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星高照 | 你看到的三分鐘,其實是陳可辛的三十年。
原標題:吉星高照 | 你看到的三分鐘,其實是陳可辛的三十年。
最近,一部名為《三分鐘》的短片,在網路上瘋狂轉載。
這是Apple與陳可辛聯手合作拍攝的短片,受到關注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一來它是以春運這個中國人最熟悉的事件作為題材,二來它全程用iPhone X拍攝。
我看到有人在吐槽,陳可辛給iPhone X加了一大堆專業鏡頭,所以才能拍出這種質感的影片。
——我有些訝異的是,為什麼會有人針對這一點滿是譏諷和挖苦?
Apple與陳可辛,從未試圖隱瞞使用了外接硬體這件事,從影片結尾字幕,到官網標示,使用了額外硬體與App的提示明明顯示得清清楚楚。
即便回歸傳統攝影領域,能夠外接專業級鏡頭設備的,通常也是體積相當大的機身——以最常見的舉例,如今攝影師們拍攝視頻,如果不使用龐大的電影級攝影機的話,也多會使用1DX或者5D3這樣的機器:
——用iPhone X來替代傳統的龐大機身,並利用豐富的外接硬體拍攝出相當高質量的影片,這難道不應該是加分項么?
我對於沒有耐心看完影片字幕,就開始大放厥詞的「評論家」們沒有興趣——
於我自身而言,我更關心的是,這部短片在說些什麼?
它用短短的幾分鐘講述了一個尋常卻又很能鑽入心裡的故事。
時間地點便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春運列車站台,一個被重返與離別彙集而成的地點。
身為列車乘務員的女主人公,因為工作原因時常無法與兒子相伴,而這一次她將與兒子在中途停靠的站台相會,時間只有列車短暫停靠的三分鐘。
這是一個充滿戲劇衝突的三分鐘,也是一個被設限的三分鐘。
從列車停穩的那一秒開始,時間像無形的沙漏一樣開始倒數計時,原本散漫的時光一瞬間因為一份情感而變的珍貴稀有。
或許,這是她這幾天中最寶貴的三分鐘。看到兒子沒有站在離自己最近的站台前,她拚命的拍打著玻璃窗。
面對著上下車的乘客,要做好本職工作,卻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萬分焦急。
最後,好不容易可以擁抱著那個她日思夜想的兒子,沒有想到的事,他一言不發,卻自顧自背起了乘法口訣表……
女主人公,幾乎懇求般的希望孩子能夠對她說句話,但是天真的孩子卻因為母親曾經嚴厲的教導,認為自己背不出乘法表就會會受到很嚴厲的懲罰,執意要繼續背完……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情感與時間的膠著達到了頂峰,在車門砰的關上的一剎那,孩子背完了最後一句,看著母親開心的笑了。
站在車窗里的女主人公也露出了欣慰的神情。雖然有著遺憾,但更多則是彼此不舍的感動。
這是一個春運途中發生的真實故事,在網上的評論留言中滿是「真誠」、「感人」、「細膩」諸如此類的字眼——而這也是大家對這位導演的作品的一貫描述。
陳可辛這三個字,是值得被中國影史記住的名字。
儘管在他長達30年的電影生涯里,由自己親自導演的作品並不算海量。然而精益求精,卻是這位導演一貫所堅持的事情。
《雙城故事》、《甜蜜蜜》、《如果愛》、《親愛的》、《中國合伙人》……這都是華語影壇里可圈可點的作品。
其中《甜蜜蜜》更是被譽為最不可多得的華語電影經典之作,在威尼斯電影節70周年時,它也得以修復並在經典單元進行展映,這足以證明該片的影響力。
他講的故事,是你我他的人生
為什麼陳可辛的作品總是能夠在不經意間動人?
他曾經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這樣說道:「我從來不會把自己裝成一個藝術家,我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也不喜歡藝術片,我拍的東西都是我最喜歡的,只是我喜歡的東西沒有那麼高深。」
不會故作高冷,是陳可辛導演大多數作品給人的直觀感受,他所刻畫的人物都是紮根在生活里,漂泊在社會中,各形各色的普通人,講述的便是他們不平凡的故事。
就像《三分鐘》里春運里的團聚分離一樣,對世界的憧憬,以及對存在的歸屬,是他作品裡繞不出的結、化不開的霜。
當然,這也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旅途中的重要命題。
《甜蜜蜜》中,赴港討生活的黎小軍與李翹,獨在異鄉的二人因為對鄧麗君的共同喜愛,找到了彼此的溫存,卻也因為現實最終分離。
《雙城故事》里,志偉從舊金山到香港,漂泊無依。
最後臨終那句:「我一生最失敗的,就是愛上了海,它令我不可以腳踏實地。」
道出了在外遊子的無盡思愁。
《如果愛》也好,《中國合伙人》也罷,主角們都是在為了夢想,去執著、去分開、去懂得自己。
他對電影題材的偏好,或許也同他從小的經歷有關。
他的父親是一名泰國華僑,上世紀50年代曾在北京學習電影專業,之後回到香港成為了一名電影從業人員。
崇拜父親的陳可辛深受影響,18歲去到美國念書的他,最後兜兜轉轉還是選擇轉讀電影專業,最終回到香港,從此就與「電影」節下了不解之緣。
而2005年時,憑藉《如果愛》一片成功打入內地的陳可辛,從此也成為「北上」香港導演中最成功的那位。
在他身上,不僅僅是子承父業的輪轉,更是一種對夢想,對歸屬的追本溯源。
讓電影同生活聯繫起來,同樣也是與身邊真正發生的事聯繫起來,是陳可辛一直在做的。
在電影《親愛的》里,他將故事放在真實的兒童拐賣案件上,而這次的短片《三分鐘》同樣也是根據春運里的真實故事改編而來。
之所以會選擇這樣一個故事,陳可辛的理由是:
「因為它是充滿人情味的,不是一個關於奉獻的悲觀的故事,也不是主旋律電影。而是一部充滿人文精神的溫暖作品。」
對於這部短片,他也有著自己見解:
「其實我在看的時候,其實重點反而不是媽媽,這個乘務員有多偉大,沒有在家裡過年,每年服務老百姓回家春運。對我來講,只有有限三分鐘,怎麼辦?三分鐘倒數,所以我們用了很多方式在剪輯上,在三分鐘內一直倒數。我覺得那個時間感,賦予了這個團圓實現感。」
關於《三分鐘》最重要的,不僅僅是在主人公母子二人的三分鐘相逢,而是這個短暫的時間軸,所帶來的屬於整個團聚的意義。
在春運這個背景設定下,這便是核心。
他拍的電影,是最誠懇的表達
有人說,他的作品很煽情,很催淚。
其實,在磅礴眼裡他其實卻是克制的象徵。
就像之前他在《演員的誕生》上表示過的——「優秀的演員對情感的表達是克制的。」
事實上,在他的以往的作品中,剋制的表現也無處不在。
張曼玉在《甜蜜蜜》中這場哭戲,可以說是「悲痛欲絕卻又不得不剋制的」的教科書級表演。
甚至連有著強大的情緒起伏的《親愛的》也是如此。
當他希望演員表達一種情感的時候,並不會把過多的戲份給一個煽情的橋段,而是立刻就把這個情感收住了。
他喜歡將剩下留白的部分交給影像、還給觀眾。
趙薇憑藉其中的角色李紅琴,斬獲了34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她演活了這個充滿著「鄉土氣息」的農村婦女。但實際上,就連對於這樣處於矛盾集中點,又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底層人物的刻畫,他都是選擇克制。
李紅琴這個角色,完全可以走向歇斯底里,並且也可以有著大喜大悲的外放式表現。事實上這樣也能夠直截了當地衝擊觀眾的感官情緒,完完全全的牽著觀影人走。
但趙薇飾演的「李紅琴」,是明白事理的,是隱忍包容的,更是不希望連累別人的。
她知道自己的錯,她也知道應該用正當的途徑來追回自己的所得,這一份「以惡開始,以善終結」的情感,格外殘酷,卻歸於溫柔。
關於對於情感的收與放,我問導演——
吉良:當我們在看《三分鐘》時,我總覺得可能會看到小孩抱住母親崩潰大哭,或者母親潸然淚下等等煽情的畫面——但結果並沒有。我感覺您更喜歡在情緒到達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就立刻把鏡頭轉向整個場景,利用場景里的人與事物交互出來的氛圍去製造情感。那麼您是怎麼評價自己的這種敘事風格?
陳可辛:這很難說,這都是相對的,你這樣講其實是我很開心的。因為說我很煽情的指責不絕於耳,所以感覺這個東西真的是因人而異。有的作品,我覺得感動了,我看自己的戲都會流淚的,但依然又會有很多人會評論說沒有煽動到感情。我覺得,其實我們應該更冷靜的去審視這個世界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好像《親愛的》這種電影,因為它本身的題材就是很殘酷的,我更傾向於去描述事件,而不是也不應該去刻意煽動感情。
而面對評價與票房,這位導演也有著自己的觀點:
陳可辛:我不能為了評論去拍戲,也不能說為了票房拍戲,但你說不完全為了票房也不可能,但是到最後當你不是自己去判斷,而是去判斷人家喜歡什麼。這時,你會什麼都拍不好。我只能說,我就是用我個人的那把尺去判斷。
從陳可辛導演的回答也能夠得知,導演對他來說是一件主觀的事情,也是真摯的直抒胸臆。
他說他是一個感性的人,當聊劇本的時候,跟團隊創作時,通常都是站在感情的角度。
陳可辛:我會分析劇本,但是我不會冷靜去分析,我很多時候我會用我的直覺,我團隊裡面有用智慧的,但是我負責用直覺的,我的直覺就是我的感性的尺度。
在他心中,說一個好的故事,也始終是他初衷。
《三分鐘》里的設定,不難不讓人們想起關於「留守兒童」的話題。當被問到是否想要拍誰一部關於他們的電影,他給了我們這樣的回答——
陳可辛:其實兩年前我就在找留守兒童的故事,但是我還沒有找到,我絕對不是一個會拍社會寫實題材的導演,包括《親愛的》對我來講,都不是為了拍部社會寫實的電影,而是因為它峰迴路轉的情節,我怕被裡面的情感打動,最後才決定創作這部電影,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
如果要拍攝留守兒童題材的電影,陳可辛導演也坦言道,他會像《親愛的》那樣,並不會去描述」打拐「這件事本身的殘酷,因為個中的悲慘誰都知道,看新聞就能了解。
關於留守兒童遭遇,也是如此,對於社會問題單方面的揭露,這是新聞的職責。
陳可辛:除非找到一個關於留守兒童十分特別的故事我才會去拍,因為觀眾永遠是看故事,覺得故事好看,這樣才會引發他們對背後社會議題的思索。但是一上來就是社會議題的東西,觀眾對於電影的接收就關門了,這樣就達不到用戲劇跟觀眾交流的意圖。
他做的嘗試,是可參與的精彩
陳可辛導演在我面前,如此評價著攝影器材的重要性:
對導演而言,攝影機就好比雙眼,鏡頭放在哪、如何運動,都代表著導演的情緒期待。
對於所有導演來說,一台台精密的攝影器材便是他們的紙筆,描述著他們最想說的故事。
現在,成為導演或許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想法。《三分鐘》不就是這樣一部有著實驗性質的短片作品么?
這確實是一個出色的廣告創意:使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最近距離的手機,發揮每個人獨特的創造力,或許你也可以拍出不一樣的精彩。
這無疑是屬於每個有夢想,愛電影,愛生活的人最好的時代。
而在陳可辛導演的觀念中,拍電影最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創意。
他說道:
無論是手機也好,或者以前的35mm的機器,或者後來用的 digital,其實這些都只是工具。並且,如果工具越來越簡單,就是讓你可以有更多機會得到訓練。因為每個人都紙上談兵,你不嘗試,永遠不會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地步。如果在以前,你沒機會,可能是因為你沒錢就不能去嘗試,而現在用iPhone X便可以拍出近乎專業的效果,曾經的高門檻也將成為借口。
在使用iPhone X拍攝《三分鐘》的過程中,他也對這次特殊的經歷體驗充滿感觸。
人像光效、Time-lapse延時攝影、Slo-mo 慢動作、特殊視角……他在發布會上坦言使用iPhone X確實有了許多完全不一樣的創作方式。
看過拍攝花絮的人可能會認為,其中用到的航拍器材或是輔助鏡頭才是拍攝的關鍵。但如果沒有導演對全局的把控,或是對演員情緒表達的精準引導,又或者是對運鏡和剪輯的成熟把握,再尖端的技術最後也只會淪為毫無意義的畫面,無法贏得觀眾的共鳴。
在磅礴的看來,無論是iPhone還是陳可辛,它們已經走過了那需要極力證明自己的一頁。
他們在《三分鐘》里所提供的是一個角度、一份態度、還有萬種可能。
對普羅大眾而言,大場面也好,小感情也罷,這都是故事的一部分,電影則是偉大的呈現形式。
人們常說,電影是造夢的工具,在與陳可辛導演的談話結束之後,我更願意相信,電影是存放真實情感與人生故事的容器。
你我都不是陳可辛,但我們都可以成為像他一樣說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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