場，不論是對外還是對內。紡織和銅器製造都在增長；茶、絲綢、陶瓷和漆器大量出口，使得中國處在貿易順差狀態。據估計，在1771年之前的兩個世紀當中，美洲大約一半的銀子最終流轉到了中國。
然而，經濟的成功似乎導致中心地區人口過剩和漢人在帝國建立過程中向南北方人口相對稀少的地區遷移。同時，政府管理變得更加腐敗和低效。在這個階段，存在從西方而來的巨大壓力，首先是北方的俄國人，後來是英國和其他沿海的歐洲列強。鴉片戰爭導致歐洲炮艦的進一步入侵，被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人被羞辱，後來的以西方方式推行「現代化」的努力，最終是1912年民國的建立。歐洲人的攻擊削弱了滿族政權，他們在面對太平天國的叛亂時幾近崩潰。朝廷和地方官員意識到，西方在科學、製造、軍事力量、鐵路和電報通訊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他們在如何應用這些技術方面有巨大分歧。胡適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是由這種與西方的接觸帶來的。一種採用了日本模式的強大的改革運動最終興起，導致孫中山領導的民國的誕生，而孫中山就是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的西式教育。1894年，孫中山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共和黨，其名稱是有深長意味的「興中會」，後來最終演變為國民黨。就視覺及其他藝術而言，在1911年的共和革命到來以後，出現了一個西方化與傳統方法互相競爭的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見證了向社會主義藝術的轉向，這種藝術開始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蘇聯，同時也存在很多其他來源。之後則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出現了更加民族主義的趨勢，強調中國傳統，而這繼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這一劇烈事件。在1976年毛逝世後，開始了一個相對放鬆的時期，產生了更加明顯的「尋根」和中國歷史的復興，比如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的導演張藝謀的影視作品。
中國文化歷史的特點一直是對儒家經典、對「古代」的持續回顧，這為保守者和改革者以及二者為自己建立正當性的努力都提供了持續的參照。西方基督教曾排除了古典傳統，其他霸權性宗教曾剝奪先前宗教合法地位，而中國從未出現過類似的、儒家傳統被徹底拋棄的時期。中國歷史上最接近這種經歷的時期，與佛教的到來有密切關係，然而佛教的重要性從未以相同的方式達到儒家的那種支配地位，部分原因在於官僚階級的反對，也在於社會大眾堅持著信仰的多元性，包括道教和地方宗教。在宋代，佛教成了包含多種思想的信仰體系中的一個，在知識生活中並沒有起到特別限制性的作用。
在西方，霸權性宗教的阻礙作用在藝術和科學領域的經歷是不同的。在藝術方面，阻礙作用最初表現為反偶像崇拜，並且所有主要宗教在它們能「表現」世界之前都需要克服深刻的反對，不論是在視覺藝術還是在戲劇領域。儘管在中國和印度藝術中有時會出現某些禁忌，比如在文人繪畫中的色彩使用（可能還有在希臘雕塑到來之前早期佛教對雕塑的禁止），但從未出現過西方這樣的宗教和世俗藝術之間的尖銳對立。繪畫和雕塑在接近一千年的時間裡被限定在宗教題材當中，戲劇同樣如此，這些領域中希臘和羅馬的偉大成就遭到了拒斥。然而，在中國，並不存在類似的對傳統的排斥——在排斥之後發生的是對過往足跡的追溯（重生）。在科學領域也是一樣，某種程度上在基督教、猶太教以及某些時候的伊斯蘭教影響之下，科學遭到了冷落——至少在特定的某些重要領域內是這樣。科學在中國得以延續，像李約瑟在關於植物科學的圖表中所表現的那樣，甚至在這些活動在西方遭遇停滯的時候，在中國它們依然穩定地進行著。在中國並不存在像義大利文藝復興那樣的在一道缺口之後產生巨大的進步，相反地，這些活動在許多時間段內比在其他時間裡更加繁榮。
莫特關於晚期中華帝國（900—1800）的論述總結為「緩慢的創新性變化」，這刻畫了中國歷史的特徵。他的話值得引用：
自我創新性的變化是持續和逐漸的，並非突然的和具有顛覆性的，並且總是通過對過去模式的參考而得以正名。中國社會回顧過去的目的在於向前穩定而緩慢地發展，以恢復古代價值的名義來克服不時出現的制度性停滯，排除對爆炸式變革的需要，並且令人寬慰地說服自己：它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而在事實上它正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長……這呈現了服務於創新性變化之路徑的古語令人著迷的神秘。
這樣，中國也被描述為「一個開放社會」和一個「擁有豐富成就的社會」，儘管這些術語本身也被質疑。它在某些特定的知識問題方面是特別開放的。儘管中國時常回顧早期儒家學術和傳統家庭禮儀，宗教信仰保持著兼收並蓄的狀態，並且，在儒家以外，並不存在可能阻礙知識探索——因此阻礙早期科學取得巨大進展——的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信條。中國精英們的高等文化由特別關注儒家經典的教育所維繫，因此傾向於教導價值原則，而非教條。它是一種通過掌握一套複雜的讀寫能力體系而擴散的高等文化，統治階級以及許多皇帝自己就獲得並擁有這樣的能力。直到一套激進的教義和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革得以建立的20世紀，這種描述依然適用於「學者–官員階級」。但即便是後來的毛澤東也寫作傳統詩歌和書法，而且儒家也沒有死亡。不過在21世紀初，在政府以及數目逐漸增長的普通民眾當中，我們又可以聽到支持儒家的聲音——可能只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形式。在2008年的今天，儒家以一種極度流行的態勢得以復活。回顧世俗意識形態並未阻礙一場徹底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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