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三省對標東部三省 如何看待省域經濟「一城獨大」？

作者 董登新(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教授，中新經緯特約專家)

隨著全國2017年經濟數據公布，各省份也陸續揭曉了本地的2017經濟「成績單」。從經濟總量來看，2017年多地邁上新台階，廣東、江蘇位列「8萬億俱樂部」，從未來發展來看，各地紛紛布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部分地區下調了GDP目標，純粹追逐經濟總量規模擴張、不計代價追求GDP高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了新時代、新矛盾的歷史論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產業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兩個方面。「一城獨大」是我國省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最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事實上，從省域經濟數據比較來看，在省域經濟發達的地區，省域內經濟發展更均衡，「一城獨大」的現象基本上已不復存在；相反，在省域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城鄉差別就大，省域內經濟發展嚴重失衡，而且很容易形成「一城獨大」的分化格局。

除了四大直轄市，江蘇、浙江、廣東三省或許是我國省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由於這三省均分布在東部及東南沿海地區，本文稱之為「東部3省」，作為發達省域樣本。與此同時，中部地區最重要的三個省，湖北、湖南、河南，本文稱之為「中部3省」，作為欠發達省域樣本。本文將從經濟實力、產業結構水平、區域經濟均衡等三個方面進行比較，尋找中部地區的經濟短板、弱項。

一、省域經濟實力及發達程度比較

本文選取三個指標來比較省域經濟實力及發達程度。

一是省域人均GDP比較。由於GDP總量取決於眾多因素，例如行政區劃面積大小，常住人口多少，地理位置及自然資源，產業政策及區域政策，創新研發水平等，這使得地區之間GDP總量比較可能失去實際意義。因此，反映地區經濟發達程度的最重要指標，不是GDP總量，而是人均GDP。這一指標既可以在國家之間比較，也可以在省域之間比較，它能從某一側面反映一個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及經濟效率高低，同時也能反映一個地區人均創造財富的多少。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底，我國人均GDP為53980元。江蘇人均GDP高達96887元，浙江為84916元，人口大省廣東為74016元。剔除直轄市後，這三省是我國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地區，也是省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相反，中部3省的人均GDP落差較大。除湖北省人均GDP為55665元與全國水平大體持平外，另兩省明顯低於全國水平，而且湖南與河南的人均GDP不及江蘇省的1/2。

二是省域流動人口比較。人口流動具有極強的經濟規律，在沒有政策干預的條件下，社會資源總是從經濟落後的地區流向經濟發達的地區，其中，人口流動是最重要的風向標，尤其勞動力的流動更是財富創造者的流動。所謂「人隨錢走，物隨錢流」，因為資本是最具有市場眼光的東西。經濟發達的地區，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完善，就業機會相對較充分，工資水平及福利待遇也好。

廣東省是「珠三角」的龍頭，江蘇與浙江兩省則是「長三角」的最大貢獻者和受益者，它們對全國人口流動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從表一可以發現，東部3省均為人口凈流入大省，尤其廣東省是全國人口流入第一大省，根據各省市統計年鑒顯示，截止2016年底，廣東省戶籍人口為9165萬人，但凈流入人口高達1834萬人，浙江也有679萬的凈流入人口，江蘇則有219萬的凈流入人口；而中部3省則全為人口流出大省，湖北省有271萬的人口凈流出，湖南有420萬人的凈流出，河南省凈流出人口甚至超過千萬。

三是省域上市公司比較。上市公司是全國各行各業的龍頭和佼佼者，大多數優秀的企業都希望獲得IPO機會，變成上市公司。因此，一個地區經濟越發達，則好企業越多，IPO機會就越多。反過來講，上市公司越多的地區，越能獲得更多的再融資機會，同時也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和發展機會。從這一意義上講，一個地區上市公司數量的多少，不僅反映了該地區的企業素質及競爭實力，更是反映了該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

在2004年中小板誕生前，上市公司數量主要反映了一個地區國有企業的發展水平；而自2004年以後，尤其是自2009年創業板誕生後，上市公司數量則主要反映了一個地區民營企業的發展水平。

根據wind資訊數據顯示，從上市公司存量來看，廣東省上市公司數多達595家，佔據了全國的1/6，江蘇與浙江兩省各有386家和417家，相比之下，中部3省上市公司數除湖南為102家外，湖北與河南分別只有99家和78家，均不足100家。也就是說，中部3省上市公司數的總和仍不及東部3省中的任何一個省份。再從上市公司增量來看，2016年東部3省新增IPO數分別65家、87家、98家，而中部3省IPO數均不及東部3省的一個「零頭」，其中，湖北省全年IPO家數僅有2家。

二、省域產業結構比較

從產業結構來看，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也存在較大的差異。

先從GDP產業結構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東部3省第一產業GDP佔比約為5%左右，而中部3省第一產業GDP佔比則均超過10%，相當於東部3省佔比的2倍多；在第二產業GDP佔比上，東部3省與中部3省基本相當，大體處在44%左右；而在第三產業GDP佔比上，東部3省均在50%。

再從就業結構來看，東部3省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除廣東為20%略多外，浙江和江蘇均明顯低於20%，而中部3省均高於35%；東部3省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均高於40%，而中部3省除河南外均未超過30%；在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東部3省與中部3省大體相當。

與GDP產業結構相比，勞動力就業結構更能反映省域經濟的發達程度，並且更能反映產業結構的先進性。東部3省只有兩成或不足兩成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中部3省卻高達近四成，這說明中部3省工業相對落後，無法吸納農業過剩勞動力的轉移人口，過剩勞動力只能被迫向東部3省的工業轉移。而東部3省正是因為工業發達，它很順利地消化了農業過剩勞動力的轉移。由此可見，中部3省的工業化並未有效促進本省域農業產業化、現代化，也未有效推進本省域人口城市化。

三、省域經濟均衡度比較

城市是省域經濟發展的引擎和重要支點。大中小城市及建制鎮是省域經濟的一張網，城市帶動農村，大城市輻射中小城市，我們需要更多的衛星城鎮來包容並推進城市化進程。因此，城市數量及城市規模可以用來衡量某個省域經濟發展的均衡度。

區域經濟均衡主要有兩個比較指標：一是省域GDP佔比最大的前四個城市之間經濟體量差異大小；二是省域最大經濟體量的前四個城市人均GDP水平的差異大小。

從省域前四大城市的經濟均衡度來看(見表四)，東部3省均不存在「一城獨大」的現象。深圳與廣州是廣東省GDP佔比最大的兩個城市，二者在全省的GDP佔比均為25%左右，份額相當，難分大小，再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深圳略高於廣州，佛山與東莞緊隨其後。而在江蘇省GDP佔比最大的兩個城市之間，蘇州GDP佔比超過省會城市南京6.5個百分點，而且蘇州的人均GDP也略高於南京，作為第三大GDP佔比城市，無錫也直追省會城市南京，並且無錫的人均GDP水平也略高於南京，這充分反映了江蘇省域經濟的「多極化」、多足鼎立的均衡發展格局。此外，浙江省GDP佔比最大的兩個城市之間，杭州GDP佔比僅高於寧波5.4個百分點，而且兩市人均GDP水平基本相當。

與東部3省相反，中部3省都存在較突出的「一城獨大」現象。以湖北省為例，2016年武漢市GDP佔全省的比重高達36.9%，人均GDP也高達112302元，而第二、三大城市宜昌和襄陽兩市GDP佔比均只有10%略多，與第一大城市武漢GDP佔比相差25.5個百分點，這是省域城市之間的巨大落差，與此同時，襄陽的人均GDP僅相當於武漢市的一半，而排在第四位的城市荊州人均GDP卻不及武漢的1/3。這表明湖北省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一城獨大」的現象十分嚴重。湖南省與河南省的「一城獨大」現象也比較突出，相比湖北省的情形，則要略好一些。

「一城獨大」，不僅無法對周邊中小城市產生良性輻射效果，而且很容易對周邊中小城市產生「虹吸」效應，並將周邊中小城市的人財物等資源更多地集中於大城市。因此，「一城獨大」現象不利於省域經濟的均衡發展，並且會拉大省域內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

事實上，在省域經濟發展比較均衡的東部3省，每一個地級市都是一個充分發達的明星城市，每一個地級市都有各自不同的產業特色。以廣東省為例，一個東莞市就有20多個五星級酒店，截止2017年底，一個東莞市僅在A股市場就有26家上市公司，另有16家企業股票在境外上市，此外，東莞在新三板的掛牌公司已超過200家，相當於湖北全省的一半。東部3省的地級市不僅在產業上各具特色，而且城鄉差距較小，經濟較發達。

相反，在中部3省中，無論是湖北，還是湖南、河南，一些地級市除了歷史典故原因或自然風景原因聞名外，由於缺乏足夠的產業支撐及企業龍頭，再加上產業先進性不夠，低端產業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中部3省的地級市相對於東部3省的地級市，在經濟發展水平及區域經濟均衡度方面仍存在較大的差距。作為中部地區省份，應該抓住新時代發展機遇，充分解決省域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大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是我們當前工作的首要任務、重中之重。(中新經緯APP)

【專家簡介】董登新，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教授、系主任，湖北省人社廳諮詢專家，湖北省長江經濟帶產業基金專家顧問，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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