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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傑:中西寫本文獻中用什麼符號表示「刪除」

原標題:蘇傑:中西寫本文獻中用什麼符號表示「刪除」


中國文字書寫與西方存在諸多不同。載體材質有紙與羊皮紙之別,筆有軟硬之別,文字有表意表音之別,書寫方向有豎行與橫行之別。然而對比中西寫本文獻中的刪除符號,不難發現,兩者之間頗多相似之處。


手寫難免出錯,因而在書寫和隨後的核對過程中時不時就有修正。修正首先要對錯寫文字進行消除。消除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以刮削、擦除或塗抹等方式使錯寫的文字消失或不復可讀,二是用某種記號讓讀者對錯寫的文字略過不讀——這些記號就是所謂的刪除符號。中西寫本文獻各有其刪除符號。




中國典籍提到的刪除符號,首先是「點」。《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晉代郭璞註:「以筆滅字為點。」漢張衡《文士傳》:「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純應聲便成,文不加點。」「文不加點」,是說一氣呵成,不曾刪改,「點」即以筆滅字之意。唐李商隱 《韓碑》詩:「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點竄」就是塗改。


其次是「卜」。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


古人書字有誤,即墨塗之,今人多不塗,旁註雲「卜」。諺語謂之「卜煞」,莫曉其義。近於范機宜華處見司馬溫公與其祖議《通鑒》書,有誤字,旁註雲「」,然後知乃「非」字之半耳,今人不省雲。


「卜煞」構詞大概與「抹煞」類似。「抹煞」是以抹的方式予以刪除,「卜煞」則是以「卜」形符號表示刪除。「卜」或者說一豎一點為何可以表示刪除?這從「卜」字本身字義上無法得到解釋。不過趙彥衛似乎是把這類符號當作文字的省簡,當他看到有刪除符號為一豎右邊三點即作」形,認為那可能是半個「非」字,而表示否定的「非」與刪除是可以聯繫起來的,從而推測有這樣一個省簡過程:


非→→卜


這個推測的證據基礎顯然很薄弱。趙彥衛當南宋之際,其時文本傳播形式已是雕版印刷,抄本書相應式微,故而趙氏對多樣化的刪除符號的認識是極為有限的。


近一百多年裡,古代文獻大量出土,商周甲骨文、戰國秦漢簡帛書、敦煌紙本書,特別是敦煌文獻中的寫本書,讓我們對刪除號的了解,有了更加廣闊豐富的資料基礎。已有學者對中國古代寫本文獻中的刪除符號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深入的分析。


張湧泉《說「卜煞」》一文總結了敦煌寫本中的刪除號,計有:一點,豎列的兩點、三點、四點、五點,一豎一點(即「卜」)、一豎兩點、一豎三點(即「」),還有「」、「]」、「O」、「厶」等等。關於「卜」的由來,張湧泉先生認為「很可能是由點式演變而來的」,單純在誤字右側用點表示刪除,一來因點的面積小不夠醒目,二來因點的位置游移不定所指不夠明確,所以先在誤字右側加豎線,再加上一點、兩點或者三點,豎線的功能是對點「加以顯化和加強針對性」。(張湧泉《說「卜煞」》,《文獻》2010年第4期,pp.1-13。又收入其《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虞萬里《郭店簡〈緇衣〉「人苟言之」之「人」旁點號解說——兼論古代塗抹符號之演變》一文旨在考證《禮記·緇衣》的一處異文,認為郭店簡該句「人」字旁邊的點是刪除符號。在論證過程中虞萬里先生對中國古代刪除符號發展演變的歷史進行了梳理,指出隋唐間塗抹誤字常用豎列的三點,也有用一根豎線通貫字上表示塗滅,從而認為趙彥衛所提到的「卜」和」是兩種刪除符號的結合,以「加強指誤意識」。(虞萬里《郭店簡〈緇衣〉「人苟言之」之「人」旁點號解說——兼論古代塗抹符號之演變》,《榆枋齋學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上述兩文搜討細緻,引證豐富,可借用幾例,以見真確(見下圖例)。






目前學界關於古代寫本文獻刪除符號的討論都僅限於中國文獻。這裡我們對西方寫本文獻中的刪除號略作管窺,以資比較。


克萊門茨和格雷厄姆《抄本研究概論》有一節專門討論抄寫訛誤的類型與刪改的方式。西方寫本載體有多種,但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是羊皮紙。羊皮紙寫本上的刪除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擦除(erasure),包括用刀刮削,二是加下劃點(subpuction)。subpuction,前綴sub-意思是「下面」,詞根-punct意思是「點」。subpunction又稱 expunction。前綴ex-意思是「去掉」(out),與詞根-punct(意思是「點」)合起來就是「點掉」。另外還有一種延用至今的方式是橫杠通貫(strike through),即以一根橫線通貫誤字之上表示塗滅。後面這兩種方式有時會一併使用。[克萊門茨(Raymond Clements),格雷厄姆(Timothy Graham),《抄本研究概論》(Introduction to Manu Studies),p.35,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奧金萊克羊皮紙抄本書(The Auchinleck Manu)大約1330年至1340年抄制於倫敦,內容是一些英文傳奇和編年史。這套書已知最早的收藏者是奧金克來爵士,並由此而得名,今藏蘇格蘭國家圖書館,是其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奧金萊克抄本書現存三百多葉,為我們了解當時寫本書中的刪除符號提供了十分豐富的資料。沃恩(Míceál F. Vaughan)《奧金萊克抄本中的抄工塗改》對此進行了專門研究。根據他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奧克萊金抄本中最為常見的刪誤方式是物理刮擦,有些是對已經用刪除符號標記過的誤字加以刮擦。其次是以加下劃點的方式表示刪除,再次是橫杠通貫誤字表示刪除,還有若干例是下劃點與橫杠通貫兩種方式並用。[沃恩《奧金萊克抄本中的抄工塗改》(「Scribal Corrections in the Auchinleck Manu」),收入費恩(Susanna Fein)主編《奧金萊克抄本研究新探》(The Auchinleck Manu: New Perspectives),pp.195-208,York Medieval Press,2016]約舉數例,以資說明(見下圖例)。



根據筆跡和書寫習慣,學者們斷定參與奧金萊克抄本抄寫工作的抄工大概有四個或者五個人。根據沃恩的研究,這些人刪除誤字的方式各有其特點,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做法。同一個抄工也會採用兩種以上的刪除方式。這些抄工中大概有人承擔檢查驗收的責任,也可能彼此之間互為校對。兩種刪除符號同時出現的幾例,比如上面所舉《聖瑪格麗特》這一例,就很可能是抄工發現衍「vp」並用橫線通貫其間的方式表示刪除,後面檢查校對的人又在下面加點對刪除予以確認。也就是說,兩種刪除符號一併出現,可能是出於兩個人的手筆。




總體來看,中國文字書寫與西方存在諸多不同。載體材質有紙與羊皮紙之別,筆有軟硬之別,文字有表意表音之別,書寫方向有豎行與橫行之別。然而對比中西寫本文獻中的刪除符號,不難發現,兩者之間頗多相似之處。


首先,兩者歷史上最為常見的刪除符號都是「點」。不同之處只在於「點」的位置。中國豎行抄寫,表示刪除的點在誤字的右側。西方橫行抄寫,表示刪除的「點」在誤字的下方,所以稱為「下點」(subpuction)。當然,「點」的位置的不同是由於中國和西方文字書寫方向的不同,所以這位置上的不同也可以統一為「行間」或者「行邊」。


其次,古代寫本文獻中出現頻率不及「點」,然而卻都沿用至今的刪除符號是「線」。不同之處在於「線」的方向。西方是通貫字上的橫線,稱作strike-through,中國以前是豎線,現在是通貫字上的橫線,稱作「杠」。《漢語大詞典》「杠」有義項曰:「把有關文字用直線划去」。當然,「線」在方向上的不同也可以統一為「順著文字書寫的方向」。


還有,都能見到「點」「線」並用的例子。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線」和「點」結合在一起,形成」和「卜」。


中西刪除符號的相同之處,值得深思。


虞萬里先生在討論「」與「卜」的由來時,認為「」並非如趙彥衛所說乃「非」字之半,而「應是豎線與三點之結合符號。既然豎線和三點都是唐以前的塗抹刪節號,則其在運用過程中為加強指誤意識而逐漸結合成一體,是情理中事」。(虞萬里《郭店簡〈緇衣〉「人苟言之」之「人」旁點號解說——兼論古代塗抹符號之演變》)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西方寫本文獻,比如奧金萊克抄本中誤字上的通貫橫線(strike-through)與下劃點(subpunction)一併出現,共同表示刪除。這種情形對虞萬里先生的「情理」推測,無疑是一種支持。

然而西方通貫誤字的橫線並沒有移至字下。中國古代寫本中通貫誤字的豎線如何移至字旁,需要有一個解釋。


中國寫本中表示塗滅的「點」也有點在字上的例子。《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唐張守節正義:「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大概「點」也有一個從字上移至字旁的過程,以保持卷面的整潔美觀。出於同樣的原因,通貫誤字的豎線移至字旁,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文字右邊的豎線也可能有另外的來源。如前所述,張湧泉先生全面考察敦煌寫本文獻中的刪除符號,除了點、「卜」、「」以外,還有「]」、「」,等等。「]」括在所刪文字右側,明確顯示所刪文字的起訖範圍。「」大約是「]」的省簡。由此我們推測,右側的豎線也有可能是」的更進一步的省簡。





文本的印刷傳播技術,中西之間存在某種影響。文本的抄寫傳播方式,則很難說有什麼影響關係。中西寫本文獻中刪除符號的相似性,大約是由於都有從實際的塗滅到示意的塗滅這樣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單個誤字的塗滅,比較自然的做法就是點在字上。多個文字的完全塗滅,有的人從通貫字上的直線開始,有的人則是先用線條將所要塗滅的詞句包圍起來。由此便演化出點、線以及點線結合的各種刪除符號。


文獻傳播的技術手段,大致說來,經歷了抄寫複製、印刷複製和電子複製三個歷史階段。電子複製,是近幾十年正在發生的事情。印刷複製,也只有一千幾百年的歷史。在有文字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文獻的複製靠的是手工抄寫。


文獻傳播進入印刷複製階段的時間,中國比西方要早得多。一般認為,中國的雕版印刷肇始於唐代中後期,到宋代時已全面取代抄寫。西方則是自15世紀(相當於中國明代中期)古騰堡用金屬活字印刷開始,很快取代了抄寫。


儘管中國和西方進入印刷複製階段的時間早晚不同,印刷技術也有雕版與金屬活字之異,但是印刷文本對抄寫文本的強勢取代,則是相同的。雷諾茲、威爾遜《抄工與學者》:「早期印刷者,在將文本印刷之時,傾向於給予印刷文本一種權威和永久性。」(中譯本第215頁)「印刷商對抄本往往缺乏愛惜珍重,一旦用過之後,抄本的終身就託付給了出版商,從此前途未卜。」(中譯本第140頁)這類故事在中國用印刷文本取代抄寫文本時也一定發生過,抄本被當作已陳芻狗,棄置不顧,宋代刊印本所依據的前代抄本早已不見蹤影。西方因為這一替換事件發生的時代晚近,抄本倖存者眾多。

今天考證古代典籍的文本,需要搜尋近古存真的舊本。絕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古代典籍只有宋刊元槧明刻本。而西方古代典籍,所能找到的則是相應時期的甚或更為早前的抄本(中國宋元時期,西方只有抄本,沒有印本)。


為了描寫、鑒別、研究這些典籍舊本,中國文獻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支學科叫作「版本學」。與此相對應,西方則有一個學科叫作「寫本學」(manu studies),又叫「古文書學」(paleography)。


中國的「版本學」與西方的「寫本學」儘管研究的對象有所不同,但仍有許多可以對照的地方。比如說,為了強調對相關文本證據的批判態度,啟功在《〈文史典籍整理〉課程導言》一文的摘要中告誡學生「不能迷信宋本」——這裡的「宋本」顯然指刻印本(啟功《〈文史典籍整理〉課程導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德國古典學家卡爾·萊爾斯則在其《古典語文學家十誡》一文中指出「不可跪拜抄本」。


儘管有些學者通過對「版本」的擴大解釋,試圖將寫本也納入「版本學」的研究範圍,但是中國寫本文獻數量偏少,因而缺乏獨立的、系統的研究,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隨著敦煌寫本文獻的發現,戰國秦漢簡牘的出土,以及近年來著名作家手稿研究成為熱點,獨立的「寫本學」的呼聲越來越高。


張湧泉先生《敦煌寫本文獻學》第一章題為「寫本文獻學:一門亟待創立的新學問」,對寫本文獻學的內容、創立的意義和基礎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我們極為贊同。這裡我們只想補充一句,西方有著悠久歷史的「寫本學」,作為他山之石,對於中國「寫本文獻學」的創立,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文章轉載自:文匯學人


作者:蘇傑


編排:洱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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