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徐以驊教授訪談

作者：徐以驊、《國際政治研究》特約記者塗怡超

人大複印：《宗教》2017 年 06 期

原發期刊：《國際政治研究》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146-160 頁

一、宗教對當代國際關係的衝擊

塗怡超(以下簡稱「塗」)：您如何看「全球宗教復興」及其對當代國際關係的衝擊?

徐以驊(以下簡稱「徐」)：目前，學界對所謂「全球宗教復興」現象有許多說法，其中比較準確的還是研究宗教與國際關係的學者喬納森·福克斯(Jonathan Fox)的界定，即「全球宗教復興指宗教日益具有顯要性和說服力，如在個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見重要的宗教信念、實踐和話語，宗教或與宗教有關的人物、非國家團體、政黨、社區和組織在國內政治中日益增長的作用，以及這一復興正以對國際政治具有重大影響的方式發生」。從該界定來看，「全球宗教復興」包含以下三個要素，即全球性的宗教增長、非疆域和跨國性宗教行為體的政治參與或宗教政治化，以及宗教復興對國際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

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通常是對某一運動和現象的滯後反應，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也不例外。宗教研究和國際關係研究均為學術研究的「大戶」，但過去兩者及與兩者有關的分支研究如宗教與美國外交很少交集，被稱為「兩股道上跑的車」。宗教在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係體系中沒有地位，宗教研究在當代國際關係研究中自然也沒有地位。

然而，宣稱「放逐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係體系「拖泥帶水」。儘管羅馬教廷或羅馬天主教被逐下神壇，退出了國際舞台，但因宗教改革運動所確立的「教隨國定」原則而在歐洲一些國家取得國教或「國有化」地位。此後，宗教(主要是基督宗教)在歐美地位每況愈下，今不如昔，在世俗化、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等浪潮的多重夾擊下，逐漸淡出公域而退居私域，而17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將主權至上的民族國家體系擴展至世界其餘地區。於是，現代化和世俗化並駕齊驅，互為表裡，席捲全球。「世界除魅」「上帝已死」「後世俗時代」等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風靡一時的時代標籤。

此種「宗教私人化」趨勢尤以歐洲為甚，但即使在被視為世俗化「法外之地」的美國，基督教在美國的人口比例、社會影響和政治地位也在逐步下降，對其地位的描述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聖經共和國」、19世紀20年代的「第二次宗教非確立」、60年代的「三大宗教模式」(即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三元熔爐，或猶太—基督教傳統)，一直到現在的「後基督教時代」，其所謂「瓦斯普」(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WASP)傳統文化根基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當然，斷言基督教在美國已日薄西山，成強弩之末，仍為時過早。近30多年來，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大規模崛起和「政治覺醒」，就是對上述趨勢的強勢反彈。

上述宗教「國際化—國有化—私人化」發展趨勢，主要還是適用於歐美，在許多非西方國家和宗教傳統中，甚至在一些西方國家裡，現代化並未導致宗教的邊緣化和私人化。正如南非聖公會黑人榮休大主教圖圖(Desmond Tutu)所說，世俗主義如此充斥西方，令西方傳媒和社會科學對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地區所習以為常的宗教視而不見。已故美國宗教社會學家貝格爾(Peter Berger)曾稱，當代不可理喻的不是信守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朗的毛拉，而是死抱世俗化教條不放的美國大學教授。由此可見，忽視宗教的傾向主要還是「西方現象」，植根於社會科學的「西方中心主義」，而國際關係學在許多方面又是社會科學領域最以西方為中心的學科，因此，國際關係學可說是「宗教無用論」的重災區。

打破上述忽視宗教的「西方現象」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性的宗教復興運動及宗教對國際關係中心舞台的「回歸」。此次全球性宗教復興儘管是不分地域和宗教的，但主要發生於亞伯拉罕諸教的「三大跨國宗教運動」即伊斯蘭教、基督教福音派和羅馬天主教，而且主要發生於發展中國家。20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宗教復興源遠流長，但如要確定一個標誌性年份的話，那就非1979年莫屬，該年發生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阿富汗聖戰運動、麥加大清真寺被占、波蘭籍教宗首次回祖國訪問、美國宗教(或基督教)新右翼崛起等一系列由宗教驅動和引發的重大事件，對20世紀後期以來的國際宗教乃至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對世界各大國和各地區在宗教領域的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驗。

塗：如果說1979年是宗教影響國際關係的標誌性年份的話，那麼，該年發生的運動和事件對當代國際關係具體產生了何種影響?

徐：首先，1979年所發生的種種涉及宗教的事件和運動，標誌著宗教對國際關係中心舞台的回歸。在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係體系形成後，主權至上取代了神權至上成為國際關係的準則。然而，1979年發生的宗教運動及具有全球性的宗教政治化趨勢，部分顛覆了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係體系形成以來宗教在國際關係中的傳統定位，使長期以來「沉默的宗教」變成了「反叛的宗教」，而頻繁發生的暴力恐怖活動更是把反宗教極端主義提上國際治理和各國國家安全的主要議程。

其次，20世紀60、70年代，全球範圍的宗教復興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意識形態或者更準確地說世俗政治意識形態控制力的下降和宗教認同影響力的上升，這便使許多國家和政權開始從宗教傳統中尋找合法性依據和社會整合的資源，也使不少地區的廣大民眾放棄傳統忠誠而轉向宗教信仰。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等世俗政治革命不同，18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雖然有其經濟和政治動因，但就主導意識形態、革命組織和領袖人物而言，這場革命是一場宗教革命。無論是革命前伊朗王室及其宗教反對派各自祭出居魯士波斯帝國和第四任哈里發阿里的旗號、波蘭關於其民族身份認同是基於天主教傳統信仰還是依附政治意識形態的兩軍對壘，還是美國政治和宗教左右兩翼之間關於如何界定美國社會性質和未來發展方向的「文化戰爭」，1979年的宗教事件和運動都預示著全球範圍「認同衝突」甚至「認同戰爭」時代的到來。在當前多元複合的認同結構下，宗教認同由於其作為具有廣泛性、草根性、跨國性的強認同，有可能與國家認同產生對沖，從而成為各種國內和國際衝突的根源。在某種意義上，1979年的涉教運動和事件所改變的全球地緣政治版圖時至今日還大致存在。

再次，1979年的涉教事件和運動催生了各種非傳統國際關係行為體，打破了向來主導國際關係體系的國家行為體的一統天下。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將霍梅尼領導的以伊朗為代表的國際宗教勢力與跨國公司、販毒集團(可卡因帝國)等新型國際組織並列，稱之為「全球角鬥士」。這些新型國際關係行為體「向全世界宣告，民族國家已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角色了」。除羅馬教廷和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其他宗教非政府組織或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日益增長，儼然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一大組織景觀。與各種國際經濟組織一樣，這些跨國宗教行為體也具有多元性，不僅包括國家間和政府組織，也包括各種非政府組織、傳教組織甚至恐怖主義組織。它們在國家、地區和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或具有助推「顏色革命」的能量，扮演著西方國家外交政策非正式執行者的角色；或在環保、發展、救援、健康等民生領域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或因其道德權威、中立地位、國際聯繫、豐富經驗和動員能力而構成世界維和力量，在各國對外關係中被作為「遺失的治國術」重新啟用。宗教和宗教團體作為公共外交載體的作用，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經初露端倪，目前，宗教公共外交早已成為各國外交工具箱中的必備工具之一。

最後，1979年以來的國際關係史再次告訴我們，在當前的國際關係背景下，各國尤其是地區性和全球性大國，需要具有駕馭世界性宗教事務和妥善處理涉及宗教的國際性治理問題的能力。用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話來說：「宗教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但其作用則完全取決於它激勵人們所做的事。對決策者的挑戰就是如何來利用宗教信仰團結的潛力，同時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在處理國際性宗教問題上，尤其在應付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興起問題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均進退無據、舉措失當，結果深陷戰爭泥潭，始亂終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當今中東地區的亂局及自食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坐大的苦果。

二、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研究

塗：毫無疑問，全球宗教復興對國際關係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您如何理解國際關係研究的「宗教轉折」?

徐：全球宗教復興及伊朗革命、東歐劇變尤其是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給予忽視宗教的國際關係理論當頭棒喝。1979年後，國際社會已經無法漠視宗教和宗教衝突給國際秩序帶來的衝擊，或坐視宗教極端勢力的肆虐蔓延，而國際關係學界也開始對宗教「刮目相看」，摘下理性主義和啟蒙主義的有色眼鏡重新聚焦宗教。西方學術界如新自由制度主義羅伯特·基歐漢及喬納森·福克斯等便稱「9·11」事件對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來說就像是開閘放水，從此宗教與國際關係便結下了學術上的不解之緣。

在西方，宗教與國際關係的研究雖非始於當下，但長期以來，宗教一直在社會、文化和認同等框架下，或作為現代國際關係的起源及對國際關係研究奠基性人物如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等的思想啟迪被加以討論和研究，無論在作為上級學科的政治學專業還是在國際關係研究本專業領域均處於相當邊緣的地位。2006年，兩位研究美國政治和宗教的學者在對《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研究後指出，除經濟學和地理學外，人們還很難找到比政治學更不關注宗教的一門社會科學。亨利·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外交學》一書中，竟沒有「宗教」一詞的索引，被指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宗教無用論」的經典例證。

率先打破這一忽視宗教現象的，是哈佛學者塞繆爾·亨廷頓1993年《文明的衝突?》一文的發表。該文雖未直面宗教，但把宗教作為理解國際關係要素的文明之基礎，被視為國際關係研究非實證主義的「文化轉向」的開端。1998年5月27日，倫敦經濟學院的兩位博士研究生F.佩蒂多(Fabio Petito)和P.哈茲波羅(Pavlos Hatzopoulos)在該院舉辦題為「宗教與國際關係」的研討會。五年後的2003年兩人還將有關論文結集為《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從流放中歸來》一書，(11)作為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推出的「國際關係中的文化與宗教系列叢書」之一出版。該書從國際政治神學、多元文化主義、宗教信仰對國際衝突的影響等視角來討論國際宗教問題，再度把宗教問題提上國際關係的研究議程，可說是開啟了國際關係研究「宗教轉折」的先河。

在緩慢地起步後，目前，西方學界對宗教與國際關係的研究已走上快車道，專門致力於該領域研究的有關論文、著作、期刊專號、系列論叢、學術會議、研究機構可說是層出不窮。前幾年的有關數據就表明，「9·11」事件發生後，出版的有關伊斯蘭教和戰爭的著作就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總和。2011年的統計表明，有關宗教與國際事務的著作從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平均一年一本上升至2002年以來的平均一年六本，在主要國際關係期刊上發表的有關宗教的論文也從「9·11」事件之前的每年15篇增至之後的每年60篇。(12)學術界的一些著名學者如貝格爾、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威廉·康諾利(William Connoly)、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何塞·卡薩諾瓦(José Casanova)等也紛紛介入，助推或者引導國際關係研究的「宗教轉折」及相關論辯。

塗：目前，國外學者關於國際關係研究的「宗教轉折」有哪些主要成果，還存在哪些問題?

徐：關於宗教與國際關係的關聯性，西方學者尤其是國際關係學者的分析雖不盡相同但大致接近。一般認為，宗教主要通過宗教世界觀、合法性來源、機構和領袖、群體認同、外交軟實力、跨國宗教運動等路徑作用於各國對外政策和國際關係。宗教問題國際化的表現形式各異，交互重疊，宗教往往也並非單獨發揮作用。目前，宗教在國際關係學界已登堂入室，通常被作為與恐怖主義和文明等世俗現象相關聯的次類範疇或因變數來加以處理的議題，開始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範疇。

宗教學和國際關係學都是各種學科均可染指的門檻較低的學科，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因此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研究特色。對於當前國外學界對宗教與國際關係全方位、多形態的研究，以及所產生的問題，可從以下幾方面來加以歸納：

首先，正如有學者指出，國際關係研究的「宗教轉折」是多重的，(13)涉及各個不同的學科、理論、流派、路徑，並且不分地域和宗教。此種「宗教轉折」還是雙向或多向的，其不僅促進了國際關係對宗教的研究，同時也推動了宗教學和其他相關學科對國際關係的介入。然而，目前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主要還是偏重於亞伯拉罕宗教，而且以西方國家學者的研究居多。因此，雖然國際關係的「宗教轉折」因其與全球性衝突和暴力事件有關，而引起比此前國際關係研究的其他學術轉折更大的關注，但此一轉折遠非充分，對其他全球性宗教如佛教、道教、印度教、錫克教、摩爾門教、巴哈伊教等的「國際關係回歸」尚留有大片研究空白，更不用說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民間宗教和信仰了。

其次，如何將宗教融入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是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大難題。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主流範式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及「英國學派」，儘管多少都能與宗教扯上點關係，但並不能為此種融入提供明確無誤的指引，故諸多學者為促成此種融入而煞費苦心，甚至主張重起爐灶。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傑克·辛德(Jack Snyder)在其所編撰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理論》一書的「導言」中，歸納了國際關係理論界對宗教的四種研究進路或態度：(1)在傳統範式內討論宗教對國際體系等的作用，可稱為守舊派；(2)宗教應取代現有範式而成為透視國際關係的主要稜鏡，可稱為改造派；(3)主張因宗教而調整看待世界的基本觀點，同時吸納傳統範式的見解，可稱為折中派或修正派；(4)迴避範式問題而研究宗教為其中自變或因變數的較有針對性的假設，可稱為實用派。(14)改造派與其餘三派的分歧，在於是借宗教因素而「重建學科」(即把宗教作為重新界定和改造國際關係學科的非實證主義導向，如建立國際政治神學等改造方案)，還是國際關係應「正視」和「收編」宗教(即把宗教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並使其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主流化」)。不過目前無論是「打補丁」「收編」「改造」還是「重建」，都還是說得多做得少，淺嘗輒止，往往淪為空頭支票，而國際關係學界我行我素，不承認宗教挑戰或貶低宗教作用的仍大有人在。有學者就尖銳地質疑把宗教這種極為不同的觀念融入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行性，稱如果一個理論什麼都想管，結果將是什麼也管不了。(15)因此，在有關學者宣布宗教已回歸國際關係的10多年後，國際關係研究的「宗教轉折」仍步履蹣跚，宗教作為當代國際關係中的自變數，以及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作為主流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分支的地位遠未確立。

再次，我曾指出，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可單指基於國際關係或政治學學科對國際宗教問題的研究；而廣義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則泛指國際關係學科與其他學科如神/哲學、宗教學、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等學科共享的甚至由其他學科居主導地位的研究，或可稱為宗教與國際問題研究。就議題而言，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還可有「主議題」與「共議題」之分。「主議題」即狹義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包括宗教與當代國際制度、國際體系、國家/國際安全、各國外交、地緣政治等議題；「共議題」即廣義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如宗教與全球治理、國際組織、全球化、互聯網、後世俗化、國際法、國際衝突和對話等議題。做此類區分有武斷成分，卻有助於了解宗教與國際問題研究的現狀和前景。(16)總的來說，在西方目前上述狹義和廣義兩類研究可說是旗鼓相當，或者說後者還略勝一籌，事實上，許多有關論著是此兩類研究的共同結晶。目前，西方兩大出版社推出的宗教類系列學術論叢，即上述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的「國際關係中的文化與宗教系列叢書」，以及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劍橋社會理論、宗教與政治研究系列叢書」，也是上述兩類研究的綜合。

狹義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有助於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範式轉移」，但因理論儲備不足且缺乏深入細緻的個案研究而流於空泛，被稱為寬泛路線(broad route)；廣義的宗教與國際問題研究儘管對某一宗教運動或某一區域性宗教有詳盡考察或個案研究，但未能舉一反三，提出具有普適性和規律性的理論，被稱為深窄路線(deep route)。鑒於上述情形，有政治學學者如羅恩·E.哈斯納(Ron E.Hassner)便倡導折中路線即所謂厚實路線(thick route)，意指在充分注重宗教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歸納提煉出解釋國際關係現象的較廣泛理論，(17)而伊娃·貝林(Eva Bellin)等則主張注重問題驅動的研究和中層理論的積累，來實現國際關係研究的「宗教轉折」。(18)

最後，某一學科或研究領域的成熟度往往是由標誌性研究成果來代表的。就此而言，目前宗教與國際關係領域雖成果甚眾，但一致公認的精品佳作卻鳳毛麟角，如果不是完全付之闕如的話。在狹義的宗教與國際關係領域，除上述《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從流放中歸來》《宗教全球復興與國際關係的轉型：爭奪21世紀靈魂》《宗教與國際關係理論》《宗教、認同與全球治理：理念、案例和實踐》等論著外，近十多年來陸續出版的值得關注的著作類成果主要有《宗教與國際關係》《把宗教帶入國際關係》《宗教與國際關係導論》《當前國際體系中的宗教與政治》《上帝的世紀：宗教復興與全球政治》《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宗教：互動與可能性》《現代世界中的宗教與政治變遷》等。(19)這些論著對國際關係「宗教回歸」及國際關係研究「宗教轉折」的意義、路徑、模式、方法、趨勢和議題等作了開拓性和基礎性的探討，但也招致諸如編著多專著少、缺乏系統理論、實證性個案較弱及對策目的過於明顯等批評。如上述《宗教與國際關係理論》一書儘管扛起了宗教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大旗，但其大部分內容卻被專門從事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同行學者所批評，認為為其既不涉及國際關係又與國際關係理論無關，(20)頗令諸編著者尷尬。因此，西方有論者指出，目前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主要問題「並不在宗教議題被忽視，而在於宗教議題缺乏理論」。(21)

三、中國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

塗：我國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是如何開展起來的?

徐：在我國，從1949年後到「文革」結束前近30年的時間內，宗教學術研究基本陷於癱瘓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無宗教研究的時代背景下，意識形態化的宗教策論便佔據宗教出版領域的主導地位。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來，國內的宗教研究逐步復甦並呈現較強勁的發展勢頭和極清晰的學術轉向。不過，與其他學科如哲學、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領域相比，國內的國際關係學界對宗教議題的研究相對滯後，一些對國際宗教問題較全面的介紹，如《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當代世界民族宗教》《當代世界宗教問題》(22)等論著是到21世紀初才陸續問世的，並且主要還不是出自國際關係學者之手。

在上述全球宗教復興、國際關係的「宗教回歸」、西方國際關係學界的宗教轉向尤其是非傳統安全研究趨熱的影響下，國內的國際關係學界已開始關注宗教與國際關係/政治問題，各種有關非傳統安全的研究機構和研究項目應運而生，宗教和文化作為非傳統安全問題被列入研究議程。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海外利益的全球化，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文化和宗教在中國國家外交和安全戰略中的作用和影響進一步進入學界視野，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獲得新的推動力。這表現在有關論著的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及有關部委和省市社科項目的立項、有關研究機構和宗教類智庫的建立、有關學術會議的召開，以及全國高校和社科院系統宗教與國際關係課程的開設等。在上述研究機構、項目、會議、成果、課程的推動下，國內對宗教與國際關係議題的關注進入學術化的新階段。

塗：我國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所關注的議題有哪些，取得了哪些成果?

徐：就廣義的宗教與國際問題研究而言，國內相關研究的重點領域或議題分別為宗教與全球化、世界民族與宗教、國際宗教熱點問題、宗教與國際和地區衝突、各國各地區宗教現狀、國際宗教運動、比較宗教研究、國際宗教對話、宗教與國際法、新興宗教、國際伊斯蘭研究、文化與國際關係、宗教與外交、宗教與「一帶一路」、宗教對外交流和公共外交、宗教與國家安全、反宗教極端主義及反恐怖主義等。除專業學術期刊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等外，相關係列論叢和期刊多數歸在諸如地區研究和戰略研究的名下，如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主辦的《當代中東研究系列叢書》、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辦的《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論叢》，以及該中心與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合辦的學術集刊《宗教與美國社會》等。上述領域的研究不勝枚舉，(23)其中著作類的包括《「全球化」的宗教與當代中國》《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國際政治關係中的宗教問題研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與政治》等。(24)

相對而言，狹義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成果要少得多。2004年5月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成立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並於2010年推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研究論叢》，目前已出版十輯，包括《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培理為中心的考察》《國際社會中的國際宗教非政府組織》《宗教功能單位與地區暴力衝突：以科索沃衝突中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為個案》《後冷戰時期的宗教與美國政治和外交》《愛德華·薩伊德與中東政治》等，(25)目前尚有多輯待出版。與其他相關論著相比，章遠所著《宗教功能單位與地區暴力衝突》及劉騫所著《後冷戰時代的宗教文明與國家安全》等較具國際關係研究氣象，(26)這與著者的國際關係學科背景有關，其他相關論著仍可歸入宗教與國際問題研究或介於狹義和廣義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之間。國內國際關係研究權威期刊《世界經濟與政治》在2011年第9期特設「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專欄，刊發了《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科索沃衝突中的宗教因素解讀》《當代基督宗教傳教運動與認同政治》《互聯網、宗教與國際關係：基於結構化理論的資源動員論觀點》《後冷戰時期宗教與國家安全的關聯性討論》等五篇文章，(27)可說是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進入國內主流國際關係研究的「入門儀式」。宗教與中國對外文化戰略、安全戰略和公共外交是目前我國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重點議題，(28)本人及其研究團隊還先後提出了「信仰中國」「信仰周邊」「地緣宗教」「大國宗教」「後傳教時代」「宗教與中國公共外交」等理念和分析框架對之加以闡述。(29)但目前無論就成果還是就影響而言，國內的國際關係研究只能說有某種「宗教關注」，還談不上「宗教轉折」。

塗：我國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有哪些問題，有哪些努力方向?

徐：目前國內學術化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似具有以下特點及問題：

第一，「重文化輕宗教」及「還聖為俗」。即把宗教現象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來加以討論，這固然反映了國內宗教研究的滯後，也折射出國內學界在一般宗教研究問題上仍未擺脫把宗教解釋為某種社會存在(如政治、經濟、種族等)的附帶現象的傳統研究套路、較為邊緣化的學科處境，發表難、出版難、經費少是宗教研究領域的較普遍現象。

第二，「受宗教對國家安全威脅的驅動」。目前，對一些特定議題的專門研究相對發達，對各種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對由宗教驅動的恐怖活動、宗教衝突和民族宗教問題這些議題，成為反境外宗教滲透和反宗教極端主義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自然與我國國家安全的現實處境有關。不過，在西方學界也有相同的「主要通過安全的稜鏡來看待宗教」的情況。(30)宗教不能與恐怖主義畫等號，但宗教和宗教組織往往為暴力、干涉和分裂活動提供合法性依據和活動載體。宗教作為合法性途徑具有多重性，它既可用來為國際調停及民族和解服務，但宗教教義也被認為是種族清洗和恐怖主義的「最通常的合法性依據之一」。(31)目前，西方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雖然也提出「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等強調宗教維和、促和及調解衝突功能的理論和操作模式，但對宗教在國際舞台上的負面作用的研究還是要超過對其正面作用的研究，這被認為是國際關係研究「宗教轉折」的主要偏差之一，而此種情況在我國的相關研究中不僅存在，而且更為明顯。「多元融通、和合共生」是中國宗教思想和實踐的優質資產。因此，研究如何發揮宗教尤其是我國宗教及宗教團體在促進國際和平方面的正面功能以及可操作性，應成為我國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

第三，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瓶頸。我國宗教與國際關係的研究目前還存在一系列問題，如缺乏地區乃至全球範圍的大規模實地調查和資料收集工作、未充分具備建設資料庫和處理數據的能力、專業課程開設不足和專業研究機構缺失、國際關係學界對宗教議題的普遍忽視，以及缺乏國際宗教對話的實際經驗和相關人才等，這是制約我國開展相關研究的軟硬體瓶頸。而對跨國宗教和宗教現象(如宗教與地區和暴力衝突)的數據處理、量化分析和實證考察，恰恰是目前西方有關研究的特點和強項。此外，國內學界對國外相關研究的現狀和動態不夠掌握，缺乏對國外有關成果作較全面介紹、翻譯尤其批評的機制，也阻礙了該領域的學術進展，而這種機制在目前國內國際關係研究的其他領域已相當成熟。

第四，對策研究與學術研究的平衡問題。目前，國內對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重點議題包括宗教與中國公共外交、宗教與中國外交和安全戰略、宗教與「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宗教風險等，宗教問題日益被視為增進我國對外戰略的完整性以及提升我國國際形象的重要因素。這種現實的智庫性研究取向固然有助於提升我國宗教研究的地位，擴大宗教研究的空間，並且有可能較快取得成果，但宗教研究的「安全化」和「戰略化」取向，也有使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降至「短、平、快」時事報道和分析水準的隱憂。因此，我國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要處理好對策和學術研究之間的關係，在提升對當前國際宗教動態分析能力的同時，形成對全球宗教發展長期趨勢的研究能力，以及對國際關係研究「宗教轉折」的原創性和統攝性理論，超越涉華議題、安全議題和描述性個案研究的局限，使宗教研究對國際關係研究產生學科性的貢獻。(32)

總之，除涉華課題外，目前就整體而言，國內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還處於介紹、積累和起步的階段。不過，近年來國內的宗教學研究和國際關係研究已經出現相互結合和相互轉向的端倪。假以時日，我國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將會有更充分的發展。

注釋：

Scott 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8-32.

關於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的現狀，參見徐以驊：《導論：當代國際關係的「宗教回歸」》，載徐以驊等：《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頁；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9期，第4-18頁。

轉引自徐以驊：《當前國際關係的「宗教回歸」(代序)》，載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第四輯上)，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頁。

關於1979年所發生的重大宗教性國際事件及其影響，可參見Christian Caryl,Strange Rebels: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3；另參見該書中文譯本，克里斯汀·卡里爾：《歷史的反叛：一九七九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林添貴譯，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徐以驊：《宗教在一九七九》，載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第十三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3-15頁。

阿爾溫·托夫勒：《權力變移》，周敦仁、徐以驊、陳寅章、沈培娣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頁。

Madeleine Albright with Bill Woodward,The Mighty & Almighty,Reflection on America,God,and World Affairs,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7,p.66.

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第13頁。

Kenneth D.Wald and Clyde Wilcox,「Getting Religion:Has Political Science Rediscovered the Faith Facto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523.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

Samuel Huntington,「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

(11)R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eds.,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Return from Exil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另參見[意]F.佩蒂多、[英]P.哈茲波羅編：《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張新樟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2)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第13頁。

(13)Vendulka Kubalkova,「The『Turn to Religion』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Dec.3,2013,http://www.e-ir.info/2013/11/03/the-turn-to-religion-in-international-relationa-theory/,2017-08-08.

(14)Jack Snyder,「Introduction,」in Jack Snyder,ed.,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pp.2-3; 另參見Eva Bellin,「Faith in Politics,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60,No.2,2008,pp.313-347。

(15)Aminul Hassan,「Book Reviews,」Political Studies Review,Vol.14,Issue 2,May 2016,p.260.

(16)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第16頁。

(17)Ron E.Hassner,「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State of the Art,」in Patrick James,ed.,Religion,Identity,and Global Governance:Idea,Evidence,and Practic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pp.43-51.

(18)Eva Bellin,「Faith in Politics,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pp.317-318.

(19)K.R.Dark,ed.,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h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2000; Jonathan Fox & Shmuel Sandler,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Jeffrey Hayne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7; Eric O.Hanson,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da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Monica Duffy Toft,Daniel Philpott,and Timothy Shah,God"s Century:Resurgent Religion and Global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Co.,2011; Nukhet Sandal & Jonathan Fox,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actions and Possibilities,Abingdon:Routledge,2013; Jeffrey Haynes,ed.,Relig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Abingdon:Routledge,2014.

(20)Jeffrey Haynes,「Book Reviews,」Politics,Religion & Ideology,Vol.13,Sept.2012,pp.400-402.

(21)Eva Bellin,「Faith in Politics,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p.340.

(22)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民族與宗教問題研究中心編：《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版；李德洙、葉小文主編：《當代世界民族宗教》，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國家宗教事務局宗教研究中心編：《當代世界宗教問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23)有關成果參見徐以驊：《導論：當代國際關係的「宗教回歸」》，第20-26頁。

(24)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與當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高祖貴：《美國與伊斯蘭世界》，時事出版社2004年版；張戰、李海君：《國際政治關係中的宗教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劉義：《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與政治》，上海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5)徐以驊等：《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版，2015年再版；塗怡超：《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培理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峰：《國際社會中的國際宗教非政府組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章遠：《宗教功能單位與地區暴力衝突：以科索沃衝突中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為個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徐以驊：《後冷戰時期的宗教與美國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李意：《愛德華·薩伊德與中東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6)劉騫：《後冷戰時代的宗教文明與國家安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

(27)參見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9期；章遠：《科索沃衝突中的宗教因素解讀》，《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9期；塗怡超：《當代基督宗教傳教運動與認同政治》，《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9期；黃平：《互聯網、宗教與國際關係：基於結構化理論的資源動員論觀點》，《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9期；劉騫：《後冷戰時期宗教與國家安全的關聯性討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9期。

(28)有關研究可參見卓新平：《中國宗教與文化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徐以驊、鄒磊主編：《宗教與中國對外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蔣堅永、徐以驊主編：《中國宗教走出去戰略論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29)有關研究可參見徐以驊等：《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時事出版社2016年版；徐以驊：《從「信仰中國」到「信仰周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宗教互動》，載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第十五輯)，時事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頁。

(30)「Editor"s Forwar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Fall/Winter 2007,pp.v-vi.

(31)Jonathan Fox and Shmual Sandler,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8；另參見徐以驊、章遠：《試論宗教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路徑和範式》，《復旦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113-114頁。

(32)徐以驊：《導論：當代國際關係的「宗教回歸」》，第22-24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