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內閣重臣王鰲的為人和遠見

有明一代，但凡和太監同朝共事的，無不膽戰心驚，在錦衣衛和東廠餓狼環飼之下，文臣每天上朝都要和家人臨終告別一次，關於錦衣衛的電影有很多，《綉春刀》一、二都是傑作。大太監當中，除了明末的魏忠賢，明武宗時期的大太監劉瑾也是權傾朝野，號稱「八虎之首」，官至司禮監掌印太監。

看過《大明王朝1566》的人都知道，掌印太監是司禮監（宦官組織）名副其實的一把手，掌握著批紅、蓋印的大權。原本批紅、蓋印的權力是皇帝的，但是皇帝太懶，只想玩樂、煉丹、修鎖，每天寫那麼多批示，手都要累斷。於是，皇帝所幸讓身邊這幫太監們代勞，以至於他們狗仗人勢，以至於無法無天。但是，與唐代相比，明朝太監沒有兵權（唐代禁軍由宦官掌握，一些大宦官甚至能夠廢立皇帝）。由於內閣、軍隊、錦衣衛的權力制衡，明代的皇帝往往掌握著對太監的生殺予奪之權，廢掉哪個太監，也往往是一句話的事。值得欣慰的是，基本上，唐代、明代的太監一個個前仆後繼，最後都死得很慘。

朱元璋取消丞相，直接管理六部，但是子孫的精力和能力不如他，於是進行變通設立了內閣，內閣一到七人不等，成員一般都是大學士。各地來的奏摺，上報到內閣進行票擬，也就是提出初步意見，皇帝同意了就批紅蓋章，不同意就駁回或者留中。前面說過，皇帝躲清閑，批紅和蓋章基本都讓司禮監代勞了。

所以，等於內閣和司禮監成了兩個相互制衡的政治力量。大部分時候，兩家還是互讓三分，甚至達成默契，例如著名的張居正就和大太監馮保配合得力，使得變法得到有效推進。但是，司禮監畢竟離皇帝近，皇帝也擔心文臣有本事興風作浪，所以太監的權力還是大一些，遇到強勢擅權的如劉瑾、魏忠賢之流，基本上內閣也就是個擺設了。畢竟，司禮監二把手、三把手（秉筆太監）直接掌管著東廠這種令人聞風喪膽的特務機構。

在這種殘酷的環境下，懦弱一點的文臣根本大氣不敢出，強硬一點的如果沒有背景和特殊能力，基本都是被殘酷地迫害。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在大太監劉瑾擅權期間，就有這麼一位剛正不阿、堅守原則，同時又能全身而退的內閣大臣，名叫王鰲。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但是明代大儒王陽明對他有極高的評價，稱讚他是「完人」。唐伯虎更是直接說他：「海內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

能做大學士的人，自然天資和努力都超乎超人，是明憲宗時期的進士，當時25歲。明憲宗最著名的事就是立奶娘為後，之後明孝宗即位，也就是弘治皇帝，將近20年的時間國泰民安，實現了中興。所以，在這30年的時間裡，文官的日子還是比較不錯的。接下來，就輪到游龍戲鳳、玩打仗遊戲的正德皇帝登場了，登基的第二年，就命劉瑾執掌司禮監。從此，劉瑾就登上了呼風喚雨的人生巔峰。

隨著劉健、謝遷等內閣重臣被排擠出去，王鰲和劉瑾的親信焦芳一同入閣。王鰲之前也曾奏請誅殺劉瑾，但由於他是文臣的代表，劉瑾暫時也不敢拿他怎麼樣。王鰲儘力保護受迫害的大臣，也給劉瑾提過建議，劉瑾有時候也採納。但王鰲覺得孤掌難鳴、獨木難支，這樣下去終究不是辦法，最終提出辭職，從此一直在家，直到七十五歲善終，死的時候剛好是嘉靖剛剛登基。

人算不如天算，他離開朝廷的第二年，劉瑾就被李東陽、楊一清等人以謀反為名、由皇帝親自帶隊聯合誅殺，搜出黃金兩百多萬兩，凌遲處死。所以，王鰲並沒有等來自己真正發揮才能的機會。又或者，他對當時的這種制度安排已經徹底失望，才沒有重返朝堂。這也體現在他流傳後世的一篇題為《親政篇》的文章里。這篇文章寫於1522年，剛好是神仙皇帝嘉靖繼位的第一年，皇帝慰問老同志，王鰲年事已高，但還是把自己的思想凝聚成《講學篇》和《親政篇》獻給新君，嘉靖也很感動，直接封他的兒子為中書舍人。

親政，顧名思義，就是皇帝親自理政，不要讓太監插手。但是給皇帝上書，必須含蓄，所以一開始就從《周易》入手，算上一卦，這是古人都相信的，也就是一種迷之信仰，包括皇帝，也不得不重視。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

一句話，上下必須經常溝通聯絡，否則國家怎麼正常運行呢？但是接下來，王鰲就沒有那麼客氣了：

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從這裡看來，嘉靖登基後，是經常上朝的，但是因為形式性的儀式多，所以大多是象徵性的，實際意義不大。因為大庭觀眾之下，監督的人太多，大臣有話也不能說、不敢說。那麼，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方法就是恢復古制，設立內朝，也就是上完外面的朝，到寢宮之前再上個內朝，類似於清代的外朝內廷。王鰲列舉了從西漢以來的上朝制度，比較複雜，70多歲的高齡，能研究地這麼細緻，很見功力。一句話，就是要有內朝。同時，要區分正朝、外朝和內朝的功能。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王鰲提示，其實本朝也是有內朝的，太祖時期的宋濂、劉基這些大臣，永樂時期的楊士奇、楊榮這些人，都是上過內朝的，效果也是很好的，經驗都是現成的。根據當前的情況，如果要恢復內朝，可以有如下方案：

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鏟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台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內朝可以設在文華殿、武英殿，大臣三天、五天召集起來開一次會，再安排兩個秘書人員輪流值班，另外根據情況再召見有關部門官員商議要事，大臣謝恩、告辭都要接見他們，對他們和顏悅色，這樣他們就願意說心裡話了。外朝和內朝也就互補起來了。這樣，天下的賢達人士怎麼還會隱居民間呢？

王鰲這一《親政篇》，簡直就是一篇詳盡的《帝王上朝指南》，從《周易》演算、歷代制度、本朝慣例，推演到當下該如何建立制度，做到了旁徵博引、嘔心瀝血、言之鑿鑿，體現了古代文人士大夫極高的理論水平。從這一點來看，王鰲確實要比朱元璋所重用的大儒，要實用得多。也說明，經歷了幾朝經營，以及土木堡之變的教訓，政局穩定下來，人才慢慢也就出來了。王陽明、唐伯虎活躍在這一時代絕非偶然。甚至，明憲宗、孝宗、武宗大致可以對應清朝的康雍乾時期，前幾代歷盡磨難、勤勉治國，到武宗就可以遊山玩水。

嘉靖確實能力超強，14歲登基，很快就掌握了局面，收拾文臣，抑制宦官，扶植了內閣，大刀闊斧搞改革，基本做到了親政勤政，社會經濟也得到了一定發展。然而，一篇文章的作用是不可能持續很久的，到後來，嘉靖為了修道成仙，所幸還是讓宦官代勞批紅蓋印，《大明王朝1566》裡面講得很清楚。但是，嘉靖雖然多年不上朝，仍然牢牢把握著權柄，對他而言，親不親政實在沒有什麼區別。

等到滿清入關之後，清朝的皇帝吸取了明代政治制度的教訓，基本都做到了親政，而且經常接見群臣，寧肯自己累一點，總算是徹底解決了宦官干政的問題。應該說，王鰲這篇文章確實點到了要害之處。歷史的車輪滾滾，如方孝孺所憂慮的，清朝的皇帝是勤奮了，但是沒想到危機卻從遙遠的西方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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