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我與古籍的不解之緣

還記得十年前的冬天，那還是小學的時候，去了一位遠房親戚家中（按照輩分應該叫做一聲大爺），看到那個高高的柜子上面堆滿了用藍色函封的線裝書籍頗為好奇。當我翻開這些古籍，一股沁人的書香撲面而來，用手去撫摸那充滿了年代的紙張，一個字一個字的指著讀，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的字都不認識。但看著那豎排的字體，有的一排是大字，有的是雙排小字，有的是蠅頭小楷的批註，有的是硃批。直至今日，我在想古人研究學問嚴謹的樣子是多麼讓人敬畏。

人們都說時間可以忘掉一切，誠然。前些年回到那個地方，發現早已經人去樓空了，只是剩下了幾本書，翻開一本類似日記的書籍，上面寫著「仲春之月，得監本詩經一冊（掃葉山房本）」，而具體年代也已經無從考證，上面還寫著一些記錄抗日時期的事迹，但也模糊不堪，不知何處下手了。聽其他鄰居說大爺在臨去世前留下遺言：「但凡剩下的書籍，醫藥卜筮等全部燒毀，一概不留。」與此同時我又發現了一些東西，那日記上還寫著「此等藥丸奇方不傳，不知，不答，不問。」聽說大爺家以前是三代中醫，傳到他算是第四代了，家有遺訓，如果沒有子孫或者子孫不孝的不能傳下去。《禮記》有句話叫做」醫不過三世，不服其葯。」可以想像當時是多麼享有名氣。當初看到過幾張民國時期類似於廣告的宣傳單，應該是他的父親當時開的醫館而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切都過去了，但一切又都不會過去。斯人已逝，哀嘆也挽回不了什麼，倒不如從現有的材料出發，還能尋找新的線索。（前幾個月從大爺的鄰居家得知原來大爺曾經給過一本藏書目，後來再去借到了，今憑記憶把書目列於下面：《阮元刻十三經註疏》、《珍珠囊補遺藥性賦》、《本草綱目注》、《京房易傳》、《欽定四庫全書經部》、《二十四史》百衲本等，可惜這些書都毀於戰火，不復存在了。）

許逸民先生在他的《古籍整理釋例》說到:「談到古籍往往要連帶說說古典文獻，二者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是肯定的……古籍專指古書，而文獻則指一切歷史性資料。古籍與文獻是兩個內涵不等的概念，文獻的包容量遠大於古籍，估計只能說是文獻組成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在有印刷術之前，書籍多是抄寫，起初是竹簡，到後來就是帛書，再到後來紙張的發明，都有所傳承。自從印刷術發明後，書籍的印刷速度更快，更有利於傳播。由於手抄本在前，所以和刻本相校對，手抄本彌加珍貴。《中國目錄學史》、《目錄學發微》等書對古籍的版本都有系統的介紹與論證。

章太炎先生不可不謂是一代大儒，他的學生黃侃，對經學，文字訓詁等也有所造詣。清代不可不謂是考據學鼎盛的時代，尤其對古籍版本的考訂，疏證做了詳細的考究。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浙江古籍出版社等百年老店之所以能夠長存至今，就在於對古籍、外國經典書籍的詳細訂正。我尤其鍾愛中華書局出版的古籍，不僅僅是質量，更有那份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從《諸子集成》到《新編諸子集成》，從《中華活頁文選》到《文史知識》，新修訂的二十四史《史記》、《新五代史》、《舊五代史》、《遼史》。又有中華經典譯註叢書，中華國學文庫等。李理說「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要把我們國家具有代表性的典籍繼承，發揚下去，讓更多的人們了解，傳播的更廣。

「仲春之月，得監本詩經一冊」，也許是緣分吧，那一次的回去得到了這一本書。雖然它是朱熹的《詩集傳》，但我發現與通行的現代本子有所不同。書的內頁發現了一張書籤，寫著「不義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不正是《論語》里的嗎？這更加吸引我對這本書的探索。經學家說「讀古文必通小學」，這是古代對通曉十三經等先秦典籍的一致看法。什麼是「小學」呢？它不同於我們現在意義上的義務教育，在古代「小學」指對於文字的訓詁，考訂，音韻學都需要知道一些，也指洒掃應對的事。為此，高中期間謄抄了《爾雅註疏》《爾雅義疏》《說文解字注》《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也許真的是皇天不負有心人，三年時間，這四本書大致抄完了。我把這兩個《爾雅》的本子互相校對，看看兩方是否有錯誤的，一個是宋代的注釋，一個是清代的注釋，互相指正，寫出另一個本子，總結正確的部分，同時還參考黃侃的《爾雅音訓》。同理，《說文解字》也是這麼做的。為什麼選擇這兩本書呢？《論語》說讀《詩經》可以認識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而《爾雅》是漢代經師專門解釋六經的一部詞典，分為十九篇，從釋詁到釋獸，真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書。《說文解字》專門通過字的本體解釋，追尋字的本意。時間也是有限，不可能把所有關於小學類的書籍全部看完。當年蘇軾說「發奮識遍天下字，讀盡人間書」恐怕一生都不能做到，何況到今天這個時代呢？

在西學東漸、各種思潮互相激蕩的20世紀初，以劉師培、鄧實等青年人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在上海發起成立國學保存會，發行《國粹學報》，並且形成反清革命隊伍。什麼是國學呢？劉師培說「中國固有之學術」，又章太炎在日本組織的「國學講習會」，大概他們兩個就是國學兩個字的最初使用者。（曹伯韓《國學常識》，中華書局，2016年）國學不僅僅是儒家的學說，曾國藩分為「義理」「考據」「詞章」三類，這也是各個門派的分別。「五四」時期以後隨著西方學術引入對國學有著新的整理與繼承，直至現在也是如此。為什麼呢？國學不是中國人獨有的，而是世界共享的。外國人研究我們的學問，我們研究外國人的學問都是應該互相勉勵的。《論語·顏淵》中顏淵問「禮」，後回復孔子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整理國學的，當謹記如此。過去的東西值得我們當今借鑒學習，斷不能數典忘祖，「不懂得過去就不能理解現在。」

還記得在半個多世紀前，章太炎說研究國故之學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錢基博在《國學必讀》一書中則更重人文主義的國學，「發國性之自覺，而納人生於正軌。」本是帶有傳統文化鄉愁意味的國學熱，現在卻日漸演繹成匪夷所思的鬧劇。子曰：「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對古籍的發掘、修訂、校刊、出版，對國學的繼承與發揚，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