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赦人之過 不求全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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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春秋》儘管有決獄斷案之妙用，卻與文吏之舞文弄法、務求嚴苛有著本質不同，《春秋》在對歷史人物評價時主張「原情定罪」、「赦人之罪」，在講合法合禮的同時，也注重合情合理。

」

所以董仲舒在總結《春秋》義旨之時，曆數楚靈王、晉厲公、魯庄公等「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而導致或不得善終，或身後國亂之後，指出「《春秋》緣人情，赦小過」，並指出這是經中的「君子辭」，所謂「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

在「許止弒君」這件事上，就體現出了《春秋》赦人之過，不求全責備的意思。許悼公患有瘧疾，世子止進葯，結果悼公飲葯之後暴卒。在過失殺父後，許止沒有繼承君位，而是讓給了兄弟，一年後悲傷去世。《春秋》在權衡此事時，認為許止並無弒君之心，他的罪過在於進葯時沒有嘗葯，所在秉筆直書記載「許止弒君」的同時，也原情定罪，在另外一個地方寫到「葬許悼公」，沒有按照通常的弒君之例書寫，算是赦免了許止。根據董仲舒的看法，在評價「趙盾弒君」時，《春秋》也秉持了這種風格。

《春秋》「赦人之罪」是在深明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一道理之後的深刻之見。其實《詩經》中《伐柯》篇講得也是這個道理，所謂「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宋儒朱熹從義理的角度對這句詩進行了解釋：「『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個道理，人人具有，才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就是說，人性本善，為人人所具有，有的人有過錯、有不足，不是其性本惡，而是由於被物慾所染，漸漸遠離了其所固有之善。

因此，人改過遷善靠的不是別人強制和灌輸，而是依靠自己內心所固有靈明的覺醒；教育因而也不是外在的，而是根植於人的本心。就個人修養來說，也不是拿別人的道理規範自己，而是自己天命之性；就用人之道來說，也不應苛責別人，正如《大學》論「絜矩之道」所言的「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地理大發現後幾百年以來的國際體系盛行叢林法則，霸道橫行，王道不足，力量最強大的國家憑著一時氣力的充足，奉行雙重標準，西方中心主義盛行，同樣的事情在別人身上就是十惡不赦的，到了自己身上就是纖芥之疾，甚至是優越性的展示。這種思維挾著幾百年來西方世界的堅船利炮，蔓延到全球，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與人相處的原則，進而導致溫情和敬意缺乏，人際關係有趨於叢林化、野蠻化的危險。

當下，很多人反「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之道而行之，重視所得甚於付出，苛求別人勝過嚴於律己，每一個人都希望子女孝順懂事，但很少有人時時刻刻去問自己對父母是否盡了孝道；每一個人都希望朋友仗義，卻不問自己是否做得不足之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春秋》赦人之過，不求全責備，不論對我們與人相處，還是用人都有著巨大的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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