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繼祖：盛開在「現代」的「舊式」教育之花

文/鮑盛華

「我寫筆記導源於張叢碧先生（伯駒）的《春遊瑣談》。」羅繼祖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

羅繼祖是於省吾介紹給張伯駒的好朋友之一，也是「春遊中人」里很特殊的一個。他從1961年與張伯駒結識，並在後來加入「春遊」，僅兩年左右時間，就在1963年被借調到北京中華書局校點《宋史》去了，然而，他給《春遊瑣談》寫的文章卻並不少，共有文史札記數十則。

說羅繼祖特殊，是因為他從小到大，一天也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接受的完全是傳統的家庭式教育，但後來卻成為吉林大學的教授；也因為他是羅振玉的長孫，羅振玉對古文字學的研究貢獻巨大，後世常將他與王國維相提並論，稱為「羅王」；還因為羅振玉雖然在我國學術文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位置，卻在偽滿時期失足，身上有著一定的悲劇性。然而，羅繼祖卻能正確看待這些，不但從祖父手中接過了學術研究的接力棒，還客觀公正地對其祖父的行為進行評價。正是深厚的歷史學養、端正的做人風格以及一筆好字、畫藝亦豐，讓羅繼祖和張伯駒等人心意相通。

一

1913年，因躲避辛亥革命而到日本專心著書立說的羅振玉已經年近五十。恰是這一年，羅振玉的眉頭舒展開來，伴隨著一個男嬰的大聲啼哭，羅家的長孫出生了。想著自己16歲考中秀才後再去應試卻連考不中的過往以及不甘為人下的夙願，興奮的羅振玉期望孩子能繼承上一輩人的志向與追求，遂給他起名「繼祖」。從此，陪伴小小嬰孩兒的不但有這塊島嶼上的片片櫻花，更有祖父關切的目光和無微不至的疼愛。

作為前清舊臣，羅振玉對新政權有抵觸，一生追隨大清的價值觀讓他做出了不許子弟上學校的決定。除父親羅福成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獸醫科外，羅家再無一人上過學校。

在日本期間，羅振玉集中精力辨釋甲骨文字，頗有心得。在羅繼祖5歲時，羅振玉即親自給自己的長孫開蒙，立下每天學會八個字的規矩。大概四五個月的時間後，幼小的羅繼祖已經掌握了1000多個漢字。此時，羅振玉又把這些已經被羅繼祖熟知的漢字寫成甲骨文進行教授，讓自己甲骨文研究工作後繼有人的目的不言而喻。

羅振玉視古代書籍、字畫及器物如同自己的生命，不管什麼樣的「老古董」統統被他看作珍寶，時時刻刻把自己「埋」在其間。小小年紀的羅繼祖耳聞目染，也幾乎天天與古舊的氣息打交道，從而塑造了他未來的生命偏好。

1919年，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風雲激蕩、孕育著無限歷史可能的年代，「五四」運動把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播種在這片擁有數千年文明的土地上。就是在這一年，羅繼祖跟隨祖父舉家從日本回國，暫住天津。後在1928年，全家又遷移到旅順。正處在上學念書黃金期的孩童，仍然按羅家的規矩不進學校。本來想繼續親自教孫子學習的羅振玉因為各種事情異常忙碌，只好外請私塾先生來家裡教羅繼祖讀書。但羅振玉放心不下，只要有一點空閑，便會來查問羅繼祖的功課，親自教授古文和詩詞。

讓羅振玉高興的是，羅繼祖小小年紀，卻在大事大非面前有自己的見地。比如，羅繼祖把《三國志演義》的人物一一列表，為了讓漢獻帝的臣屬不與曹魏的人混在一處，他把漢獻帝的臣屬單獨拉出來。這讓羅振玉興奮得不得了，見到人就要表揚孫子一番，說這麼小的孩子就知道「漢賊不兩立」，讓人欣慰。後來，羅繼祖還寫過一篇《曹操論》，對曹操始終保全漢獻帝表示了肯定，認為曹操心裡還是有一點君臣之義的。

像幾千年來中國的小孩子一樣，羅繼祖在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讀完了四書五經。對《左傳》，羅繼祖似乎情有獨鍾，格外喜歡，奠定了後來治史的基礎。此外，《古文觀止》《古文雅正》《古文關鍵》《韓文筆法百篇》等，是羅繼祖深入學習古文的書目，這些著作中的每一文幾乎都讀通百遍以上，良好的古文功底慢慢養成。羅繼祖19歲時，羅振玉又給他請了當時吉林的著名國學先生宣鐸教讀，宣鐸欣賞莊子，便把《莊子》全篇一句一句給羅繼祖講解，但只教了一年。

在讀古書的間隙，看到祖父書法方面甲骨篆隸楷行無一不工，羅繼祖也常常拿起毛筆描紅影摹，打下了紮實的書法功底。後又學繪畫山水，下筆頗有古意。

看著長孫已經長成了一個大小夥子，忙碌的羅振玉感到安慰。經過他的悉心培養，羅繼祖也熟悉了治學的方式方法。此時的羅繼祖開始「胡思亂想」，他還不知道，這「胡思亂想」其實是自己「疑古」的開始。在反覆讀《左傳》的過程中，他覺得有三件事越琢磨越不可思議：「一是史官何以有那樣宛轉動人的文筆，如身臨其境；二是有些私房活也明白寫出來，到底根據什麼：三是古人的亂七八糟，偷男盜女的醜事很多，為什麼說後世『人心不古』呢？」（羅繼祖：《自傳》）正是這些懷疑和追問讓羅繼祖興奮起來，開始刨根問底地查找起來。

二

從青年時代開始，羅繼祖幫助祖父羅振玉做譽寫文稿、檢查材料的工作，正式成為了羅振玉學術方面的助手。他也有心繼承家學，認真閱讀家藏的大量圖書，並對考證頗有心得。後來隨著閱讀的持續深入，羅繼祖確定了自己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向——史學。一個令人吃驚的著述目錄在羅繼祖三十歲之前便已經完成：《春秋異地同名考》《朱笥河年譜》《程易疇年譜》《李蜃園年譜》《段懋堂年譜》《明宰相世臣傳》《毛文龍傳》《老蓮遺事》《遼漢臣世系表》，等等。而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他繼承和運用羅振玉的一套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完成的。

讓羅繼祖一舉成名的，是有關《遼史》的《校勘記》八卷。這其實是羅振玉交給羅繼祖的「作業」。在做遼代兩墓誌研究的過程中，羅振玉發現，由元代脫脫等人所撰寫的二十四史中的《遼史》，寫作的依據是遼代耶律嚴的《實錄》、金代陳大任的《遼史》，沒有廣泛採用漢人的著述，不僅寫作簡陋，錯誤也多。恰好當時隨著近代東北考古的不斷發現，遼代人的墓誌不斷出土，可以此作為校正史料的重要參考。

於是，羅振玉就讓羅繼祖利用已經發現的考古文物資料，對脫脫等人的《遼史》從頭到尾重新校對，訂誤正謬，最後寫成《校勘記》。羅繼祖沒有辜負祖父的期望，在認真閱讀《遼史》兩遍之後，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寫成《遼史校勘記》8卷。因此時羅繼祖的四叔羅福葆經營一家叫做「博愛」的印刷廠」，羅繼祖的這部著作即在羅振玉的認可後，由家裡石印了300部。此書一出，立即引起反響，羅繼祖也奠定了在遼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時的羅繼祖剛剛27歲，而文史專著已達10部，其學術成就令人側目。成功讓這個年輕人意氣風發，躊躇滿志。

正因為《遼史校勘記》的影響，羅繼祖走上了講台，被偽滿時期位瀋陽的一所醫科學校相中，作國文教師。一年後，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作講師的機會降臨到羅繼祖的頭上。但家裡所有人都以孤身一人出遠門可慮、政局惡化不穩為由，反對他出國。可羅繼祖卻有自己的主張：東北已經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裡討生活就是漢奸，既然不想做偽滿的事情，又要過現實的生活，只有教書這一職業可供選擇，不如遠赴日本。於是，在家人的反對聲中，羅繼祖決計成行。

來到日本的羅繼祖開始教授中文的《四書》以及明代李攀龍的《唐詩選》。日本是羅繼祖出生之地，又有一些羅振玉的舊日相識，所以在櫻花樹下的生活也算優雅。兩年間，羅繼祖利用在日本京都查到的漢籍資料，增補了他所輯錄的《遼史拾遺續補》，又寫了《澗上師友記》等文。

三

身處戰亂年代，又是國家羸弱之時，卻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且沒有對政治的半分興趣，作為一介書生，究竟要怎樣活著，才算是活著？才算是對得起給予自己生命的父母，對得起陪伴自己成長的家人？羅繼祖選擇的，其實是大多數平民老百姓選擇的道路，找一個僻靜處，安安穩穩地生活。只是，因為他的家學，讓他把自己的精神安放在一撂撂古書裡面，一段段歷史之中。

然而，在1943年的日本京都，夏季溫暖的海風並沒有吹來愜意，卻吹來了美國戰機在頭頂的轟鳴，雖還沒有投彈，但也驚出了人們一身身冷汗。太平洋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了，日本的軍事疲態顯露無遺，失敗已經成為遲早的事情。詳詳細細判斷了戰爭的形勢之後，羅繼祖決定借暑假辭職回國。

此時的中國東北也處在人心慌慌之中。好在，憑藉著自己祖父的影響和自己學術方面的功底，羅繼祖在長春一家叫作「康德印書館」的出版機構找到了謀生的崗位，還做了當地「王道書院」的講師。然而，還沒等干出什麼事情來，日本就投降了，偽滿洲國也隨著溥儀的出逃，瞬間崩塌。淪為日本人殖民地的廣大東北土地終於又回了中國人自己的手中。

敏感的羅祖繼認為長春也呆不下去了，因為聽說國民黨要來接收，老百姓很難過上好日子。他惦記著家人，也惦記著祖父1940年去世後留下的大批古舊書籍，於是他迅速趕回旅順。可到家一看，其流離失所之狀況與在長春街頭的情景也沒有太大的不同。家裡人勸他，既然國民黨要來，還是趕早與他們取得聯繫，免得將來沒有生計。親戚朋友中有認識姓張的一個國民黨軍官，要介紹給羅繼祖認識。但羅繼祖卻素來對國民黨的印象不好，而且覺得他與國民黨從來沒有什麼瓜葛，不願與其結交。於是，他就只能在家裡乾熬著。

可是混亂之中，一個弱書生根本保護不了自己的家庭。一些人早就知道羅家有價值連城的藏書，便趁火打劫，或偷或搶，有時甚至一麻袋一麻袋地被拿走。

正在無可奈何之際，意興闌珊之時，中國共產黨接收了旅順，並且成立了地方政府，在家中彷徨無措的羅繼祖見到了對他此生以及他家藏古書都異常重要的一個人，那個人叫廖華。

廖華可非同等閑。他1898年8月出生於福建莆田，曾用名王曉林、陳繼周、陳國柱。早在中學時期，他就參加了護法鬥爭和五四運動。1925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經過多年革命鬥爭的歷練，1931年7月至9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員會書記，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北方互濟會書記。1937年到新四軍工作，1939年5月起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秘書。1945年4月至6月間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了著名的中共七大。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廖華被黨中央調東北工作，任遼寧省教育廳廳長。1946年任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黨團成員，後又任旅大行政公署民政委員會主任，關東行政公署委員兼文管會主任。1948年10月任大連地委文物委員會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副廳長。1951年調任中央文史館辦公室主任兼參事，1954年起任國務院參事。

就是在任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黨團成員期間，廖華從位於大連的滿鐵圖書館聽到了一件事：原羅振玉家的大量藏書遭劫，對於歷史文化的保護來說，已經形成重大損失，如不將剩餘的藏書保護並整理出來，有數可考，有序可查，可能損失更大。

當時，大連的滿鐵圖書館已經被蘇聯軍隊接管，廖華專門到館裡調查了一番，看到了羅繼祖的那部《遼史校勘記》。他眼睛一亮，認為羅家有人能夠勝任這一整理的工作。他很快把此事向上級黨組織作了彙報，最後，上級黨組織責成廖華前往羅家調查，如果有搶救整理的必要，徵求羅家意見，即安排辦理。

廖華告訴尚感茫然的羅繼祖，羅家藏書已經損失了一部分，剩下的如不及時整理，很有可能會被偷或因為藏書條件有限而發生霉爛，羅家只有羅繼祖有能力把書籍整理出來，不知道他是否能夠擔此重任，書籍整理後，所有權仍屬羅家，政府介入整理只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你願不願意參加革命工作？」廖華最後問。

既能讓藏書得救，又有了工作，家裡十口人的生活也有了著落，而且是革蔣家王朝的命，有什麼不願意參加呢？羅繼祖欣喜若狂，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四

不久，羅繼祖成為了人民政府教育局的一名科員。相關工作人員幫助羅繼祖在市裡找了一個廢棄不用的娘娘廟作為整理藏書之所，從此，羅繼祖一頭又埋在了古舊的書籍當中。

面對家藏的浩繁圖書，羅繼祖也是第一次系統地了解全貌。在整理的過程中，他再一次窺見了中華幾千年來傳統文化的力量，窺見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奮鬥和對家國命運的全身心介入與融合，窺見了像自己祖父羅振玉一樣的文人是如何珍惜、珍視、珍愛一本本凝結著智慧和情感的古籍。

一轉眼，羅繼祖在這所破舊的娘娘廟裡已經呆了一年。1947年，隨著大連關東公署的成立，在相關部門的支持和安排下，羅繼祖又找了兩處廢棄的佛寺作為新的圖書整理場所，把古書全部運去。不久，廖華也來到大連任文物委員會主任。1948年，羅繼祖終於將家藏圖書全部整理完成。

這是一個令羅家上下十分高興的消息。經過與祖母商量，全家一致同意，把整理完成的圖書以羅繼祖和其弟羅承祖的名義全部捐獻給國家。廖華得知羅家的決定後，對這一行為表示讚賞。

按照廖華的安排，在勞動公園設了一個小型的勞動人民文物陳列所，已經轉文管會工作的羅繼祖就在這個陳列所上班。

1949年，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在這一年的冬天，按照羅繼祖的申請，他又從大連來到瀋陽，被安排到瀋陽博物館工作。沒過幾年，蘇聯交還了大連的滿鐵圖書館，由於館裡大量工作需要啟動或接續，羅繼祖再一次回到了大連。1955年4月，東北人民大學需要增強教學力量，正在全國範圍內網羅人才，羅繼祖因在史學方面的獨特貢獻和影響，被調來長春。

五

羅家對東北的每一個城市都十分熟悉，大連的環境和氣候顯然優於長春，多病的老母不宜搬離，羅繼祖便把家人都留在了大連，自己孤身前往長春，從此，過上了「獨身」然而豐富的教學與科研生活，而且，一過就是24年。

剛到東北人民大學的羅繼祖被安排到歷史系任教，但只是一名講師。一些熟悉他的朋友聽說了，覺得這對羅繼祖不公，他的學問早已經達到了教授的水平。羅繼祖卻不以為意，他覺得現在自己走上了人民的講台，對自己的意義非同尋常，計較職位的高低沒有一點必要。後來，羅繼祖終被聘為教授，被人稱為沒有念過正規學校，身上也沒有過去所謂功名的教授。

羅繼祖在歷史系中負責講的課是「中國史學史」，那時候沒有現成的教科書，全靠教師自己的智慧。羅繼祖就把金毓黻先生的一本著作當成基本教材，加上自己多年的知識積累，以及中國史學的最新成就，寫成了講稿。為了把課講好，羅繼祖還曾虛心地向顧頡剛先生請教，顧先生對此表示了肯定，並表示，這門課確實不好講，但金毓黻的書暫時可用。從1960年開始，羅繼祖又開始給學生教《中國歷史文選》課。

來到長春，恰逢校長匡亞明把於省吾從北京請來，很快，羅繼祖就與於省吾成了至交。兩個人在做學問方面志同道合，且遵循著共同認可的原則和底線。比如，於省吾認為寫文章必須做到「三不說」，人家說過的不說，叫不準的不說，證據不足的不說。對此，羅繼祖深以為然，在做學問中嚴格遵守。

此後不久，張伯駒來到了長春，經於省吾的介紹，羅繼祖才遇見了張伯駒，遇見了「春遊社」。（選自《先生向北》第二章：一場與春天的邂逅。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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