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中國人與朝鮮人怎樣塑造了日本早期的歷史

作者/冷泉為利

編者/陳露

編者按：在國人的主流認識中，日本作為封閉的島國，有著強烈的排他性，很少接受外來族群的移居，並非一個多元化社會。不論這種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應了事實，但是根據文化交涉學，一個封閉的文明註定是無法成長的文明。故而，日本這樣有著高度複雜的社會結構與發達的文化體系的文明，很難契合於一種排他性封閉島國的歷史想像。

實際上，當今日本人始祖，便是外來的南島系與內亞系移民與當地土著交融的產物。而通觀整個日本歷史，外來的族群為日本帶來先進的文化與技術，刺激日本社會發生的情況可謂是屢見不鮮。

義江彰夫曾以自豪的口吻談論到：「通觀日本歷史，日本人一貫是將異民族原封不動的內包於日本社會，並根據時代的特徵賦予其獨特的社會職能。在與這些異民族的反覆糾葛的過程中，即便說日本社會很少採取強硬的同化政策，而是持續不斷的與其一共摸索共存之道，也絕非誇大其詞。」

義江彰夫的這種認識，當然有相當商榷之餘地。即便我們在日本歷史中很難找到強硬推行同化政策的實例，但是對那些移居日本的異民族，日本社會自始至終展現出極為強悍的同化能力。甚至連明末清初移居日本的唐人，時至今日也僅剩三所唐寺供人憑弔。

然而義江彰夫認為「日本人一貫是將異民族原封不動的內包於日本社會，並根據時代的特徵賦予其獨特的社會職能。」也絕非空穴來風之言。在日本歷史上卻有這樣一個時期，大量的渡來人被作為一個個獨立的氏族，安置於日本各地。這些渡來人氏族，不僅被賦予特有的社會職能，而且在活躍於大和王權的內政與外交活動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渡來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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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來人」一詞，廣義上說可以指所有從日本國外進入日本列島生活的人，當然如果這麼定義的話整個日本就沒有不是渡來人了；而狹義上說，渡來人指的是公元四世紀至七世紀間（我國的晉朝至唐朝）從中國大陸、朝鮮半島一帶移居日本列島的古代人。

公元九世紀（平安時代初期）成書的《新撰姓氏錄》記載了當時日本畿內地區（現京都府、大阪府、奈良縣的部分）的１１８２個姓氏，而其中屬於渡來人的有３７４個，佔總數的３１．６％，從中可以看出渡來人在古代日本的總人口中佔有不少的比例。

當然，《新撰姓氏錄》中收錄的姓氏僅限於畿內地區一帶，姓氏之中也當然有大姓和小姓之分，另外古代社會中還有更多沒有姓氏的底層階級，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渡來人集團冒充日本本土氏族（「神別」與「皇別」）的情況。

渡來人集團內部按照來源的地區又進一步分為中國系（稱為「漢」）和朝鮮系的四個地區，即百濟、新羅、高句麗和任那。由於當時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文明程度較日本高，不少早期渡來人集團掌握著當時的先端科技（如冶金、皮革、土木、釀造、造紙等製造業和農業等）和文化（如漢詩文、天文曆法、醫藥、數學、音樂、佛道宗教等），加之渡來人集團擁有相當程度的軍事實力，受到大和朝廷的重視。

進入唐朝以來，新移居日本的大陸移民相比本地人優勢已不明顯，待遇也差了許多。另外，渡來人勢力雖大，卻鮮有能進入朝廷高層的。活躍於奈良時代晚期、平安時代初期坂上刈田麻呂（７２７－７８６）、坂上田村麻呂（７５８－８１１）可能是渡來人集團中身份提升最成功者。

坂上氏是東漢氏的一支，他們自稱是後漢靈帝之後，田村麻呂眾所周知是日本史上第一位征夷大將軍，他最終的官位是正三位大納言，贈從二位，成為了高級公卿的一員。

浮世繪中的坂上田村麻呂

「東漢氏」的讀法是「ｙａｍａｔｏ　ｎｏ　ａｙａ」，「東」（ｙａｍａｔｏ）指的是大和國（在今奈良縣），跟東相對的「西漢氏」（ｋａｗａｃｈｉ　ｎｏ　ａｙａ）和「西文氏」（ｋａｗａｃｈｉ　ｎｏ　ｆｕｍｉ）的「西」（河內國，在今大阪府）分別指代日本畿內的兩個地方，而非指代中國的朝代。「漢」的讀法ａｙａ跟「綾」相同，可能在早期曾掌握著先進的紡織技術。

渡來人對倭國外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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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的日本，渡來人集團還對日本對外關係以及列島內部的局勢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中還涉及一個曾經權傾一時的上古貴族——蘇我氏的興衰。

今天我們所說的「日本」這個國家來源於一個寫作「倭」，讀作「ｙａｍａｔｏ」的政權，我們習慣將其稱作「大和朝廷」。按照日本的正史，大和朝廷的統治者「天皇」乃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其家族延綿不斷統治日本兩千多年。

這種說法自然在戰後遭到質疑與批判，不少學者認為大和朝廷曾存在多次王朝更迭，而且它跟《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提到的邪馬台國的關係也有多種解讀。實際上的情況可能已經難以知悉，我們暫且假設大和朝廷跟邪馬台國是一脈相承的。

這個大和朝廷很可能是古代日本列島上存在的多個政權之一。《三國志》說倭有「三十國」，還列舉了其中的一些例子，如對馬、一大（《梁書》中作一支）等。《隋書》中記載隋朝使者裴世清出使日本的情形，也記載了一支、竹斯等國，稱他們「皆附庸於倭」，從文中看來似乎是擁有一定獨立性的政權，而非日本後世的地方行政單位「令制國」。

可能正因為日本列島內部存在多個政權，其中沒有一方能獲得絕對優勢，因此便有人想到可以通過發展對外關係來提升在列島內部的威望。邪馬台國的女王卑彌呼就曾從曹魏政權獲得「親魏倭王」的封號，而在福岡縣出土的「漢委奴國王」印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一部分學者認為「漢委奴國王」是《三國志》所載「奴國」從漢朝獲得的。若此說成立，那麼可以說明當時對大陸進行外交活動的不止是大和朝廷一家。

漢倭奴國王印

《隋書》記載倭人「無文字」、「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其實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前，就已經有零星出土文物證明漢字已經進入日本，且他們已經使用漢字的讀音來書寫日本人名、地名了。

如出土於埼玉縣行田市的稻荷山古墳鐵劍上記載了乎獲居臣、意富比垝（可能是《日本書紀》所載的「大彥命」）、獲加多支鹵大王（可能是雄略天皇的名字「幼武」）等名字，還有斯鬼宮（磯城，在今奈良縣）這個地名。

相似的還有熊本縣玉名郡出土的江田船山古墳鐵劍，應該也是在獲加多支鹵大王統治期間鑄造，擁有者是「奉事典曹人名無利弖」。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把鐵劍上明確註明「書者張安也」，張安怎麼看都是個中國人的名字，應該正是一位擔任文書或鍛冶工作的中國系渡來人。

在雄略天皇的年代，大和朝廷擴張了其影響範圍，正努力建立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這些鐵劍是大王（即後世的天皇）贈與地方貴族，強調雙方君臣關係的信物，而像張安這樣的渡來人則充當著紐帶的角色，幫助大王完成其政治訴求。

稻荷山古墳鐵劍

渡來人的技術當然不僅僅應用在鞏固國內局勢中。由於不懂漢文和外交的禮節，大和朝廷在外交方面非常依賴渡來人。從晉末到梁朝初年，倭國曾頻繁向南朝朝貢，其中以劉宋時朝貢的「倭五王」——讚、珍、濟、興、武最為有名。

倭王讚派遣的使者名叫「司馬曹達」，這應該是個名叫曹達的人，司馬是他的官名，因為倭王讚曾從南朝宋獲得官職，應該是「安東將軍」或「安東大將軍」，而司馬則是將軍的屬官。

倭王武朝貢時還曾經上表，寫了一篇非常正規的駢文，作者的漢文水準應該相當高。一般認為，倭王武就是雄略天皇，他有兩名寵臣，名叫「身狹村主」和「博德民使」，這兩人負責對「吳」（即南朝）的外交事務。

「身狹」和「博德」應是他們的名字，「村主」和「民使」則是當時日本人用來辨別身份高低的「姓」，而這兩個姓常見於渡來人，他們很可能是渡來人出身，上表給劉宋王朝的應該正是他們兩個。

倭五王通過與南朝進行外交活動，獲得了官爵、將軍號和都督銜，如倭王武是「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在齊朝和梁朝升級為鎮東大將軍和征東大將軍）、倭王」，另外倭王珍和倭王濟還為部下申請到「軍、郡」（將軍號和郡守的官職），通過這些官職與稱號，他們能提高大和朝廷在列島內部的權威，從而統合列島諸勢力。

為了在外交活動上不至於失禮，大和朝廷專門任用渡來人充當外交顧問。這些專門負責外交工作的渡來人集團包括吉士氏（新羅系）、伊吉氏（中國系）、船氏（百濟系）等，他們或擔任派遣中國、朝鮮的使者，或負責接待外國使者的來訪，受到朝廷的重用。

倭國在朝鮮的活動與蘇我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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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南朝外交充其量不過是面子工程，倭國對朝鮮半島的外交行動則實在得多。從日本的對馬島到朝鮮半島不過１００公里，半島的局勢自古便與日本息息相關。

朝鮮列島自公元一世紀至七世紀期間主要有三個大國互相攻伐，即百濟、新羅和高句麗，史稱三國時代。三個國家之中百濟對日本關係最好，長期與日本結盟，對付另外兩國。

另外，在朝鮮半島的南端有一個稱作「加羅」（或作伽耶）的地區。該地區獨立於新羅和百濟，內部分為十至數十個小國。倭五王的都督號中有「任那」、「加羅」兩個地名，《日本書紀》中描述任那是一個類似殖民地的倭國統治區域。

以往日本史書認為任那和加羅是兩個不同的地方，而韓國史書則認為任那根本不存在，是日本方面的杜撰。而事實上在半島南部確實發現有上古日本人活躍的跡象，任那很可能是加羅地區中一個附屬於倭國的國家。按照《日本書紀》，在雄略天皇統治期間倭國建立了一個名為「任那日本府」的機構，專門負責倭國在任那地區的殖民統治，並且偶爾配合百濟的軍事行動。

不少處於政權核心的貴族也參與到朝鮮事務中來，甚至包括當時倭國等級最高的貴族，即世代擔任「大臣」一職的武內宿禰一族和擔任「大連」一職的物部氏和大伴氏。他們或親自前往朝鮮半島帶兵或任官，或在中央政府處理有關朝鮮局勢的事務，倭國在半島的成敗往往直接影響著他們個人的榮辱（如權傾一時的大連大伴金村就因收受百濟賄賂，割讓倭國領地而被告發倒台）。

蘇我氏一族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成長起來的。按照譜系，蘇我氏是武內宿禰的後代，這個出身可能是冒認的。雖有學者認為他們可能是渡來人，但更有可能是葛城縣（在今奈良縣）或河內國出身的土著豪族。無論如何，蘇我氏的崛起與衰亡，始終與渡來人及朝鮮半島有著不解之緣。

倭國曾經在雄略天皇的時代出兵攻打新羅，當時的將領中便有一個名叫「蘇我韓子」，他最終因為跟另一個將領不和而被殺，死在了朝鮮。

蘇我韓子的名字「韓子」在《日本書紀》中解釋為「日本人與韓國女人所生的兒子」，可見蘇我氏在韓子出生之前應該已經跟朝鮮半島有很深的淵源。但他的母親到底是在朝鮮還是日本生下他則不得而知了。韓子之子名叫「高麗」，明顯也是跟朝鮮半島密切相關，高麗之子就是著名的大臣蘇我稻目（？－５７０）。

在蘇我氏之前擔任大臣的是葛城氏、平群氏和巨勢氏，其中葛城氏和平群氏在此前的政治鬥爭中已經倒台（蘇我稻目的妻子出自葛城氏，這可能是蘇我氏冒認是武內宿禰一族的契機），巨勢氏似乎從來不是特別有野心的氏族。

大臣之位傳給了蘇我氏或許正是因為他們是武內宿禰之後，然而事情似乎沒有那麼簡單。事實上，蘇我氏在當時還掌管著國家財政機構「三藏」，即大藏、內藏和齋藏，另外他們跟秦、東漢、西文三個渡來人集團的關係非常親密。

當佛教從百濟傳入日本時，他們也是堅定的佛教支持者（崇佛派），可能正是蘇我氏在朝鮮半島活躍的背景讓他們成為了大陸文化的代言人和渡來人集團的精神領袖，而又由於渡來人集團掌握著領先的文化知識和手工業技術，因此才讓蘇我氏負責管理國家財政，進而進入了政權的核心。

按照《日本書紀》記載，佛教在公元５５２年傳入日本（其他史料則稱是５３８年），蘇我稻目是崇佛派，反對的廢佛派則有大連物部尾輿和中臣鐮子。當時的欽明天皇允許稻目在自己家中拜佛，結果不久國內出現瘟疫，廢佛派攻擊蘇我稻目，他們把寺廟、佛像焚毀，驅散僧人，於是佛教的第一次傳入宣告失敗。

蘇我世系圖

一直到３２年後的５８４年，百濟的鹿深臣、佐伯連（應該是活躍在朝鮮的日本人）獻上佛像，佛教才又一次傳入日本。這時候欽明天皇、蘇我稻目、物部尾輿和中臣鐮子都已故去，取代他們的分別是四人的兒子敏達天皇、蘇我馬子和物部守屋和中臣勝海。佛教的第二次傳入簡直是第一次傳入的翻版，在馬子重新建立佛寺後同樣爆發了瘟疫，也遭到了守屋和勝海的彈劾。

然而不同的是，這一次瘟疫波及到了天皇本人。敏達天皇患病不久就病重，他在彌留之際允許了馬子拜佛，之後便一命嗚呼了。而當時敏達天皇的遺孀額田部皇女（後來的推古天皇）和繼承皇位的弟弟用明天皇均是蘇我稻目之女堅鹽姬所生，換句話說，蘇我馬子是新大王和太后（雖然實際上沒有尊為太后）的舅舅。於是在友好的政策環境之下，佛教正式成功傳入日本。

蘇我氏的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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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種節奏，蘇我氏接下來應該要逐步鞏固政權、排除政敵，然而沒有想到的是用明天皇在第二年就去世了。這一下子激化了蘇我、物部兩氏的對立，最終引發了戰爭的爆發（衣折之戰），蘇我氏聯合了紀、巨勢、平群、葛城、羽田、大伴、膳、坂本、阿倍、春日這些氏族，以及秦、東漢、西文等渡來人集團攻滅了掌握國家軍隊的物部氏。

在這場決定日本歷史走向的戰爭中，渡來人集團可以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據《聖徳太子伝暦》記載：為聯軍所征討的物部氏兵力精強，三都擊退聯軍的攻勢。在此緊要關頭，聖德太子的舍人跡見赤檮射殺物部守屋，方才一舉扭轉戰局，擊滅物部氏。事後論功行賞，跡見赤檮受封物部遺領一萬田。而這個跡見赤檮很可能便是一位渡來人。

物部守屋像

戰勝物部氏以後的蘇我氏權勢滔天，蘇我馬子首先擁立了自己的外甥崇峻天皇，後來又因為與崇峻天皇發生矛盾而將其謀殺，另立外甥女推古天皇。在推古天皇年間負責處理政務的是用明天皇的兒子、曾經參與衣折之戰的廄戶王，即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創立的法隆寺（又名斑鳩寺）是現存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築，法隆寺的釋迦三尊像和飛鳥寺（蘇我馬子創立）的釋迦如來像都是出自鞍作鳥（或作鞍作止利）之手，鞍作氏也是從屬於蘇我氏的渡來人集團，鞍作鳥的祖父名叫司馬達等。

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個南朝人，在蘇我馬子第二次創立佛寺的時候就負責召回當年被驅散的僧人。在完成佛像的雕刻之後，鞍作鳥被賜予了「大仁」的冠位，這是「冠位十二階」中的第三階，可以說是非常隆重的禮遇了。

法隆寺釋迦三尊像

根據《日本書紀》的說法，廄戶王本來被立為推古天皇的太子，但他先於推古天皇死去，於是圍繞推古天皇繼承人的問題便分成了山背大兄王（聖德太子子）和田村皇子（敏達天皇孫）兩派。

當時的大臣是馬子之子蝦夷。蘇我蝦夷最終選擇了擁立田村皇子，即舒明天皇。關於舒明天皇的繼位，此前一般認為是蘇我蝦夷故意選擇勢力較弱的田村皇子好讓新大王成為蘇我氏的傀儡，近年的一些研究則提出山背大兄王血緣上跟蘇我氏非常親近（聖德太子的祖母與外祖母都是蘇我氏，山背大兄王的母親就是馬子的女兒），蘇我蝦夷的選擇或許是為了平衡各方勢力做出的妥協。

舒明天皇在位１３年死去，蘇我氏又立其皇后為皇極天皇。或許是因為蘇我蝦夷身體不好，在家養病，於是「私授紫冠於子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弟曰物部大臣」，似乎是蘇我氏不顧朝廷規矩，自行操縱朝政的表現。

但另一方面，由於山背大兄王人望甚高，最終入鹿「將廢上宮王（山背大兄）等，而立古人大兄（皇極天皇之子）為天皇」，率兵將山背大兄王攻滅。此舉過往被看作是蘇我一族跋扈的表現，但仔細看來卻怎麼看都更像是入鹿為舒明、皇極天皇一系掃除政敵、確保皇位繼承的表現。然而對入鹿的做法，蘇我蝦夷十分不以為然，他說「噫，入鹿，極甚愚痴，專行暴惡，爾之身命，不亦殆乎！」

蘇我氏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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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在兩年之後，蘇我入鹿被皇極天皇的次子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聯合中臣鐮足和蘇我氏一族的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假造了「三韓進調」（百濟、新羅、高句麗三個國家向倭國進貢）的事件，在典禮上將入鹿謀殺，此即「乙巳之亂」，同時又是「大化改新」的開始。

入鹿被殺以後，古人大兄皇子跑回了自己的宮殿，嘆息道「韓人殺鞍作臣（即入鹿），吾心痛矣！」看來，乙巳之亂似乎只是舒明系的中大兄與古人大兄兩皇子之間的政治鬥爭（大兄本來就是繼承人之意，古人大兄原名古人或古人大市，中大兄原名葛城）。

《日本書紀》在乙巳之亂前加上了蘇我蝦夷、入鹿父子把自己的宅邸稱作宮殿，把族人稱作王子的情節，這些情節是不是為了把乙巳之變正當化而杜撰出來的，現在也值得懷疑了。

入鹿被殺以後，中大兄帶著軍隊攻打蘇我蝦夷。這時候為蝦夷守衛宅邸的正是長久以來依附蘇我氏的渡來人集團東漢氏。

日劇《大化改新》中的乙巳之亂

實際上東漢氏一直為蘇我氏充當打手，當年蘇我馬子暗殺崇峻天皇，殺手正是東漢氏的東漢駒，在東漢駒殺害崇峻天皇以後，與崇峻天皇的妃嬪蘇我河上娘（馬子之女）私通，被馬子處死。雖然馬子過河拆橋，但東漢氏一直忠於蘇我氏，他們守衛蘇我蝦夷的宅邸，準備要與官軍一戰，但最終還是聽從巨勢德多等人的勸諫投降了。

蘇我蝦夷知道自己難免一死，於是放火把家中的珍寶焚毀。由於蘇我氏掌握著國家倉庫，這就意味著此前的寶貴典籍都將付諸一炬。這時候供職於蘇我氏的船惠尺（船氏是百濟系渡來人）緊急將尚未燒毀的《國記》奪走，獻給中大兄。然而《國記》這本書現在卻失傳了，不知道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乙巳之亂以後，蘇我氏嫡系滅亡，而站在中大兄一方的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曾一時受到重用，還擔任過右大臣之職，但不久後倒台被殺。他的後人作為石川氏繼續作為公卿的一員留在朝廷里，但是也逐漸衰落了。

渡來人的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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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擊滅蘇我氏後，大和朝廷並未對曾依附蘇我氏的渡來人集團痛下殺手。甚至連曾刺殺崇峻天皇，並效忠蘇我氏到最後一刻的東漢氏，也未受牽連。甚至在乙巳之亂的主謀者中大兄皇子（即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即天武天皇）在位時，還被賜姓「忌寸」，作為上級官人位列中央貴族之列，其分支坂上氏甚至一度成為專職軍事的將門。

即便如此，隨著政治領袖蘇我氏的敗亡，渡來人的影響力開始消退。儘管在天武天皇制定「八色姓」之時，東漢、秦等渡來人氏族，依舊作為上級官人，被賜姓「忌寸」，成為中央貴族的一員。

但無視實在日後大和朝廷內部的權力之爭中，還是在大和朝廷的外交活動中，都再也看不到渡來人的身影。甚至連坂上田村麻呂這樣因軍功位列公卿之人，在政治上也不過是無足輕重的存在。

而隨著白江口之戰，唐朝大破日本，平定百濟，日本在迎來最後一批渡來人集團百濟王室的同時，其與朝鮮的聯繫也近乎斷絕。

在此後的數百年里，日本的使者與僧侶，通過被稱為「書籍之路」的海上航路，從大陸直接汲取先進文化與技術。曾經深刻影響日本歷史走向渡來人集團，則在與日本人交往的過程中，通過通婚等平和的途徑被同化於日本社會，悄無聲息的消融於歷史的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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