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特朗普由「交易型總統」正轉變為「戰略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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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巍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刊於1月31日澎湃新聞，原標題是《特朗普在達沃斯「交易型總統」正轉變為「戰略型總統」》。
在時隔18年之後，再有美國總統蒞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而這次參加的美國總統是以奉行經濟民族主義和戰略孤立主義著稱的特朗普。這似乎很有諷刺意味，因為達沃斯論壇一直是一個鼓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國際主義精英俱樂部，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的到來似乎與這個論壇的價值追求格格不入。
中國是達沃斯論壇的另外一個主角，中方代表、中財辦主任劉鶴在會上向全球聽眾傳播了中國將繼續攻堅克難推進更大改革，實行更大開放的信息。而一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發表了以引領新型全球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去年12月，中國官方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譯為a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為主要內容的演講，在特朗普反全球化言論甚囂塵上的背景之下，這個演講令世界關注。一年之後，「共同命運」成為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本屆論壇主題為：Creating a Shared Future in a Fractured World——在裂變的世界創造共同的未來），這彰顯了中國在全球顯著擴大的思想影響力。
中美在達沃斯的思想對撞掀開了2018年中美戰略關係轉型的序曲。
美國重新領導世界？
特朗普在達沃斯的演講再次重複了其「美國優先」的論調，並且濃墨重彩地宣揚他過去一年的執政政績。但是，敏感的觀察者會發現，這一次特朗普卻並沒有激烈地反對自由貿易，反而是明確聲明，他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只不過這種自由貿易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之上。而且他還「代表美國人民，來確認美國將在構建更加美好世界的同時，與世界保持友誼和夥伴關係」，「希望看到一個共同繁榮的未來」。
特朗普的達沃斯演講一反常態，顯得溫和有禮、貼近主流，沒有成為達沃斯的「攪局者」。有媒體報道，此次演講稿出自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加里·科恩和白宮首席秘書羅伯特·波特之手。而出生華爾街高盛集團的科恩顯然擁有與達沃斯精英相同的氣質。特朗普顯然正在被他的助手們「馴化」成為一個真正靠譜的美國總統。
在過去一年裡，特朗普一系列劍走偏鋒的言辭和行動，在世界製造波瀾不斷，美國的國際形象因此受到嚴重損害。而且特朗普政府先後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旨在建立更高水平自由貿易規則的TPP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甚至宣稱要退出WTO。這一系列基於完全自利考慮的舉動大大削弱了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的領導地位。
美國和全球的自由派學者都對此憂心忡忡，擔心特朗普正在親手一步步摧毀美國在二戰以來締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而導致國際秩序進入到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的混亂期。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者約瑟夫·奈在去年年初將這種可怕的前景描述為「金德爾伯格陷阱」，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從學理角度闡述了那個時期的經濟混亂源自於國際社會中缺乏一個發揮領導作用的「帶頭大哥」。
然而，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上的一些行為和言辭，卻傳達了美國仍將領導世界的信息。在達沃斯，特朗普會見了英國首相特雷莎·梅。過去一年，特朗普和其傳統盟友的關係大為疏離。而美歐聯盟關係特別是美英特殊關係是美國領導全球的核心基礎，離開這一基礎，美國無法單獨領導世界。儘管特朗普沒有專門安排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見面，或許揭開他們過去的心結還需要時間，但是特朗普已經在著手恢復美英關係，而美歐關係的重塑也相信會很快到來。
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消息是，特朗普居然表示，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美國將考慮重新加入TPP，而這一表態的背景是，在日本的力推之下，剩下的11個國家正在以CPTPP的新名義復活這一亞太地區的重要自貿協定。日本表示，CPTPP將於今年3月在智利完成最後的簽署。特朗普的表態也再次表明，他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可捉摸。他本人沒有什麼堅強的價值信念，也沒有什麼堅強的戰略原則，面對時局的急速變化，他可以作出快速的改變和調整，這是一個典型的商人的本性。而特朗普對TPP的積極表態顯然是認識到了TPP本身是團結盟友、制定高水平經貿規則的重要制度架構，它在戰略上對美國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對於日本願意牽頭CPTPP，美國也樂觀其成，畢竟在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競爭中，日本是美國必須藉助的重要力量。
特朗普在達沃斯的一系列言行或許表明，他帶領下的美國不會放棄對世界的領導，而是以一種更加自利和靈活的新方式來領導世界。特朗普政府對世界領導地位的重新重視，或許既是他逐漸被國內建制派精英俘獲、而且不斷學會如何當好美國總統的結果，也是他逐漸感受到來自中國的戰略競爭壓力，已經不容許他再以一種「短視」的目光來看待美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不可否認的是，特朗普本人正在從一位「交易型總統」變成一位「戰略型總統」。
即將到來的中美對撞？
美國在二戰以後有兩大國際戰略：一是始於1947年的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二是始於1970年代、並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定型的針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在美國看來，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是針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即把中國塑造成美國體系下的合作夥伴，讓中國成為像美國那樣的國家——卻未能成功。中國既沒有實行美國式的政治體制，也沒有奉行美國式的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且在美國看來，中國正在利用美國的一系列「失誤」，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以侵蝕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而且，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不斷對美國的優勢領域構成挑戰。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不僅僅是美國政府，美國國內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過去的友好力量的不滿情緒在增加（比如感覺到在中國技術實力快速進步下，自身優勢正在喪失的美國高技術產業和研發行業），而傳統上的反華力量則進一步快速上升，並且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影響者。美國朝野上下不少人，包括政府官員、智庫精英、共和與民主兩黨、建制派和反建制派，都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認為美中戰略競爭關係正在加強，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面對美國國內輿論生態的這一變化，特朗普沒有理由不對其做出政策上的回應，何況他本人對中國也素來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好感。
面對美國對華戰略正在出現的全面轉向，2018年中美關係將有可能在三個方面爆發激烈的衝突和對撞。
第一，美國將進一步採取措施來制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儘管遭遇了諸多的地緣政治風險，但中國政府在過去近五年里堅定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仍然收穫了諸多戰略上的聲譽，也為中國贏得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地緣戰略空間。
面對中國的外交騰挪，美國很可能進一步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聯合，在印太地區建立更為強大的統一戰線，來應對中國戰略的伸張。這四國的聯合無疑將構成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最為主要的地緣政治障礙。
儘管這個四國聯合能否真正實現還在未定之天，比如印度就對此仍然充滿疑慮，但這不妨礙四國進行一些必要的外交和安全磋商，對外釋放四國聯合的信息。毫無疑問，如果四國聯合真正形成可能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構成激烈的戰略對撞，這一戰略對撞或將在東海、南海以及中印邊界等問題上呈現出來。
第二，美國會在台灣問題上製造更多的麻煩，以牽制中國的崛起。中國不可能通過給予經貿好處以換回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完全支持中國立場，但美國卻可以通過支持台灣當局要挾中國。這是雙方最大的戰略不對稱。
不久前，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台灣旅行法》，鼓勵「美台所有層級官員互訪」。雖然這是一個不具有約束性的法案，但是它代表了國會的聲音，其精神是對「一中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赤裸裸的挑戰。如果以後參議院也通過了類似的法案，將對美國行政部門構成巨大壓力。而更早之前，美國國會兩院通過《2018年國防授權法》，稱將「考慮美台軍艦互停的適當性與可行性」，更是對中國國家統一和國家主權赤裸裸的侵犯。
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2018年，已經「冬眠」多年的台灣問題或將重新成為中美關係中最為敏感和對抗最為激烈的問題。
第三，美國會在經貿問題上對華採取更加嚴厲的政策，中美經貿關係將很有可能重新遭遇類似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困難期。2017年，中美兩國展開了經濟外交，以通過雙方的試探和交易來平息特朗普上任之初的「貿易戰」的風險。但一年過去，特朗普政府顯然並不滿意中國為改善雙邊經貿失衡所做的努力。
2016年，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約5048億美元，來自中國的逆差為2507億美元，佔比接近50%。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進一步上漲，達到2758億美元。美國不可能對美中巨額的貿易逆差繼續保持「善意忽略」。而「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則體現了美國對其經濟和產業優勢不斷喪失的憂慮感。
2018年，美國可能會以知識產權為重點，對中國進行比較嚴厲的貿易措施。美國商務部於去年8月18日對中國展開的301調查，還有一個月就即將結束，儘管目前美國將做如何調查結論還不太明朗，但一旦做出肯定性的調查結論，並對中國施加大規模的懲罰性關稅，將由此引爆中美「貿易戰」，這也意味著美國變相放棄了對WTO的承諾，而是依據國內法單邊處理國際貿易問題。
不僅如此，美國國會正在制定關於強化海外投資審查委員會（CIFUS）執法能力的法律，其目的就是對中國企業併購美國高技術企業製造更多麻煩。因此，可以預料，2018年中美企業在技術合作上將面臨更多的法律障礙。
四十年來，中美關係獲得了長足發展，兩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經濟合作夥伴，並且多個全球治理議題上共享基本的利益訴求。但是，隨著兩國實力地位的對比不斷發生變化，兩國在一些基本價值觀上的差異正在凸顯，未來中美關係將面臨更多重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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