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星：從金帛之路到絲綢之路：漢代絲路的物資及文化交流

從金帛之路到絲綢之路：

漢代絲路的物資及文化交流

元狩四年（前119），漢大將軍衛青在漠北擊敗匈奴單于，驃騎將軍霍去病出塞兩千餘里，擊潰匈奴左部左屠耆王，封狼居胥山，臨瀚海而還。漢使張騫則再次踏上去往西域的道路。與他頭次出使時相比，如今道上形勢已然大不相同。這標誌著大規模絲路貿易的開始。

一 漢朝對西域的經營與金帛的輸出

從元光二年（前133）馬邑之謀算起，漢朝對匈奴的攻戰已經到了第十五個年頭。期間，漢朝逐漸控制了河套乃至河西走廊地區。就個人遭際而言，元朔三年（前126），張騫從匈奴逃回長安，只帶回了有關西北諸國人情風土的信息。其後，他參與對匈作戰，因功獲封博望侯，轉而復失。失侯之後，張騫向漢武帝獻計：聯合烏孫，斷匈奴右臂。欲攻滅匈奴的天子與張騫一拍即合。於是張騫被拜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史記·大宛列傳》）。這是史料記載的中原與西域之間第一次具有官方性質的大規模物資流動。

這裡的「金」就是黃金。「幣，帛也」（《說文解字·巾部》）。幣帛，也就是絲綢。早在先秦，金帛就是財富的象徵，並充當通貨。《漢書·食貨志》說：「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雲。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佈於布，束於帛。」可見作為通貨的金、錢、布、帛都有一定的規制。秦統一以後，「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書·食貨志》）。二十兩為一溢。漢因秦制，也以黃金銅錢為幣，只不過把黃金的單位由「溢」改回了「斤」。漢多黃金，僅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器就有「478件，約115公斤，有金餅、馬蹄金、麟趾金、金版等」（楊軍、徐長青《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金餅、馬蹄金、麟趾金、金版是漢朝金幣的鑄造形制。其中馬蹄金、麟趾金是太始二年（前95）漢武帝為應祥瑞所鑄造，形似馬蹄、麟趾，製作十分精美。而此前，黃金多以金餅、金版的形式保存。張騫出使西域所攜帶的「金」應該就是這種以金餅、金版形式保存的黃金上幣。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為了解決用度不足，還鑄造了「白金」。這種銀錫合金製成的貨幣也流入了西域。但是《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大宛以西至安息諸國，「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也就是說，來自漢朝的金銀貨幣僅被當作鑄造器具的原料。這是因為安息，即帕提亞波斯，「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史記·大宛列傳》），有制式貨幣。漢律規定：「販賣繒布幅不盈二尺二寸者，沒入之。」（《二年律令·□市律》）「繒，帛也」（《說文解字·糸部》），是絲織品；「布，枲織也」（《說文解字·巾部》），是麻織品。可見，漢制與周制相同，也以二尺二寸作為布帛寬度的規格。張騫所帶的「幣帛」大多應該是這種制式絲織品。當然漢代織物的種類很多，緒、縞等特殊品種不用此律。帛的單位價值遠大於布，所制衣物穿著也更為舒適。在與周邊民族特別是匈奴的交往過程中，漢人逐漸發現他們對絲綢的喜愛。漢匈和親之初，漢朝就歲給匈奴絮繒。漢文帝曾給匈奴單于回信，隨信附送的就有「服綉袷綺衣、綉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餘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綉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史記·匈奴列傳》）。其中，綉袷綺衣、綉袷長襦、錦袷袍皆絲綢所製成衣，綉、錦、赤綈、綠繒則是不同種的絲綢。匈奴對絲綢喜好程度之深，甚至引起了單于謀士中行說的擔憂。

金與帛是漢代官府儲存的重要物資。秦漢時期，管理官府財富的法律被稱為《金布律》。「金布」大概就是「金錢布帛」的省稱。存放財物之處被稱作府庫。府庫充盈被看作國家繁榮的標誌。「（漢興）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上》）。府庫的充實，為漢武帝開拓西北邊疆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相比錢布，金帛的單位價值更高，屬於貴重之物，不僅便於攜帶，亦深受周邊民族的喜愛，自然成為使節所樂帶之物。張騫死後，漢武帝向西域派遣使者更加頻繁，「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史記·大宛列傳》）。金、帛、牲畜成為使節出使的標配，也是漢朝對外輸出的主要物資。由於金帛的大量流入，甚至西域諸國出現了「益厭漢幣，不貴其物」（《史記·大宛列傳》）的狀況。

二 西域諸國的回訪與「天馬」入漢

張騫到達烏孫後，由於烏孫國內形勢複雜，並未達到出使的目的。但是，「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 （《史記·大宛列傳》）。烏孫人和匈奴人一樣，過著游牧生活。烏孫國馬匹很多，富人養馬多至四五千匹。後來烏孫以千匹馬作為聘禮迎娶漢女。大批西域馬就這樣開始進入漢地。漢武帝好奇，迷信古典，且愛附會。西北國道路開通後，西域便成為他滿足好奇心的一片樂土。他見古圖書上說河出自崑崙，便派人尋找河源。使者采玉石而歸，並回報說河源出於窴山中。他便將那山名為「崑崙」。他翻看《易》書，書上說「神馬當從西北來」（《史記·大宛列傳》）。果然，張騫帶回了烏孫馬。這為西域馬入漢增添了幾分神奇色彩。於是，漢武帝將烏孫馬命名為「天馬」。後來，使者又帶回大宛汗血馬，他發現此馬更為神駿，便將宛馬命名為「天馬」，把烏孫馬更名為「西極」。求天馬不得，漢武帝便派李廣利攻打大宛，最終「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史記·大宛列傳》）。後來，大宛向漢朝貢獻馬匹成為常制，「歲獻天馬二匹」（《漢書·西域傳》）。與大宛馬幾乎一同引進的還有葡萄、苜蓿這兩種植物。大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史記·大宛列傳》）。良馬、葡萄、苜蓿的裝點，使漢朝的離宮別觀頗有異域風情。芝麻、核桃、豌豆、黃瓜、大蒜、香菜等如今日常食用植物也是漢朝時從異域傳入中原，這大大豐富了中原人的食譜。除了馬匹外，其他西域牲畜也被引入。漢武帝經略西域以前，西北地區的牲畜只是零星輸入內地。例如，文帝時，匈奴右賢王擊破大月氏，冒頓單于向漢朝「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史記·匈奴列傳》）。橐他，即駱駝。《匈奴列傳》中，驢被指為奇畜。而到了李廣利伐大宛之時，隨軍出征的驢、駱駝都以萬計了。牲畜特別是馬匹成為漢朝從西域輸入的主要物資。漢使訪問各國之後，各國亦多遣使回訪。外國奇物異人隨之進入漢朝。這些使者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大鳥卵大抵是鴕鳥蛋，善眩人類似於魔術師。很快這些魔術就被融入中原傳統的觳抵戲中，大大豐富了觳抵的變化和內容。此外，箜篌、觱篥、胡笳、胡角、胡笛等西域樂器也傳入內地。與之相伴的是兩地樂曲的融合。相傳，張騫曾從西域帶回《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據此造新聲二十八解。漢樂府又有鼓吹曲，亦是胡樂。東漢時，「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後漢書·五行志一》）。胡風竟成一時風尚。

烏孫與漢朝的聯姻終於在元封年間（前110-前105）實現。公主出嫁之時，朝廷「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漢書·西域傳》）。公主到達烏孫後自治宮室居住。其後，天子還「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漢書·西域傳》）。不難發現，與使者多齎金帛牲畜不同，聯姻給西域帶去了一套完整的漢地生活方式，服飾、生活用具、建築技術都囊括其中。後來，烏孫公主的一個女兒嫁給了當時的龜茲王。宣帝元康元年（前65），龜茲王和夫人親自到長安朝賀，漢朝「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綉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漢書·西域傳》）。漢朝的禮儀制度藉此傳播到了西域。

當然，漢朝經略西域也絕非只依靠和平手段。戰爭必然伴隨著大規模的物資流動。早在元封三年（前108），漢武帝派遣趙破奴將兵數萬擊破姑師。太初元年（前104），伐宛役起。由於初戰不利，漢武帝更是發動了「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史記·大宛列傳》），大批糧食、兵器、人員進入西域。是後，漢朝在輪台、渠犁屯田並設置使者校尉領護。宣帝時，匈奴日逐王降漢，西域北道盡歸漢有，鄧吉稱都護。元帝初元元年（前48），又置戊己校尉。漢朝軍事力量進入西域以及屯田活動的展開，大大加強了漢朝對西域的控制。元帝建昭三年（前36），陳湯擊郅支單于，竟然逾蔥嶺，進入康居境內。隨著漢朝對西域控制的日漸加深，漢朝的銅幣逐漸在西域流行，新疆多數漢代遺址都發現了五銖錢。大宛之役後，西域各國紛紛入質奉獻，根據出土的《懸泉漢簡》記錄，西域貢獻多駱駝、馬匹之屬。《後漢書》對各方貢物多有記載，如《李恂傳》說：「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後漢書·班超傳》）又「疏勒國獻師子、封牛」（《後漢書·順帝紀》）。可見西域對漢朝貢物有異獸、貴金屬、香料和紡織品，其中最主要的物資是異獸。蔥嶺以外，因山嶺阻隔，非漢朝力量所及。罽賓國曾殺漢使，成帝時，罽賓使者到漢朝，王鳳上書說：「（罽賓）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漢書·西域傳》）以奉獻之名行貿易之實，可看作當時絲路貿易的實況。

三 漢代以金帛易奇珍的海上貿易

無獨有偶，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在帝國的南邊發生了一起類似事件。《後漢書·西域傳》載：「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大秦即羅馬帝國。日南是郡名，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在今越南中部，是漢朝最南端的疆土。漢時，由嶺南到海外的航線已經開闢。《漢書·地理志》就記載了當時從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出發的航線：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不難發現，當時的海上貿易亦由官府主導，以黃金、雜繒亦即金帛來換取海外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等奢侈品。

黃支國在今印度或斯里蘭卡。由漢朝出發的直航向西行大概也就到今印度為止。中國與印度的交流在漢代最初以陸路為主，張騫曾在大夏見到蜀布、邛竹杖。據大夏商人所說，這些蜀地產品來自身毒。這說明中印民間貿易往來早已存在。蜀布、邛竹杖等日常物品也在貿易之列。由於當時由西北去大夏的道路被匈奴、羌人阻隔，張騫就建議探索從蜀地到大夏的道路。漢武帝派出使者，結果並沒有找到去大夏的道路，反而發現了滇越國。後來，漢朝逐漸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印度與漢朝的交往主要走西北陸路。東漢時亦如此。《後漢書·西域傳》載：「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這說明陸路交通斷絕之後，海路成為中印物資交流的主要途徑。大秦和天竺使者的到來都在漢桓帝期間，可見當時漢朝通過海路與印度的聯繫已經比較頻繁了。天竺「土出象、犀、玳瑁、金、銀、銅、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諸香、石蜜、胡椒、姜、黑鹽」。這些印度土產與「大秦珍物」都是當時海上絲路的主要商品。在今廣西合浦等地的漢墓中，發現了大量的玻璃珠，很可能就來自印度。隨著絲路貿易，古印度的佛教也傳布到了中原。東漢時，眾多西域僧人來到洛陽，建寺譯經。楚王英、漢桓帝都為浮屠立祠，佛教在中土已很繁盛。

據史書記載，大秦王多次想派遣使節與漢朝聯繫，但是「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後漢書·西域傳》）。傳聞中的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綉，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香，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大秦的珍寶大致可以歸為三類：珠寶、織物、香料。象牙、犀角、玳瑁顯然不在此列，它們都是東南亞、南亞的常見之物，也經常為南邊各族貢獻。所以說大秦使者的「表貢，並無珍異」。所謂的大秦使臣大概就是以奉獻之名行貿易之實的羅馬商人吧。在大秦使者到達中國前，永寧元年（120），撣國曾向漢朝進獻幻人。這些幻人自言是海西人，海西也就是大秦。海西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和今天的雜技師、魔術師類似。撣國曾從永昌、日南郡向漢朝貢獻，由此可見，除海路外，還存在著印度到達中南半島之後經陸路進入漢朝的路線。中國的絲綢經過海路、陸路進入羅馬後，羅馬工匠會將織物拆解成絲線，按當地樣式重新紡織。也就是《魏書·東夷傳》所說的「（大秦）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

總之，從物資輸出的角度，把漢代的絲路稱為「金帛之路」也不為過。金與帛是秦漢時代財富的象徵，充當了貨幣的角色，也是官府大量儲存的高價值物資。漢朝在西域的經營從開始就帶有很強的政治軍事目的。出使、聯姻、賞賜、戰爭、貿易等具有官方背景的活動，通常都伴隨著金帛的輸出。與此同時，官方的海上貿易也是用金帛交換海外的奇珍異物。值得一提的是，漢代史籍對中外民間貿易的記載較少，但是，蜀布、邛竹杖在異邦的出現說明了漢代的絲路絕非奢侈品之路。自漢以降，漢地的黃金儲量急劇減少（趙翼《廿二史札記·漢多黃金》），金帛之路便漸漸演變成絲綢之路了。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18年第2期 「文化史知識」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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