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與年羹堯：可以「恩殺」的帝王，不可寬恕的「奴才」

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原籍鳳陽府懷遠縣，漢族，後改隸漢軍鑲黃旗。其父年遐齡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撫，其兄年希堯亦曾任工部侍郎。其妹是雍正的貴妃，其妻是旗人納蘭性德之女。年羹堯於1700年中進士，不久授職翰林院檢討。後遷內閣學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撫，不到30歲即已成為封疆大吏。對於康熙的格外賞識和破格提拔，年羹堯感激涕零，在奏摺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圖報」。到任之後，年羹堯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興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帶頭做出表率，拒收節禮，「甘心淡泊，以絕徇庇」。康熙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始終固守，做一好官」。後來，年羹堯在擊敗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新疆的戰爭中，為保障清軍的後勤供給，再次顯示出卓越才幹。接著被授為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統領軍政和民事。1721年，年羹堯進京入覲，康熙御賜弓矢，並升為川陝總督，成為西陲的重臣要員。九月，青海郭羅克地方叛亂，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年羹堯又利用當地部落土司之間的矛盾，輔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1722年十一月，撫遠大將軍、貝子胤禵被召回京，年羹堯受命與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的延信共同執掌軍務。

雍正帝即位後，為了籠絡人心，年羹堯成為雍正重點「恩養」的對象。在諸如「耗羨歸公」這樣關係國家財稅政策的大事上，雍正竟然特地徵詢年羹堯的意見：「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館修訂律例，雍正閱後發給年羹堯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見。在有關重要官員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頻頻徵求年羹堯的意見。在年羹堯管轄的區域內，大小文武官員一律聽從年的意見任用。即便四川陝西以外官員的使用，雍正也經常徵求其意見。一次河南開歸道一職缺出，雍正一時「再想不起個人來」可以任用，就與年羹堯商量其人選。青海平定之後，雍正在給年羹堯奏摺的硃批中寫道：「爾之真情朕實鑒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堯進京期間，即與總理事務大臣馬齊、隆科多一同處理軍國大政。雍正還因為他「能宣朕言」，令其「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年羹堯儼然成了總理事務大臣。雍正跟年羹堯的私交也非常好，並且給予特殊的榮寵。雍正認為有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運，如果有十來個像他這樣的人的話，國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亂後，雍正極為興奮，甚至把年視為自己的「恩人」，為了把年羹堯的評價傳之久遠，雍正還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記年羹堯的豐功偉績：「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在清朝兩代君王的「恩養」之下，年羹堯開始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態漸顯。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對於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做「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僕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另外，年羹堯還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

在這樣的形勢下，年羹堯很快進入其人生「盛極必衰」的可悲階段。他先是被降職，再是被解職，最後被開列九十二款大罪，並「恩令」其自裁。令人嘆息的是，在年羹堯被一步步降職革職的過程中，年羹堯這個曾經的大清「第一奴才」還幻想雍正會改變決定，因而逗留在江蘇儀征，觀望不前。結果反使雍正更加惱怒，他在年羹堯調任杭州將軍所上的謝恩折上這樣批道：「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你這光景，是顧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總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顧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只得天下後世，朕先佔一個是字了。」直至年羹堯接到自裁的諭令，他也一直遲遲不肯動手，還在幻想雍正會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經下定決心，認為使其免遭凌遲酷刑，自裁以全名節已屬格外開恩，所以他應該「雖死亦當感涕」。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最後諭令上說：「爾自盡後，稍有含冤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訣之時，雍正還用佛家說教，讓年心悅誠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縱觀中國歷史，自古帝王君臣之間關係密切者，莫過於雍正與年羹堯；自古帝王「恩寵」臣子之者，亦莫過於雍正與年羹堯。然自古主疑臣驕者，亦莫過於雍正與年羹堯。何也？細審雍正與年羹堯從「受寵」到「失和」之全過程，始知年羹堯者，不過是清朝王朝體制下豢養的一個可悲奴才，其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央皇權體制發展到清朝中期，已然臻於極端頂峰。清廷以偏遠一隅之小族而行治權於上億人之中原漢族，為穩固其統治，其一反歷史之進步潮流，自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開始，即一手高舉屠刀，一手高舉官帽，對元明以降本已不斷「奴化」的中原士族進行「威逼利誘」。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央皇權被提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有清一朝，其內閣和軍機處等機構，不過是秉承皇帝意旨的「傳聲筒」，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諸權皆集中於皇帝一手，在這樣的高度集權下，皇權不可有一絲一毫之冒犯，皇帝成為「絕對正確」的至高無上的象徵；在這樣的體制下，個人的成存和發展，無論漢人、滿人皆得以皇帝豢養之「奴才」而自居，而無論何種身份地位，無論與皇帝關係遠近，無論與國家功勞大小，皇帝立時可以生殺予奪；在這樣的中央專制集權之下，功高震主的年羹堯，無論其如何「忠心」於清朝王朝，一旦其人生輝煌到了極點，就必然要面臨與之相對應的極端人生悲劇。這其中，既有特定王朝的歷史必然性，也有個人性格的歷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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