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瓚瑋 | 戰後日本地震社會記憶變遷與災害文化構建——基於阪神淡路大地震為中心的考察
原標題：王瓚瑋 | 戰後日本地震社會記憶變遷與災害文化構建——基於阪神淡路大地震為中心的考察
內容提要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日本國民面對巨災時顯露的從容與秩序贏得了世界的一片讚譽。與此同時，地震引發的福島核泄漏事件卻又令世人倍感震驚。一場地震所折射的矛盾不禁引人深思：應如何看待戰後日本防災減災事業的成功與教訓。回首望去，1995年日本遭遇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慘重的災情後果令其被列入20世紀全球十大地震。這場大震不僅結束了日本戰後50年來的地震安全神話，還激起社會內部對追求經濟大國目標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關係變化的深刻反思。震後20餘年間，日本一直處於大地震的活躍期，每逢大震由阪神淡路大地震記憶所引發的共振效應便會在社會中持續發酵。多樣的地震社會記憶不僅跨越地域結成記憶之網，甚至伴隨著時代發展逐步沉澱，轉化為日本災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日本對「原發地震」風險的刻意迴避與忽視導致了東日本大地震後核泄漏災難的發生，從而使日本再次陷入生態環境危機。在遺忘與記憶的曲線間浮現的日本地震社會記憶，展現了日本面對自然時的多重價值選擇，對當代日本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形塑作用。這一過程揭示了先後繼起的災害可以通過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關係進行轉化的生態鏈式反應。以環境史的視角深入挖掘戰後日本地震災害社會應對與社會治理的歷史過程，對處於快速城市化發展的中國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阪神淡路大地震；東日本大地震；社會記憶；災害文化；社會治理
［作者簡介］王瓚瑋 ,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後
［文章來源］《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2011年3月11日9級強震突襲日本，日本國民面對大災時的冷靜與從容贏得了世人慨嘆，中國也對日本災後表現出的「國民秩序」給予了高度評價。但當我們肯定日本地震防災減災事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不應忘記這個「居安思危」的民族在地震中經歷了堪比切爾諾貝利事故的福島核泄漏災害。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視災害防禦的國家卻一直經歷大災，這看似矛盾的表徵值得深入反思。
圖為2011年日本「3 · 11」地震中的福島縣
一直以來，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下簡稱阪神大地震）與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的福島核泄漏被視為兩起相對獨立的災害事件。回顧國內外既有研究，均少有論及兩者相互關聯的層面。雖然在災害理論研究中，我國學者早已於20世紀80年代提出災害鏈概念，關注到單一或多災種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但僅限於災害因子及自然環境變化的要素討論，忽視了承災體的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複雜聯繫。筆者試圖以環境史為研究視角，在較長歷史時段中考察日本阪神大地震的記憶變遷過程，探析地震記憶是如何與自然的不確定性糾葛一處，並在「遺忘—記憶」的動態過程中獲得了「重要的連貫性」，從而推動日本災害文化建構實現有效防災；同時，地震的經驗教訓又是如何失效，導致「三一一」地震中發生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導致日本走入另一場災難。探尋災害歷史的生態演化脈絡，不僅有助於破除災難循環帶給人類的迷思，還可以為重塑人與自然之關係提供鏡鑒。
一、遺忘與阪神大地震的發生
與記憶相對的是遺忘，它體現了記憶的不穩定性也讓我們失去了從「過去」獲得經驗的可能。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寺田寅彥便寫下了「天災總是在我們忘記它的時候發生」的名言，警示後人要保持防災意識。短短70餘年，阪神大地震便成為另一場震驚日本的「意外之災」，它不但使地域社會遭受重創，甚至打破了日本戰後50年創造的地震安全神話。
事實上，阪神大地震的嚴重災情正是日本地震記憶危機的反映，而自然在人們記憶變化的曲線間扮演著重要角色。二戰後的日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並未經歷大災，除1959年伊勢灣颱風中出現5000左右死難者外，日本幾乎未出現大規模人口死亡的自然災害事件。得益於自然的眷顧，日本開啟了經濟高速發展期並迅速崛起，日本學者將此過程視為生存的「僥倖」。阪神大震前，這種幸運之感已四處瀰漫，民間甚至廣泛流傳著「關西地區不會發生大地震」的傳言。然而依據自然科學家藤田和夫的「六甲變動說」，六甲山造山運動出現的活斷層是威脅阪神地域地震安全的最大隱患。但活斷層運動是以數百乃至數千年的時間尺度來計算的，因此對人們而言每次地震都像是一次突然到來的個別事件。歷史地震資料顯示，10—19世紀以來的千年時段中，阪神地區幾乎沒有大地震的活動記錄。眾多地震親歷者也證實：「自己從未在阪神地區經歷過小震，更未從老人那裡聽到任何有關地震經歷的講述。」地震的靜穩讓人的記憶產生了偏差。
與此同時，近代以來以科技為媒介的人化環境發展，改變了日本的自然認知方式。相比了解自然，日本人更傾向於依賴建築耐震性。但建築耐震標準從技術提高到廣泛應用，兩者並不同步。1971年與1981年，日本曾兩次修改耐震標準，連續提高了建築防震等級。但新標準只適用於新建築，大量舊有建築依然存在隱患。不僅如此，日本以往的災害記憶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社會整合，轉化為連貫穩定的災害觀念意識。二戰後，隨著社會秩序的逐步穩定，防災減災以保證經濟發展成為國家發展的當務之急。以此為背景，災害的社會記憶運動由此開始。1960年，日本將關東大地震發生日9月1日定立為國家防災日。1982年，日本確立了防災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日本政治體制進入「地方的時代」，各自治體紛紛設立縣級防災日。宮城縣將宮城縣沖地震的6月12日定為防災日；廣島將曾受暴雨災害的6月29日定為防災日；岐阜縣將1891年濃尾地震的10月28日定為防災日等。當原本遊離於關西地域空間之外的災害記憶與漫長的地震靜穩期重疊，關西民眾幾乎已將地震的恐怖遺忘殆盡。
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發生後，造成6434名死難者，43792人受傷，大量城市建築物慘遭損毀。此震不但標誌著日本列島結束了地震平穩期，進入「大地動蕩時代」，更以嚴重災情後果成為日本地震災害史中少數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
圖為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的景象
二、追尋記憶之場：地震社會記憶的再塑與變遷
對人們而言，死亡是災難衝擊最直接的後果，因而圍繞罹難者的紀念便為地震記憶保持了最持久的溫度。但一場創傷性災害事件之後，種種教訓很難脫離災害場景得到完全的保留。因此，記憶需要依附特有的符號與象徵物以匯聚集體的認同，從而實現記憶的傳承。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在他的鴻篇巨製《記憶之場》中提出了「記憶之場」的概念，其所指十分廣泛，從紀念物、紀念儀式到教育、國境、歷史文化遺產、語言文學等都可被視為記憶的裝置物。記憶藉助「記憶之場」得以表達與釋放，但其形式與內容卻受到社會框架的約束，使記憶塑造的過程轉化為社會各群體複雜權利介入的關係表達。戰後日本受到政治體制變革的影響，政府權利被法律約束。這一特點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國家應對突發性自然災害的行動能力，以致阪神大地震後政府救災行動遲緩，社會反而迸發了自主救災的活力，使1995年被稱為「志願者元年」。戰後日本地震社會記憶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塑造與蔓延。
圖為三部《記憶之場》（法文版）
首先，圍繞慰靈與鎮魂而來的地震死難者紀念活動，是地震社會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震後不久，廣大災區民眾提出要向世人昭示此次地震教訓的要求獲得政府大力支持。1999年，經過長時間籌備，一處重要的地震記憶公共空間在神戶市政府旁的東遊園地正式建成。為銘記地震，將災後復興的過程傳承後世，每年地震紀念日，此地都會舉行盛大的追悼紀念儀式，成為喚醒地震記憶的重要場所。與世界上很多國家建造紀念碑的方式不同，阪神大地震的慰靈與復興紀念碑設立在地下，創造出一處根植於日本傳統文化的內斂性哀悼冥想空間。紀念碑上鐫刻著幾乎所有震亡者姓名，並對地震發生時間、震源深度及所造成的生命和物質損害作了清晰而簡潔的描述。追悼者們在這裡寄託哀思，使災難的過去與當下的懷想凝聚一處，地震記憶得以不斷重構。
地震紀念碑建立執行委員會會長堀內正美在震後10周年的採訪中回憶，「震後的第一個彼岸節，人們在燒焦的城市廢墟間供奉鮮花、啤酒、果汁等東西，以思念故人，有時甚至還能看到強拉著陌生人傾訴受災遭遇的場景。這種包涵了個人祈禱與希望對他者講述的情感動因大概就是紀念碑建造的思想原點」，「紀念碑之所以重要，除了起到撫慰死難者親屬的情緒的作用外，還因為災後重建會使記憶的紐帶消失。因此，這個城市需要喚醒記憶的按鈕。為了建立讓記憶不斷延續的裝置，我們一直在做紀念碑地圖與交流談話活動」。
震後20餘年間，阪神大地震紀念碑建造更是跨越了地域邊界向全國場域蔓延。這一特點具有跨時代的歷史意義。至2004年，日本各地為阪神大地震所建紀念碑總數已超過230個。神戶大學今井信雄教授曾對紀念碑進行過社會學分析，認為按紀念意義，紀念碑可分為面向死者或面向生者而立的碑；按立碑者所屬，又可分為學校、地域組織、宗教組織、行政組織、福利組織所立之碑。紀念碑表達的意義以及碑文的敘事框架正是在如此交錯的社會關係框架中產生。與社會自組織相對，日本政府在地震記憶構建中的政治參與作用並不明顯。2006年，東遊園地僅增立了皇后支援災後復興的詩文碑。2015年5月16日，安倍晉三作為震後20年來唯一參加地震紀念儀式，並為死難者獻花的日本首相顯得姍姍來遲。在這種情形下，社會記憶的無限膨脹也為災害認知帶來了某些負面作用。由於某些紀念碑上的內容太過簡單，反而使地震災情描述缺位，意義表達晦暗不明。這不僅難以推動地震記憶傳播，甚至會使地震的紀念警示功能日漸喪失。2002年4月1日，兵庫縣正式將阪神大地震紀念日設置為「兵庫縣安全日」。無疑，紀念日的固定化將地震記憶引向了更為寬廣的未來，但隨著地震記憶的不斷變遷，如何在多元意象中尋求防災意義的有效傳承成為日本社會亟須解決的新課題。
東遊園地中另一重要地震紀念物是長燃不滅的「一·一七希望之燈」。地震紀念碑落成後，民眾倡議以「溫情」「體味」「活著的證明」為象徵意義設立紀念燈。燈中火種從地震災區及日本全國47個都道府縣分別運來，合而為一。紀念燈的碑文，記錄了受災者的複雜心緒：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時四十六分，阪神淡路大地震。地震奪去的是我們的生命、工作、團圓、家園、回憶……我們看到了不能在地震來臨前一秒進行預報的人類的極限。但地震留給我們的是溫情、體諒、人與人的羈絆、朋友。這展燈將奪去的所有生命及活著的我們的思緒連為一體。」
簡短的敘述表達了人在自然面前應有的謙遜，大災中生命意義的領悟，以及藉由「希望之燈」傳遞的地震記憶所建立的生死維繫。
更為重要的是，希望之燈還衍生出分燈儀式，燈火由神戶傳向全國。截至2003年，全國各地都曾點燃過「一·一七希望之燈」，這意味著阪神大地震的記憶已不再限于震災之地而走向開放。與此相應，東遊園地地震紀念集會時，追悼蠟燭的形狀甚至去掉了KOBE（神戶）的地域字樣。隨之，阪神大地震記憶在此後的地震發生中產生了共振效應。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受災地岩手縣大槌町、陸前高田市及福島縣南相馬市等5個地區都陸續模仿神戶建造起「希望之燈」。燈中火種在神戶取得，再帶回點燃。逐漸，希望之燈的紀念形式開始適用於其他災害紀念儀式。2015年8月12日，東日本大地震災區的岩手縣大槌町為紀念2014年廣島泥石流災害中喪生的死難者也舉行了分燈儀式。他們「不僅是為死難者慰靈與鎮魂，更將祈求復興的心情與不忘災害的願望與神戶、大槌、廣島等地域共同分享」。
圖為2014年神戶點亮20萬盞彩燈悼念阪神大地震遇難者
除卻紀念之物與紀念儀式，那些融入日常風景的地震遺址，也是值得追尋的記憶之場。儘管巨災之下的生活風景變動阻斷了人與城市間原本熟悉的記憶構圖，令人產生強烈的喪失感，但那些由不易變動的山川、河流所構成的獨特自然環境以及花草、綠樹組成的公共環境，卻是記憶彌合的重要元素。震後，隨著大規模重建的開展，地震痕迹幾乎撫平不見，那些附著於災難現場的地震記憶也隨之湮滅。
面對地震廢墟的消逝，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聲音，「為了不忘記震災，不僅需要活著的證人，還要保存地震遺迹」，受災建築物應作為寶貴遺產留傳後代。為此，志願者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保護地震殘跡的「記憶神戶」（Remember Kobe Project）運動。領導者三原泰治與三原一真在受災最重的神戶長田區尋找具有保存價值的遺迹時，發現了一處經歷二戰戰火和地震雙重打擊卻屹立未倒的殘壁，並將之命名為「神戶之壁」。此後，「神戶之壁」逐漸演變為災區民眾紀念地震的重要場所。隨之，市民又將生活美學融入其中，使它逐漸蛻變為日常生活的交流之地，吸引了一批藝術家聚集於此。1997年，市民們甚至自發創作了歌曲《神戶之壁》，在當地傳唱。可以說，作為地震記憶之場的「神戶之壁」已將防災與社會文化連為一體。1999年2月，「神戶之壁」被遷往淡路島津名町永久保存，它將成為全人類的地震物質文化遺產，繼續發出聲音。
值得指出的是，阪神地區經歷重建後，像「神戶之壁」一樣得以保存的地震遺迹並不多見。神戶港震災紀念公園與神戶震災復興紀念公園中僅有為數不多的地震遺迹殘存。北淡路島的震災紀念公園中的野島斷層保護館，保存了地震活斷層的自然痕迹。因此，「神戶之壁」的永久保存必將成為日本地震記憶延續中一抹無盡的風景。
此外，神戶還創造了用霓虹燈飾品表現地震祭典的人工景觀「光之聚」，它試圖以藝術之力將地震的自然韻致與人類內在情感諧和起來，以表現生命的感染力。神戶「光之祭」還契合了日本戰後發光城市發展策略，將地震記憶與神戶城市形象建設及旅遊結合一體，展現了獨特的魅力。「光之祭」活動之際，志願者會走上街頭呼籲為世界各地的受災地區募捐。阪神大地震記憶已經在不斷重構中融入了世界災害記憶體系，為改善災後人類生存境遇作出貢獻。隨著地震記憶不斷日常化，知識界中一場圍繞地震記憶「脫場所化」與「再場所化」的討論與反思也正在進行。地震記憶正在通過不斷的社會交往重塑日本，彰顯特定歷史時代的意義。
三、面向自然：日本災害文化的興起與教訓
地震襲來的瞬間顯露了自然的狂野，強烈衝擊著人類社會，給人們留下了創傷性的「閃光燈記憶」。但個體的記憶是凌亂、分散與感性的，諸多記憶細節需要在社會集體記憶的框架中不斷相互參照、修正，才有可能整合為理性的體系以反映事件全貌，進而獲得沉澱與傳承。阪神大地震後，人們不斷追問自身之於災害的生命意義，反思地震記憶傳承的內涵。經過思想碰撞，一種基於對自然重新理解而生的新觀念逐漸形成，推動了日本災害文化勃然興起。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文化變革中，知識界首先以其敏銳的觸覺不斷改變著對自然的探索方式與認知範疇。
地震後，知識界迅速組成了志願者組織，工作範圍從最初的災害情報公開、歷史資料搶救擴展到救災記錄保存。1995年1月31日，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成立了「阪神大地震支援聯絡會」（KOBE net東京），他們不僅在東京設立事務所和展示室對民眾公開報道災況，還積極地向海外研究者提供專業資料。同日，神戶組成了「阪神大地震當地NGO救援聯絡會」（簡稱NGO聯絡會），設立「文化情報部」，以搶救性保護歷史資料。3月，成員們反思了1990年雲仙普賢岳火山災害中沒有將救援記錄保存下來的問題後，自發成立了「震災活動記錄室」，嘗試記錄救災體驗並將之作為地震資料保存。4月，在NGO聯絡會的呼籲下，一批有志於地震記錄保存事業的圖書館工作人員成立了「地震記錄保存圖書管理員網」NGO組織，他們以「不應遺忘，將大地震的記錄傳遞後世」為主旨，推進災區公共圖書館地震資料收集與保護，並面向公眾開放。自此，阪神大地震開創的地震資料保存運動逐漸展開，知識的不斷更新成為地震記憶傳承的重要形式。
神戶大學奧村弘教授曾回憶：「震後，一些人開始有意識的進行地震資料的收集、保存工作，這些資料並非自然科學的數據，而是能夠表明人們在災害中如何思考與行動的記錄。而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進公眾對地震資料的大規模利用，這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創舉。」1995年2月，奧村弘聯合關西地區歷史研究者，組建了「歷史資料保全情報網路」（簡稱史料網）。他提出，應該創建一種新形式將無數從地震中獲得的教訓與經驗保存、整理、開放，將其作為全人類應對災害的歷史文化中的一部分不斷傳承。1995年10月，政府正式將該活動納入兵庫縣震後復興計劃。1998年4月，神戶又成立「阪神淡路大地震紀念協會」。2000年，該組織在國家資助下深入災區腹地進行大規模社會調查，「共有約450名調查員走訪了各種團體、組織、企業、災後復興公營住宅、城市重建協議會等」。目前，史料網活動範圍仍在不斷地擴大。2004年，日本在遭受了一連串水災打擊後，青年們紛紛地加入到災害資料收集與保存運動中來。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年輕人成為組織的中堅力量。
地震資料搜集與保存是阪神大地震給予日本乃至世界的寶貴財富。活動的深入改變了日本對「地震資料」的認知，使之超越了自然科學的範疇，個人生活記錄、震災體驗、傳單、避難所板報等，那些突破傳統知識的記憶載體都被統合到「地震資料」體系中。2000年，為促進地震資料利用，將之切實轉化為社會防災力，神戶建造了「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在中心諸多先驅性的嘗試中，以阪神大地震為契機萌生的人們對地震及其他災害防災減災的願望正在慢慢實現。日本災害文化在這一進程中逐漸形成與發展，使應對災害的知識、經驗和教訓在更加廣域的時空中薪火傳承。
在災害文化構建中，教育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近代最早的防災教育文本可追溯到明治時期的《稻草之火》（英文原名A Living God），但戰後日本教課書卻對之未加採用。1971年《城市震災對策推進綱要》制定後，防災教育逐步被納入自治體的防災計劃與防災演練。但阪神大地震後，一位老師卻指出，防災訓練並未對防禦大地震起到絲毫作用，這是因為學校的防災訓練是以震度3的地震為前提，導致防災演練模式化，無法靈活應對強震。災後一項問卷調查的結果還顯示，災區大部分民眾甚至毫不了解何為「活斷層」。這說明日本的防災教育體系出現了問題。
震後，兵庫縣開始思考如何將地震教訓有效地融入防災教育中。教育工作者認為，震前防災教育的最大不足在於僅以防災演習為中心，沒有重視防災知識的體系化教學。1995年11月，兵庫縣根據小中高各階段學生理解力的不同特點，完成了《讓幸福來》（日文原名《幸せを運ぼう》）的防災教材製作。此外，各地學校還紛紛組織學生前往災區進行地震知識學習與交流，掀起了日本戰後防災教育新高潮。2000年，兵庫縣立舞子高中正式設立了「環境防災」專業，成為日本唯一設置防災教育專業的學校。經過20多年不斷發展，日本防災教育更從最初防災知識的傳授轉向捨己為人精神的人格培養。
不僅如此，由民眾參與建設的新型災害文化的興起改變了日本地震記憶與災害歷史的存在方式。一直以來，記憶與歷史間存在著複雜的轉換關係，歷史書寫者決定何種記憶得以流傳，而更多人群的記憶則被埋沒。近代後，日本舉凡大震害均採用「震災志」的形式進行記述。記錄形式有地震史料目錄表、地震年表、市史「災害篇」的地震部分、地震災害地圖、各類震後調查報告、應對記錄、復興計劃等。受近代記憶媒體變革的影響，照片集、報紙等新記錄方式也隨之出現。但歷史書寫者大多是地方自治體、警察、消防等救災專門機構。戰後，伊勢灣颱風災害又形成了《復興志》書寫體例。阪神大地震後，受地震資料保存運動的影響，日本社會開始出現留存自我記憶並保存下去的公共意識。市民階層的自我覺醒改變了歷史的認識方式，他們試圖將個體的災害體驗編入地震共同記憶之中，從而突破了近代民族國家史學的意識藩籬，重新審視被扭曲的歷史。老人、孤兒、女性、殘障人士等，那些長久以來曾被遺忘、失去聲音的群體成為自身歷史的書寫者。新形勢使曾經作為記憶替代品的檔案文書、史料集等再也無法容納重新建構的記憶本身。相反，自由、鮮活的記憶開始超越科學的歷史，並大有取代之勢。同時，地震相關研究成果作為地震歷史的重構力量，也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那些圍繞地震災害成因、地震影響、震災應對、災民心理等廣大學術問題展開的討論，深化了地震認識並再次匯入地震記憶。
阪神大地震的發生促使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關係中存在的諸多風險得以暴露，力量日益壯大的市民階層以自立之精神反躬自省。但東日本大地震後福島核電站的泄漏事件卻再次詰問了日本的防災能力。日本政府在事故後仍將這場災難解釋為「意外之災」，多位政要在新聞發言中含糊其辭，試圖將一切責任轉嫁給自然力。
深尾良夫，石橋克彥：《阪神·淡路大震災と地震の予測》，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早在1997年，地震學家石橋克彥便通過阪神大地震看到了日本的危機，最早提出「原發地震」（它是指由地震引起的核電站事故演變為放射線災害的複合地震災害）。他指出了阪神地震中雖未曾發生但可能在未來頻繁的地震中造成更大破壞的隱患。日本自1963年正式使用核電站以來，到1997年共有51座投入使用中，僅關西地區便有13處，一旦因地震出現問題，後果將十分嚴重。對此，他曾深刻地批評了政府重視政治經濟利益而忽視自然，在錯誤地震認知基礎上進行防災頂端設計。2007年，新潟中越沖地震後柏崎刈羽核電站危機敲響了原發地震的警鐘。雖然當時並未造成核泄露，但核電站變壓器在地震中發生火災的場景已經讓日本民眾神經突起。事後，核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鈴木篤之誠懇地承認：「在核電站耐震安全性的評價問題上，的確存在一種不會發生大地震的僥倖心理。」參與核能安全性能審查的地震學權威學者、東北大學名譽教授大竹政和也曾直言：「即使對地下斷層進行過最細緻的調查都必定會有遺漏，對自然需要一種謙虛的態度。」正因自然敬畏之心的缺失，導致阪神大地震以來的地震記憶沒有對防災產生應有的作用。而這個災害先後繼起的過程，已經超越了自然科學研究中災害鏈的作用機制，是在人與自然乃至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進程中產生的生態鏈式反應。
四、結語
與日本相同，中國也為世界上少數地震多發國家，地震具有頻度高、強度大、分布廣、震源淺、災害損失嚴重等特點。當前，中國正處於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如何平衡經濟增長與災害損失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制定行之有效的災害治理方案，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要命題。因而，日本的經驗與教訓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與警示作用。
首先，要重視災害歷史的社會、文化功用，在大力推進城市化的同時培養民眾的防災減災意識。從歷史來看，作為致災因子的自然現象並未發生改變，但人類棲居的環境卻發生了深刻變革。變化中的某些因素起到了防災減災作用，但遺憾的是，城市綜合承災力變弱的態勢表現得更為明顯。正因如此，我們應思考建設一種與時俱進的災害文化以提高社會整體防災能力。
其次，提高災害文化軟實力建設，注重災害記憶空間的恢復與保護。我國要注重博物館、紀念碑、紀念館、災害遺址的記憶教育功效，使地區間的災害教訓實現跨境整合。政府除了要參與記憶內容的建構之外還應尊重多元記憶主體，建設開放包容的記憶體系，凝聚民眾認同。同時，重視非正式社會制度的社會網路結構的作用與影響。依靠非政府組織建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改善災害教育模式，大力開展多學科災害研究，著力推進災害知識的全社會共享。
最後，以生態文明建設為中心轉變災害治理理念，反思「人類中心主義」。黨的十九大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場涉及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乃至發展格局變化的系統性變革。在此時代背景下，應重新定位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係，在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網路中尋求災害治理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建設美麗中國。（注釋略）
本期編輯：鄭坤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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