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近 那麼遠：2017年的歷史閱讀

譚徐鋒/文

2017年，延續去年的整體格局，在出版領域似乎談不上有驚天動地的變化，有時甚至可以說略顯沉悶，尤其是在是深度出版領域，過於喧嘩的聲音拒絕了深度思考。歷史圖書或者是廣義的非虛構寫作卻有不俗的表現，好書有應接不暇之感。

世界史的奔流

2017年，國外世界史作品的大量湧現，無疑代表了這個趨勢。此中，既有嚴肅的史學研究，亦不乏較為通俗的普及讀物。

與此前的歷史寫作不同，大衛·克里斯蒂安的「大歷史」不再局限於民族、地區、國家的歷史，而是將人類史視為宇宙歷史的一段插曲，嘗試重新定位人類在宇宙演化進程中的歷史坐標。其《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召喚史前史與人類史的互通，將人類的歷史置於生物圈甚至整個宇宙的歷史之中，在當下學術和知識日益碎片化的情況下，試圖打破學科界限，提供統合性的新知識，講述了從宇宙大爆炸至今，宇宙、地球、生命、人類的「大歷史」。在人類愈發自我中心主義化的今天，將眼光放大到絕地天通的歷史境界，或許可以避免井底觀天。

正如《海洋與文明》一書推薦語所言，「儘管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蓋，但歷史敘述卻一直是陸地中心論的。作者試圖改變這一現狀，將重心從陸地轉向水域，帶領讀者通過海洋來縱觀歷史」，著名海洋史學者林肯·佩恩，跳出陸地中心的視角，講述人們如何通過海洋、河流與湖泊進行交流與互動，進行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交流，海洋在塑造自身文明的同時，以其無聲的壯闊，也在塑造著人類的文明史。林肯·佩恩「出色的問題意識、優雅的文筆和百科全書式的視野」，使得這本巨著儘管體大思精，但讀來又絲絲入扣，這是一部海洋的知識史，也當得起知識的海洋。

正是針對人類的自我陶醉與生態迷局，歷史學家約翰·R.麥克尼爾的《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聚焦20世紀，認為這一時段我們改變生態系統的程度、規模與速度均為人類史上首見，豐沛的廉價能源與水源、人口大幅增加、經濟快速增長，伴隨著亞馬孫雨林的退化、印度尼西亞的森林砍伐、倫敦的空氣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變暖，將全球空間作為一個整體，探索人類對整個生態系統的改造，運用醫學、生物學、氣候學、農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知識，對於環境變遷做了很好的勾勒。作者「警告我們必須謹慎，並採取行動，以免全球社會以比我們想像中更快的速度，逐漸逼近生態門檻」。

我們生存的環境經歷著巨大的變革，其實我們對於知識的認識也在不斷演變，如何提供一個系統化的認識，一直是史學家關注的焦點，這些新角度也改寫了我們的歷史觀。

歷史學家彼得·伯克的《知識社會史》，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於歐洲知識系統的變遷做了深入淺出的梳理，橫跨了從1450年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到維基百科興起之間的知識社會史。他側重探討多重條件下的知識。從現代之前的印刷出版的知識，到信息大爆炸時代的知識，以及各種知識之間交流、協商的過程。不僅關注個人，也展示了知識傳播的趨勢及其背後的社會網路。本書延續彼得·伯克一貫通俗易懂的寫作風格，通過其努力，讀者對於早期現代知識系統化、社會化、制度化的環境與機制可以有一個系統的認知，對於研究中國文明的形成與演變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系。

社會人類學家傑克·古迪的《文藝復興：一個還是多個？》，則質疑此前歐洲中心主義語境中的文藝復興，通過梳理中國文化和伊斯蘭文化脈絡，他認為中國和伊斯蘭世界在相近時期也有相當規模的文藝復興，並且與歐洲文藝復興之間在宗教、藝術、醫學等多個領域有著密切互動。作者近年對於歐洲中心主義提出了不少的批評，其視角更加多元，提示我們關注自身文明體系內部的多元互動。

此前對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慘劇，歷史學界已有極為豐富的討論，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楊·T.格羅斯《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則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1941年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的一半人謀殺了另一半人，鎮上的猶太人被棍打、溺斃、燒死，這些都源於他們日常生活極為熟悉的鄰居。波蘭在「二戰」期間損失慘重，作為波蘭裔的作者卻以綿密的證據，強烈的畫面感，揭開了作為大國競爭與世界大戰受害者的波蘭人在極端環境下的一個灰暗的面相，在波蘭開啟了一輪自我反省。不過，正如托尼·朱特所言，「《鄰人》並不僅僅是關於波蘭的，它對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種族問題做出了激動人心的反思。沒有哪個經歷過或研究過20世紀的人，能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我們必須警惕人性與民族內部潛在的危險，對於此前的歷史書寫必須有更加審慎的維度，那種刻意消解歷史豐富性的做法，無疑會導致我們選擇性失明。

族群研究方興未艾

性別、族群與宗教是近幾十年西方學術前沿的話題，國內則在族群研究方面對此作了重要的回應，湧現出不少重要的著作，其中既有學術的推動，更有思想的交鋒。

青年學者胡鴻《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從政治體視角出發，嘗試為理解古代華夏提供一條新路徑。無論是商末西土聯盟還是春秋戰國的諸夏，以及與秦漢帝國政治體系綁定的華夏，都是一種由政治關係維繫的人群集團。華夏帝國通過開疆拓土將一些非華夏族群納入統治，也利用文化霸權創造了華夷符號秩序以及關於周邊異族的經史知識體系。魏晉以下帝國分裂，北方五胡政權顛覆了華夷秩序，南方山地諸族在局部地區也獲得了優勢，但隨著兩者的政治體演進，殊途同歸地走上了華夏化的道路。如此宏大的話題，作者處理得遊刃有餘，對於西學的消化也頗為到位。

黃興濤教授的《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引入概念史的視角，將傳統的精英思想史與「新文化史」的有關方法結合起來，對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孕育、形成、發展及其內涵，作了系統深入的整體性考察和闡釋，既注重歷史脈絡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發掘解讀，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視剖析，也重視國家體制、政黨政策、關鍵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響和意義分析，並努力呈現了此一觀念得以社會化的諸多歷史面向。這一探索既回應了西方史學研究的問題，又對於避免史學碎片化做出了示範。一百多年張之洞曾感嘆,「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這一認知，移之於族群研究，仍舊值得再三致意，本書的意義，遠遠不止於學術研究本身。

姚大力的《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史上的族群及國家認同》，在其此前研究的基礎上，對於國史上的族群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思考，從中國歷史上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到如何認識歷史上的各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積極貢獻，以及蒙古帝國、元朝，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考察族群認同在回族、滿族形成和鮮卑拓跋部早期歷史的書寫之中的作用問題。作者對於西方的「中國認同」研究做了較深入的追蹤，並以其豐富的語言學知識做了駁正，認為應該正視與發掘中國族群認識和國家觀念的豐富性。

與姚大力類似，鍾焓具有豐富的語言學知識，其《重釋內亞史：以研究方法論的檢視為中心》對世界著名內亞史研究學者波西和傅禮初、丹尼斯·塞諾等的論著和研究方法進行了深入解讀，梳理內亞研究的脈絡。其中所處理的話題，既有地理意義上的北亞、阿爾泰，又有方法論層面民族史、歷史人類學等分野，還有日本西域研究的新動向。其中對於西方「新清史」的回應有著正本清源的企圖心，讓人眼前一亮。作為一部「內亞」研究學術史，顯示了作者精湛的功力，如果後續從史書進入歷史，相信也會取得碩果。

近代中國的再發現

近代中國的劇烈變革，一直是史學界討論的熱點，也日漸成為學術研究的難點，最近新的歷史敘述讓人看到不少痛點，給平淡的歷史研究增添了不少亮色。

海關是一個讓近代中國人愛恨交織的產物，她既是列強欺凌中國的最好標誌，又成為中國境內廉潔高效的治理範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鑒的新知識與新制度。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現代史教授方德萬的《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對於海關做了深入的討論，認為，近代海關的監管加速了中國的國際貿易，支持了涵括中國、歐洲、亞洲和美國在內的跨國人際網路，支持了中國以平等的民族國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體系。方德萬平實的研究，或許可以消解海關作為帝國主義統治工具的陰影，讓我們可以更平和而理性地面對這段歷史。

王汎森教授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基於他數十年的研究心得，結合一些個案，展示了他對於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集中思考。他以為，歷史上的思想總是有一種互相交織的因緣在，思想湧現的前後左右，往往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要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思想家，應當充分考慮思想形成的社會因子與思想傳播的複雜性，試圖探討一種思想史研究的路徑，強調「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本書的前半部與近代中國思想中「主義時代的來臨」這一重大主題相關，著力於「思想與生活」互動。另一部分則聚焦「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的研究方向與入手處。

韓策是近些年近代史學界的新秀，其《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屬於厚積薄發之作，關注科舉改制下的癸卯、甲辰兩科會試，及其造就的中國歷史上最後的進士群體在清末民初的出處與命運。本書既分析群體的整體特徵和趨向，也觀照其內部的分層、差異和複雜性，並將停廢科舉、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併納入觀察。流風餘韻，綿延甚久，回眸這一批傑出士人的際遇，對於王朝時代的建制與更迭可以有更多深入的體會。

瞿駿的《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聚焦近代歷史上的「失語者」，關注讀書人為因應西潮掀起了種種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透過學生生活、教科書、「排滿」革命等問題的考察，挖掘這些讀書人當時生活、行動與心境的互動。

近代其實離我們已經漸行漸遠，如何走進這段歷史的深處，進而又走出歷史的迷局，一直是讀者感興趣的話題，這無疑也給我們提供了反思動力。

個體記憶的復活

個體記憶的萎縮是一件極為可憐的事情，因為這預示著學者有可能淪為知識動物，那些嘗試重建個體記憶與歷史記憶的努力，儘管艱難，卻包含著濃密的光輝，足以穿透那些陳陳相依的謊言與迷霧。

青年學者徐前進的《一七六六年的盧梭：論制度與人的變形》，復活了盧梭的個體記憶。盧梭作為複雜的多面體，既是舊制度、啟蒙與革命時代的人，也是科學、迷信與倫理邊界上的孤獨者。生前在變形，死後又幻化。作者將盧梭視作現代解釋學裡的變形體，爬梳其故事在歷史大時刻的不同版本，在那個知識體系分裂，理想無力改觀現實，價值理性、工具理性、生存理性交疊的時代，從普遍的破碎感里生長的理想既給人希望，又讓人絕望，「一七六六年的盧梭」的生活史與思想史交織起來，成為一個包含諸多可能性的起點。本書所收集到的手稿檔案和一手材料足以傲視群倫，有心人通過此書，無疑可以加深對於法國大革命與盧梭思想的理解，並找到其中的痛點。

普利策獎獲獎作家、美國記者、漢學家費正清入門弟子白修德的個人回憶錄《追尋歷史：一個記者和他的20世紀》是一部不容錯過的好書，豐富而傳奇的經歷，充沛而生動的文筆，見證並記錄了20世紀中國、美國、歐洲各國重要時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獨具慧眼的思考。其中在中國抗戰前線與陪都重慶的經歷讀來讓人格外親切，其靈光一閃的評論，無疑道破了不少歷史的天機。

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太一樣，是一部用腳步丈量出的行腳錄，文筆格外精彩。自北京健德門出發，羅新沿古代輦路，徒步穿越北京、河北，進入內蒙，走完了從健德門到明德門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他自問：「我，作為一個以研究中國歷史為職業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國嗎？我一再地問自己。」或許這一次旅行，也僅僅是推進了一點，然而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其實關鍵在於研究者個體的踐行，這既包括頭腦的思考，更需要顧炎武一樣的行游，文獻是死的，人是活的，鮮活的歷史現場配得上我們的徒步之旅。

梁漱溟後人梁培寬編注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輯錄了梁漱溟往來書信七百餘封，時間跨度從1916年到1988年，還原了一個血肉豐滿、可親可愛的梁漱溟，不僅是梁漱溟個人不同時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記錄，也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縮影。相對於梁先生的思想，書信那種古老的文體能讓人更細膩地感受到思想的躍動，其中不同世代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少老問題新問題糾葛一處，提示我們書信集的世界還遠遠未能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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