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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晉古璽中「公書」璽的啟示

「公書」璽


「公書」璽的美學價值與文史價值

「公書」璽的特殊功用

以「公書」古璽的書體字法和線條風格來看,它與春秋時期的侯馬盟書十分相近。侯馬盟書出於山西之古晉,而「公書"亦為「晉"璽,雖然一是墨書,一是鑄刻,但從文字意識上看則非常相似。考慮到侯馬盟書是春秋末期之物,「公書」晉璽也被有些學者擬為春秋璽而不是戰國璽,年份可以再往上提幾百年。亦即是說,它不是戰國韓、趙、魏三家分晉時之印璽;而可能是春秋趙韓、魏、智、范、中行六卿專權即晉平公時之印璽。此外,戰國竹木簡牘中有許多書跡的文字字形及線條用筆,與"公書」文字字形用筆幾乎如出一轍表明在春秋晉域與戰國晉,地的一脈相承過程中,共同點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把璽印、鼎彝、陶文、竹木簡牘作一併列,在其間作橫向對照,可能這種感受更深。

關於「公書」璽的形式,最明顯的是沒有邊框。這與目前我們習見的三晉璽乃至戰國前後傳世諸璽的形式大相徑庭,那就證明,「公書」璽肯定不是一般的春秋或戰國古璽。它是否是我們認為的古璽印通常必有取信功用的定位?恐怕不一定。戰國官私璽當然主要是取信之用,這一點沒有問題。但它的成熟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關於戰國璽之前的春秋璽的形態,目前爭議還是很大,在斷代時還難以取得完全共識;但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功用」:它可能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單一「取信」作用;不排除有其他功用的存在。二是「形式」:目前在已知大批戰國璽的穩定的小印寬邊朱文璽形式之前,一定會有個相對豐富又不無混亂的璽印形制初始時代。以此來觀照「公書」璽,我想也許可以有如下的推斷。

(一)「公書」古璽如果只是一個封書的標記或曰標牌式作用,如果它不是基於習慣上的取信之功用,而是作為分類(如公文簡牘文書)「類」的標記與「私書,簡牘的分類相對;那麼雖然它也用於封泥鈐印之用,但這個用,不僅僅是為了封檢保密而設,而是為了浩大的數十萬枚簡牘依序保存作分類標識而設。所以,「公書」璽未必是我們習慣上認為戰國古璽以取信為中心的全部概念內容。它顯然還有另類的一面。

(二)「公書」古璽因為可能不是實際的標準印璽,因此它在形制上還沒有或者不需要達到戰國古璽這樣統一的穩定形態;更有學者還據此認為它可能是更早的春秋璽。但無論如何,只要它既然是印記,當然也還是鈐於封泥;但因為沒有取信的功用,對於寬邊朱文官私璽講究統一格式以便取信於人的嚴格形制要求而言,它的表現可能更靈活多變。「公書」璽之所以會全部「去邊"而只靠文字本身來支撐印面空間;這樣的特殊做法,在當時,應該是在璽印取信功能上有所欠缺而不為人喜;因為沒有寬邊即沒有框格限界,缺少穩定可靠規範的意味。但如果不是印璽,而只是一種分類標識,那上述的批評理由就不一定成立了。

此「公書」古璽原物最近展出於孤山之側的中國印學博物館。展覽名稱為《戎壹軒藏三晉古璽專題展》。最近幾年,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舉辦了不少有鮮明主題又有罕見珍品的中小型專題性展覽,有明顯的學術高度和精度.廣受業界同道讚許;又與每年西泠印社大型活動如春秋兩季雅集的大型展覽、大型創作研討會形成寶貴的互補,為把杭州打造成為"金石篆刻之城」貢獻卓著;而杭州市民也才有幸看得到像「公書」古璽這樣不世出的寶貝。這樣的眼福和運氣,連我這個研究印學近40年又在西泠印社工作多年的人,也是頭一回撞到。噫!

陳振濂,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學術委員會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西泠印社書畫篆刻院院長、《西泠印社》社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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