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的凄慘晚年：兩度哭泣只因已被遺忘，臨死前完成最大夙願

（圖）1936年，斯大林與赫魯曉夫

作為斯大林之後的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已經完全適應了前呼後擁、眾星捧月般的權貴式生活。然而，他早已習慣的夢幻生活卻又像一場夢幻泡影一樣，就那樣突然消失了。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因為犯有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錯誤而被「退休」，其蘇共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也一併被解除。就在那之前不久，他還曾坐在一張豪華辦公桌後，與一干蘇聯要員談論著要不要將一項決議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而過了這天，這個關係到蘇聯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已經徹底與他沒有任何瓜葛了。此時，他還能做出決定的，只有是出門散步，還是繼續留在屋子裡看無聊的電視節目。

（圖）1953年，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的葬禮上抬棺

赫魯曉夫的家裡已經徹底陷入了安靜，然而卻並不是十分祥和。這裡沒有了往日不斷響起的煩人電話聲，更不見以往那些彷彿要踏平門檻的既熟悉又陌生人的面孔。赫魯曉夫的情緒一直很消沉，總是將目光呆視向遠方。「他們已經不要我了，除了去工作，我還能幹些什麼呢？」自言自語的念叨聲，一直不斷在寂靜的房間里回蕩。「我現在最需要學會的，是怎樣去消磨無聊的時光。」赫魯曉夫總是難以自拔地如此想著。年終歲末，赫魯曉夫一家卻「應邀」搬去了一棟新別墅。這無疑是一座十分漂亮和舒適的房子，但他也能輕易猜到，在房間某處的角落裡，一定會安裝有克格勃的竊聽器。其實，赫魯曉夫並不在意這個，而最讓他難以接受的，還是這寂寞難耐的「退休」歲月。

（圖）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的赫魯曉夫，這次大會批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已經搬進新家的赫魯曉夫還是會陷入到長久的沉默中去，他總是毫無預兆地突然用凄涼語調自言自語：「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始終認為：赫魯曉夫的生命意義便在於蘇聯人民對他的需要。而現在，人民明顯已經不再需要他了，所以日子也從此變得這樣索然無味。不知不覺間，赫魯曉夫的雙眼已經浸滿了辛酸的淚水。是的，他哭了。從1965年開始，赫魯曉夫終於開始慢慢適應了每月領取養老金的日子。每天清晨起床後，他喜歡一邊看報紙，一邊激動地發著牢騷：「這簡直就是垃圾，這叫宣傳？笨蛋才會相信。」外出散步時，他也總是攜帶著那台短波收音機，這還是50年代時，一個美國商人送給他的。赫魯曉夫經常用它來收聽西方電台的俄語廣播，然而來自於外國媒體的消息也並不能振奮人心。

（圖）1959年，赫魯曉夫受邀訪美，「玉米運動」的靈感便來源自這裡

赫魯曉夫逐漸發現，他以前一直倡導的全面改革早已被一步步拋棄，而蘇聯的社會生活也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他從兒子那裡得到了幾本「禁書」，當看完其中一本小說《日瓦戈醫生》後，卻有些愴然地感慨道：「我們不該禁止它，裡邊並沒有什麼反蘇言論。」赫魯曉夫最喜歡的依然是散步，因為這會讓他遇見一些旅行者，他總是喜歡停下腳步，和大家隨便聊天。談論的內容基本都是對往事的追憶，偶爾也就當下的國際時事發表一些評論。聽眾們自然聽得津津有味，偶爾還會提出一些問題。赫魯曉夫便愉快地回答他們，只是如果問題涉及到勃列日涅夫時，他便總是面帶微笑地揶揄自己道：「我已經退休了，現在的工作只有散步，不負責評論。你們有健全的頭腦，當然可以去辨別是非。」如果赫魯曉夫不去回味曾經的歷歷往事，此刻的他便不會有如此多的心酸和苦悶。

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期間，瑪麗蓮·夢露受邀參加歡迎赫魯曉夫的宴會

赫魯曉夫結束了散步，有些蹣跚地回到家中。剛一進門便對迎出來的兒子感慨道：「我已經風燭殘年了，在我死後，以往經的那些歷史事件就會與我同去。當然，別人也許會從另一個角度去重提那些往事。而我說的這些都是事實，雖然有些人希望我把這些事實一併帶進墳墓，永遠不要再見天日。雖然他們是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但是，歷史的真相是沒人能徹底掩蓋的，總有一天會撥雲見日，重回人間。」赫魯曉夫決定要開始寫他的一本回憶錄。其實，他的這個決定還與另外一個人有關。衛國戰爭期間，赫魯曉夫和巴托夫將軍曾經長期在一起並肩作戰。可當他被人趕下台後，有人去找巴托夫將軍追問一件戰爭時期的舊事：保衛斯大林格勒時，赫魯曉夫一直在堅守斯大林格勒嗎？巴托夫對這個問題表現出了明顯的厭惡，他口氣不善地回答說：我不知道赫魯曉夫當時是否堅守在斯大林格勒，更不知道那場戰爭期間他幹了些什麼，一切都無可奉告。

（圖）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期間，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會談

在蘇聯的政治生活中，赫魯曉夫已經徹底被人遺忘了，雖然他對此並不十分在意。這天，赫魯曉夫看到自己侍衛胸前佩戴了一枚奇特的徽章，侍衛對他說：「為了紀念衛國戰爭勝利25周年，每個參加過戰爭的紅軍軍官都發下了一枚這樣的榮譽徽章。」赫魯曉夫聽完只能一直呆看這枚徽章，久久沉默。很快，他的淚水湧出，心中已經瞭然：「人們已經徹底將他『遺忘』了。「一枚侍衛的徽章竟深深地刺痛了赫魯曉夫的心，他的自尊心已經嚴重受損。赫魯曉夫的政敵們正愉快地做著落井下石的事，毫無顧忌地對他進行攻擊和中傷。而赫魯曉夫對此卻不能用公開的方式予以澄清和反擊，無奈中只好默默承受這不公平的一切。他有一台當時很先進的磁帶錄音機，於是決定用這件東西來完成自己口授回憶錄的夙願。他因此還通過兒子找來了丘吉爾和戴高樂回憶錄，用它們來當做自己撰寫回憶錄的參考書。1966年8月，赫魯曉夫開始正式撰寫自己的回憶錄。

（圖）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夫人傑奎琳

在編寫回憶錄的最初階段，赫魯曉夫還在刻意迴避克格勃安裝在別墅里的那些竊聽器。因此他只能在室外完成每天的工作，以至於在他的前期錄音里經常會聽到一些離奇的噪音。甚至有一次，一架飛機飛過了他的頭頂，發出的噪音也被錄進了磁帶里。後來，他已經不再理會那些該死的竊聽設備，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這件事不可能長期隱瞞下去。很快，他的回憶錄終於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這也讓赫魯曉夫開始為它們擔心不已。他一邊日復一日地撰寫著回憶錄，一邊又時常會感到某種潛在的不安。在一次與兒子的談話中，他有些絕望地說：」可能一切都是徒勞的，在我死後，他們就會拿走一切文字資料，要麼徹底銷毀，要麼便徹底封存起來，外人是不會知道它們的去處的。「1967年的夏天，赫魯曉夫彷彿真的已被徹底遺忘。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名字卻又被人重新提起，一家美國媒體計劃給他拍攝一部傳記影片，而這卻恰恰是有些人絕對不能容忍的。

（圖）勃列日涅夫

傳記影片僅僅是一個微小的插曲，在這陣風波之後，赫魯曉夫依然在堅持他的回憶錄撰寫。豈料，在1967年的冬天，中央監察委員會主任阿維德.帕爾什終於開始親自向他施加政治壓力。轉年便來到1968年4月16日，也就是赫魯曉夫生日的前一天。傍晚，赫魯曉夫的心緒一直很雜亂，因為他剛剛被召去了中央，有人毫不客氣地要求他立即停止回憶錄的撰寫，並交出已經完成的手稿。擺在赫魯曉夫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是繼續在國家別墅里享受著優越的生活，還是堅持保留自己撰寫回憶錄的權利？赫魯曉夫的情緒多少有些激動，但卻沒有絲毫實際意義。他自我勸慰著，並漸漸使自己平靜下來。在林邊的一個長椅上，赫魯曉夫無言地注視著遠處的夕陽，看它漸漸隱沒於林海的邊緣。赫魯曉夫顯得是如此疲憊，臉色很暗淡，彷彿一下便老了10歲。良久之後，他忽然對身邊的兒子說道：「哎！一群流氓，他們想讓我跪地求饒。」

（圖）1963年，馬利諾夫斯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

赫魯曉夫突然意識到，在這個國家裡根本找不到任何絕對安全的地方，更談不上能夠安全保存自己珍貴的手稿和錄音。 因此，他決定去國外尋找一個安全之地。當然，這也是對那伙在蘇聯已經呼風喚雨之人的報復。他開始接洽一些有名望的海外出版商，準備在將來的某個適當時候出版回憶錄。從此以後，赫魯曉夫又恢復了以往一樣平靜的生活。每個清晨，他繼續沿著小路，悠然地去樹林邊散步。1968年年底，他終於與一家國外出版商達成了出版意向。有人建議他將回憶錄中涉及到某些軍事秘密和當權者內幕的部分進行適當的刪減，以免引起禍端，授人以柄。而這一次，一直以來都很強硬的赫魯曉夫同志卻欣然同意了。由於書稿需要經過漫長的旅途，才能被送到出版商手裡。因此，他們極擔心在轉運過程中，書稿會被人調換，因為這本書中記錄的每一件事看起來都是如此的陌生。

（圖）「退休」後的赫魯曉夫

出版商為了防止受騙，要求赫魯曉夫證明這部書稿的真實性。但是，蘇聯的客觀環境又不能允許他直接與書商聯繫，因為這是極其危險的一件事情。後來，有位朋友提出一個折中方案：赫魯曉夫有一次出訪日內瓦，一位外國友人送給他兩頂特別的帽子，其中一頂是黑紅色，而另一頂則是鮮紅色。出版商要求赫魯曉夫戴著這兩頂「怪裡怪氣」的帽子，拍攝兩張照片，然後和書稿一起送去，以此來證明書稿作者真是那個赫魯曉夫。這兩頂帽子極其洋氣，赫魯曉夫坐在自己別墅前的一張長椅上，對兒子大聲地喊道:「快！把我的帽子給我戴上，我要試試，看大小合適不。」赫魯曉夫夫人看著正要戴上帽子的尼基塔先生，一臉驚奇地對他說道：「戴上這樣的帽子，簡直不像個樣子，這真的能行嗎?」赫魯曉夫回答道：「怎麼會不行呢?只是有點花哨而已。」一台照像機已經被架好，赫魯曉夫便隨手戴上其中一頂帽子，然後對兒子說道：「趕快來一張吧！正好我也想看看，究竟會是個什麼模樣。」「咔擦」一聲後，他又迅速地拿起了另外一頂帽子。

（圖）赫魯曉夫墓地

不久以後，外國出版商便收到了照片，照片上的尼基塔先生除了戴著花哨的帽子，嘴角還帶著一點微笑，雖然笑容看起來稍有些勉強。就這樣，赫魯曉夫的回憶錄終於出版了，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世界廣為流傳。而赫魯曉夫也終於完成了「退休」後的最大夙願。轉眼間便來到了1971年9月6日，赫魯曉夫在這天心臟病複發了，他接受了醫生的建議，開始住院進行治療。在他去醫院的路上，赫魯曉夫還和司機開著玩笑，當汽車駛過一片玉米地時，他還刻意念叨著：「種得稀一點，收得就多一點。」然而，他的病情在住院後卻急轉直下，從此便再也沒能回到家裡。9月11日，曾經叱吒一時的赫魯曉夫在沉寂之中死於莫斯科，終年77歲。在他去世之後，蘇聯各大媒體竟「默契」地沒有發出訃告，也沒有公布葬禮的時間和地點。他沒有獲得像其他蘇聯最高領導人一樣的待遇，被葬入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只是葬在了新聖女修道院公墓。在葬禮舉行那天，大量群眾自發去為他送別，而這竟讓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下令暫時關閉新聖女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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