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中國式「農民起義」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
大澤鄉起義（圖源網路）
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調整生產關係，迫使後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歷史前進」。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我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布中國歷史的每一頁。據學者們統計，僅清代，清初以後二百多年間，散見於《清實錄》的農民起義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律似乎主要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為數甚少。西歐從8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16世紀八百年間，幾十個國家裡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模巨大。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為小。公元1024年的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復古老的村社制度為目標。1525年爆發的德國農民戰爭，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為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基督教兄弟之愛」。997年，諾曼底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義簡單地等同於革命，我們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關心政治的農民。
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眾所周知，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群體。
他們甘願以生命為代價來選擇起義，解釋只能有一個：別無選擇。
明末農民起義（圖源百度百科）
中國農民被稱為「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為「農奴」。從字面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西方。然而事實卻是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嚴密的一個群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只有讓農民處於既不「轉死溝壑」，又無「余粟」、「餘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徒無出鄉」，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明了「戶口制度」和「保甲制度」這雙重控制體系，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國家行政網路之內。在這個控制體系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註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並且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里遭殃。
這種控制，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制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歷代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為，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狀態。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漢人划龍舟、趕集、夜間點燈。靠白蓮教紅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後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為。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目的當然是為了「萬世一系」，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征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起義後建立的一個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內，能夠溫飽之後，略有所余。而其餘大多數時期里，都處在為溫飽而奮鬥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據學者推算，中國農民去掉賦稅後，人均佔有糧食通常低於六百四十斤。而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連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所打斷。
專制權力發展的規律只能是越來越貪婪。尤其是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後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要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制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佔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悲慘景象。
西歐的農奴不僅比中國商、周時候的「眾人」、「農夫」具有高得多的獨立性，就是較之秦漢以後的「百姓」也擁有較大的自主活動餘地。他們吃的是麵包和肉。他們當然也有可能受到過度的侵害，但是由於西方社會從來沒有發展到如中國這樣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剛性的程度，農民們在與領主利益發生衝突時，往往有各種反抗的渠道，比如聯合起來向國王進行請願。歐洲國王們的王權是脆弱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約關係。當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被統治階級有渠道進行訴求，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調各方的關係。這就是西方社會沒有中國這樣多而且劇烈的農民起義的原因。
TAG:張宏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