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師友贈書錄（上）

《冷冰川》，冷冰川著周晨設計

幾天前，冷冰川先生跟我說，他製作的那本大書終於完成了幾部，他想送一部給我。關於這部大書，之前我已看過多個報道，在我的印象中，這部書已經獲了七八個國內和國際的獎項。半年前，該書的設計者周晨先生也向我講述過製作此書是何等之不易，故而這部書我雖然心嚮往之，但絕不會奢望能夠得到饋贈，畢竟該書太過貴重。而今冷冰川先生的所言當然令我喜出望外，但我總要推讓一番。

我的虛情假意冷先生很是明白，他告訴我說，本書總計三百本已經印製完畢，但是典藏版用的黑檀封面，因為這種木材要一塊一塊的挑選，故製作速度很慢，而今做出來的幾部，將拿出一部來送給我。

幾天之後，冷冰川、周晨與該書的出品人――嘉禧文化公司老闆周阿盛先生三人來到了我的書房。進門之時，他們三人共同抬著一個大包裹，其體量之大遠超我的想像。冷先生告訴我，這部書不算包裝，就有三十多公斤，讓朋友抬著這麼重的書，令我大感不好意思。而後就地拆包裝，阿盛先生用美工刀一層層的拉開外包裝，到最後一層時，他不敢下手，擔心傷到裡面的大書，而冷冰川拿過刀來說，他就是用這種刀製作出的這些作品。

冷冰川手持美工刀在這部大書的外包裝上順手一揮，就割開了包裝的最後一層，其實那一刻我還是提著心。三人將書從裡面抽出，擺到寫字檯上時，果真毫髮無損。眾人讚歎冷先生下手真是穩、准、狠，冷先生笑著說，他用這種刀整天拉紙，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時間。有時候，他將一摞紙放在桌子上，問別人要割開幾張，比如對方說三張，他就用此刀順手一揮，既不用直尺比量，也不用有襯墊物，三張紙一划而開，而第四張紙不但不會划到，甚至連印痕都沒有。他的這番話瞬間讓我想到了《庖丁解牛》中的一句話：「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這真可謂神乎其技，如果用《核舟記》中的話來形容，則是：「嘻，技亦靈怪矣哉！」

眼前展現的這部大書，不僅是氣度恢宏，周晨先生的設計也堪稱奇思異想，要想打開該書，首先要從前方抽出一根打磨光滑的黑檀木條，而後這根木條像該書的鎖，只有將其從側旁抽出，該書才能展示。其展開方式就是中國傳統的推篷裝，只是這種裝訂形式少有使用，他們二人在設計該書時，曾特意到我的書房以及國圖善本部來細細研究推篷裝的結構方式。而周晨先生將這種傳統的裝幀方式形成改造，設計出了這種奇特地現代書裝幀，可謂典型的推陳出新。

翻閱這部書，確實需要點技巧，因為它太過厚重，而頁面又不容用手摸拭，故從側方抽出的那根黑檀木條，周晨告訴我，這根木條實為中國古書中的書撥，以此木條穿在書的背面，一頁一頁的翻動。冷冰川說，這部書太過沉重，以至於讓工廠的製作人員叫苦連天。為了製作這部書，需要有多個步驟，故而每製作一本，就要抱著這部書到不同的地方。某天一位製作者又向冷先生抱怨此書之重，冷先生問他，如果是位美女，他是否抱得動？他說當然。於是冷先生啟發他說，你抱著它的時候，就想像它是一位美女。他的這種方法果真讓該書順利地製作了出來。

此書的體量太大，我看著周晨先生用書撥一頁一頁的給我翻閱，其幅度之大，有如搖櫓，看來翻閱此書，腰功好是第一要素。而冷冰川則稱，這是治肩周炎的絕佳方式。周晨稱，這根書撥其實沒有達到他最初的設想，因為他覺得翻閱此書不但能鍛煉身體，更多者，則是愉悅眼睛，但他卻不能愉悅鼻子，於是他原本在書撥的手握之處，準備暗藏一個香水瓶，因為手的溫度可以將香味散發出來。可惜生產廠家無法生產出這麼小的香水瓶，為了彌補這個遺憾，他們只好在紙張中加入香水。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巧妙設計，但周晨先生卻說，這種做法已有人使用過，他總想製作出獨門暗器，可惜他的設計難度太大，使他沒能實現這個小理想。

一頁頁地翻看這部大書，冷先生站在旁邊解釋他創作這些作品時的感想，之所以將這本書製作得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裡面所有的作品均為一比一。周晨解釋說，只有這樣才能展現出冷先生作品的美艷。而我則好奇於他是如何創作出這些作品，細看上面的筆道，有很多地方細膩之極，同樣一條橫線，僅在一個側面上就有千刀之多，而每一刀都是同樣粗細同樣大小，並且等距，這讓我想到了中國古代的界畫。但冷冰川說，界畫是由尺子比在那裡畫出者，而他作品中的筆道卻完全靠手工掌握。他說如果用尺子比著來刻，就會線條死板。周晨向我解釋，冷先生用刀刻出的線是何等之靈動，而我則注意到有些畫尺幅很大，而畫中的羅馬柱一根一根需要很多條筆直的直線，難道這些也不用尺子嗎？冷冰川明確地回答我：那當然。

這是需要何等大的定力才能創作出這樣的作品，冷冰川說，他三十多年來只做這一件事，平均刻這樣一張作品需要二十幾天的時間，而他在刻紙之時，也會有審美疲勞的時候，於是他就將幾張作品穿插著來刻制，以此來保持創作的激情。

這部大書翻到最後一頁，就展現出了版權頁，版權頁的設計也同樣別出心裁：完全不用印刷，是用凹版的形式，將這些字跡壓制在上面。我當然最留意該書的定價，其竟然印著「六萬九千元」的字樣。單冊的當代印刷品竟然有這麼高的定價，這不只是我已得，也包括我已知的一個記錄，而對我而言的另一個記錄，則是我藏書中，無論古今，開本最大的一冊。版權頁的最後一項是本書的編號，而眼前所見卻是空白。冷冰川解釋說，因為此書的收藏證書還沒有印製出來，證書上會印有編號，故此編號只能等到拿到證書再填寫。他同時向我申明：「一號由故宮收藏了，而我的生日是二號，所以這兩個號已被佔用，之後的號您可隨便選。」

既然如此，那我就選三號吧。當然我的這個選法並不單純是排坐坐，吃果果，因為我想到了，粵語中的「三」乃是生的意思，我想得到此書後，讓自己更加生生不息。說到這裡，我才想起來，忘記介紹該書的書名，因為此書的名稱正是作者的名字――《冷冰川》。

這部大書是由故宮出版社隆重推出之物，書前有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先生所寫的序言，王院長的這篇序寫得十分典雅，他在序中誇讚冷冰川的畫作時稱：「余讀冰川刻墨作品，不僅慨然嘆曰：是今之陳老蓮也。抑余謂冰川之刻墨似老蓮有說焉，蓋畫有調有韻，調在畫之中，有目者所共見。世人所難得者唯韻，若夫韻即氣韻、韻味，則既在畫之中，又在畫之外，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美中之態，雖善解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

王院長的褒讚之語可謂高大，他將冷冰川視之為當今的陳洪綬，而陳洪綬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被人刻製成了版畫，尤其那著名的《離騷圖》，乃是中國版畫史中的經典之作。冷冰川創作的這種畫作同樣有著前無古人的技法，將其比作陳老蓮，不知冷先生是否會像郭橐駝那樣說一句：「甚善。名我固當。」

關於該書已獲獎項，我聽到有美國出版印刷界的最高榮譽班尼金獎，並且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以我的理解，這部大書接下來還將會獲得更多的獎項，有興趣了解的朋友，那就注意相關的報道吧。對於此書在製作技巧上的特別之處，我則抄錄一段相應的官方報道：

這本書的開本的大，印刷之精美，裝幀形式，既有中國古老的，又有些創新。

從晚唐以後，中國的書籍就是從捲軸裝開始往冊頁裝過度。那麼中間呢，冊頁裝有好多的形式，比如說我們大家熟悉的金折裝、蝴蝶裝、旋風裝等等。那麼其中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就是叫推篷裝。推篷裝，它有一個推的動作，那這個推的動作，它是有一種上下的翻動來達到我們翻閱圖書的效果。我們為本書專門設計了一個書撥，這個書撥，一方面起到了書籍含套的插件作用。第二個，它可以起到翻閱推篷裝的翻書的作用。第三個，我們在書撥上還雕刻了藝術家的格言體文字。

制香專家專門為本書的刻墨作品，設計了一款冷香，採用了三種夜晚開放的白色花朵（白玉蘭、梔子花和茉莉花）萃取的一款很輕很淡的幽香。建築師張永和先生為本書專門設計了一款書桌，採用了故宮、傳統的斗拱與現代建築的理念，非常優美，與本書融為一體。

這個大書還非常注重小的細節，比如說書的色調，我們採用了「黑白紅」基本色調。黑白當然是和藝術家的作品有關係，那麼紅呢，是選用朱紅，這種硃紅色是和我們故宮的宮牆色調一致的。我們的書口採用了絲網的印刷，也是一個手工印刷，圖案源自於故宮資料裡面提供的萬字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訂補·經部》 馬艷超訂補

我所常用的目錄版本學工具書，邵懿辰所撰、邵章續錄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為我案頭常備之物。《四庫全書》可謂清中期之前，中國書史要籍的總提要。然而這部提要卻只談內容不講版本，關於四庫著錄之本，究竟有哪個版本，則只能看邵懿辰的這部標註。

由此可見，這部《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在目錄版本學上有著何等重要的地位。雖然如此，還有句俗話叫「無錯不成書」，《標註》一書當然不能例外，故邵懿辰的後人邵章在續錄的同時也做了一些訂補，然而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錯訛依然在所難免，雖然後世學者對此也有指出，但將《簡明目錄》進行徹底的訂補一過者，我卻未曾聽聞。

前一度，馬艷超先生告訴我他有志於此，我當然要鼓勵他的宏願，但我知道這部重要的目錄之書，予以通校一過，絕非易事。然而日前卻收到了他所校的經部，面對這部厚厚的大書，我怎麼不佩服馬先生的定力。

其實此書在印成的幾天之前，他曾用微信與我聯繫，讓我挑選相應的字體，而我直率地告訴他，按照慣例，一本書的字體超過三種就會顯得雜亂。馬兄從善如流，予以了調整。當時他又問我「芷蘭齋藏」這幾個字是否要單獨一體，我並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只是隨口說請其選定。此刻收到該紙本書時，我方明白：這本書有如定製本，每一頁上都印者「芷蘭齋藏」的字樣，扉頁上也印著「芷蘭齋藏本」。朋友的情誼令我頗為感動。

雖然我知道，如今的數碼印刷只印一本書並不是大的問題，但即便如此，在一切都是加速度的今天，能為他人單獨做一本書，這份情誼依然珍貴。翻閱這本書，可以看到馬艷超先生的確下了不小的工夫，他在每書之後，以按語的形式，標示異同，這種作風亦有如乾嘉樸學家所強調的「不校之校」。期待著馬先生繼續完成該目錄其他三部的訂補，以此來成就他在目錄版本學方面所發出的宏願。

《太原指南》

近兩年，我在加緊尋訪各地的古舊書店，而這個小系列中還包括歷史上形成的古舊書店街。然而太原是否有這樣的歷史遺迹，我卻並不了解，於是發微信給原晉先生，他聽聞到我的問話後，回答我說：「已經拆光了。」此話當然讓我大感沮喪，但以我的理解，原晉的這句話，是說曾經有，而如今沒有。既然如此，那我進一步問他，原來的書店街處在太原的什麼位置？原兄回答我說：「你給我個地址，我給你寄一本1935年版的《太原指南》吧，上面有詳細的記錄。」

他突然如此大方，1935年的出版物，於今而言，也算是較為珍貴的舊書。原兄如此大方，當然令我竊喜。過了一段，我果真收到了他所贈的《太原指南》，然而這卻是一冊放大本的影印出版物。本書無作者，無出版前言，也無後記，僅是將一冊民國排印本一頁一頁的以原大方式影印了出來，並且原書上的瑕疵完全不作處理，甚至翻到該書的末尾，其竟然在空白頁上印了一行字：「原書封底遺失，徵集中……」這樣的實在，有悖當今的審美情趣，畢竟素麵朝天的不化妝，似乎被人視之為對不起路人。

顯然，我想得到一本民國出版物的夢想未能得以小確幸，這有如某個大型聚會上宣布的獎品是一輛銀影級的勞斯萊斯，當人們狂喜時，主持人來了個後綴「的車模」。可想而知，主持人的這個大喘氣，定然會贏來噓聲一片。需要說明的是，我的這種心態也並非全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因為看官有所不知，原晉先生曾經任太原古籍書店經理多年，其經手的善本可謂無數，故這冊民國排印本對他來說，真的不算能夠上眼的東西。當然了，我還算是有教養的人，於是我紳士的給原晉兄發去微信，告訴他書已收到，感覺很好，向他表示隆重地謝意。

其實，我的謝意倒並非虛假，因為這本書還是給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由此而讓我了解到，民國時期的太原城內有多家舊書店，都集中在大剪子巷，此巷中除了賣書，同時也賣文具。這句話讓我猛然想起，其實多年前，我曾來過這一帶，印象中，其中有條小巷名字叫「靴巷」，我在那裡找到了渠家的書業誠舊書店。然而我去之時，距今已經好幾年，當時靴巷附近正在大拆大改之中，如今這裡變成了什麼面貌，顯然已不可問。

既然如此，那我只能通過原晉先生所贈的這本書來「臥遊」當年的太原古書街。翻看這本指南，能夠看到該書涉及到了太原的方方面面，該書的前半部分，乃是一頁頁的廣告，而在目錄頁的上端，還印著一段孫中山的「總理遺囑」。看來這樣的排版方式早已有之，文革中的那些小將們並無發明權。而我在前幅廣告中還是找到了有用的信息，這是一則《太原晉恆製紙廠啟事》。從去年開始，江陰的陳龍先生拉起了一個愛故紙的群。此群中可謂藏龍卧虎，其所談對於紙的研究，每人都是專家范，搞得我噤若寒蟬。而今發現了這段有價值的史料，將此發照後發到群內，也算是我對該群做出的一點小貢獻。

目錄頁後則有十幾幅老照片，這些照片的拍攝之地大多我都去過，比如雲岡石窟、應縣木塔、五台山顯通寺和恆山懸空寺等等。看到這些老照片，不但有親切之感，同時也會發古今變化之嘆。這冊《太原指南》原本出版於1935年，直到今日也不過百年，而照片上所顯現的情形，已與我的所見有了很大的區別，這豈止是滄海桑田，由此而越發凸顯出老照片的意義所在。而我這些年來忙於尋訪，每到一地也是不斷的拍照片，積於今日恐怕不下十萬幀，雖然拍照水平很LOW，但其留下來的信息卻可以將其美話為「素顏之姿」。

原晉先生影印的這部《太原指南》最令我感到意外之處，則是該書中有著不同字跡的邊跋，這些題字出自不同人之手，字跡有的端莊，有的稚嫩，還有的可謂是歪歪扭扭，細看這些文字，均是對某一頁上所談地名所發感慨，與所講的一段關連故事，我對印刷也算半個外行，雖然這些字跡印刷得很清晰，但我依然能夠看得出，這並非原批，為什麼要印上這些非正文的字跡呢？我當然要向原先生請教。因為書後的版權頁上在出版統籌一欄就印著他的大名。我印象中，其實他就是三晉出版社的社長，向他了解本書的出版情形當屬正當防衛。

原晉對我的問話給出了正面回答：「這是我們請太原市民，講述自己的故事，抄寫影印的，選了80多個故事，還有很多極具時代特色的語詞，只有太原人才知道，象暗語一樣。」

這真可謂奇思妙想，原晉竟然能用這種辦法來出版一本書，難怪他在書內不著一字，而任由不同的人來對書中的內容做出自己的闡釋，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乾嘉學人所強調的「不校之校」，但至少我能感到這部書出版之後，原晉兄在那裡竊笑。他同時告訴我，當時的這個活動搞得很成功：「純自然進行，現場讀者踴躍上台，男女老少皆有，熱鬧極了。」既然有這樣好的社會效應，出版社當然會再接再勵，果真原晉告訴我：「這本書再版時，會把天頭地角留得更大一些，同時請更多的人用故事將其填滿。」

《滄州公私藏書精品圖錄》，宋兆凱、王雪霞主編

2017年9月20日，中國圖書館學會閱讀推廣委員會以及滄州市圖書館、《藏書報》等單位共同舉辦了「2017公私藏書經典閱讀（滄州）論壇」。在此會舉辦之前的一段時間，《藏書報》主編王雪霞老師告訴我說，為了配合這場會議，他們組織了公共圖書館和私人藏家共同在會議現場舉辦一場藏書展。為了這場展覽，他們還會出一本精品圖錄，故而希望我能為這個圖錄寫一篇前言。

就寫序言這件事，我還算是一個認真的人，我不願意在序言中放空話，雖然談不上言必有據。但我覺得序言的內容總要跟書的內容相匹配，而對於精品書的展覽，我更加會認真幾分，因為每位藏家對自己的藏品最為熟悉。既然拿出來的是他的精華部分，其對於該書的研究顯然超過了泛泛而談。而我給這樣的精品做點評，如果僅是隔靴搔癢倒也罷了，最重要者，是不能說出南轅北轍的錯話。於是我請王雪霞先把這些精品書影發給我，以便讓我了解概況。然而她卻稱許還多談妥的藏家並沒有將書影送來，而印製的期限也很緊張，故她只能將目錄發給我做參考。

通過書影來搞鑒定，已然是隔了一層，通過目錄看版本，這要比隔山買牛還要甚。但時間擺在這裡，故我只能根據手邊的工具書來確定目錄中所標版本的準確性。既然是這樣的狀況，那也只能當一回巧婦了。

當然，我並不是說每位藏者標示的版本有怎樣的問題在，但就我的經驗而言，很多藏家更多的把精力用在了內容的研究方面，而對於版本的辨識，措意者較少。這也正是我擔憂之處，但現實永遠不會像想像的那樣豐滿，故而我就根據自己的經驗寫出了這樣一篇序言。而該序中的幾個段落也點到了圖錄中所收善本的亮點。我將這樣的段落引用如下：

就整體性而言，田國福所藏的《詩經》版本頗為齊全。田先生是研究《詩經》的專家，尤其對《毛詩》有著特別的偏愛，對於毛萇的弘揚，田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從其列入目錄中的藏品來看，他的所藏雖然沒有宋元珍本，然而其中也不乏精品，比如他收藏的明嘉靖三十五年白棉紙本《詩經》，乃是流傳稀見的一種版本，按其提要所言，這部書國內公藏僅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足見其價值所在。而其所藏的《詩緝》，也同樣是明嘉靖間趙府刻本，雖然這部書有幾部流傳，然藩府刻書一向精審，能入藏這樣的書，也足見田先生下了一番氣力。樓逸苠先生收藏的《閱微草堂筆記》則屬另一個較完整系列，包含了頗為稀缺的嘉慶五年盛氏原刻本、民國十一年有正書局平等閣主人加批本的底稿本等清代、民國近五十個版本，樓先生應該是全國收藏《閱微草堂筆記》最全的藏家。滄詩系列也極具特色，不僅有《國朝滄州詩鈔、續鈔、補鈔》《滄州明詩鈔》，有這些書的紅印本，還有當年編輯、刪改此書的底稿、信札，頗為難得。

這部精品圖錄中，也有一些難得的稿本，比如孟建華所藏《明德日記》，該日記中記錄了乾隆年間多地的風土人情，是難得的第一手史料。而《任丘邊隨園先生詩冊》則為當地著名詩人邊連寶贈送給朋友的詩稿。邊連寶也號隨園，故其與袁子才並稱為「南北二隨園」，他的詩稿當然稀見難得。

本圖錄中收錄了靳宗傑所撰《近代雕版印刷重鎮――泊頭》，由這篇文章讓我了解到，泊鎮也曾是雕版書坊聚集之地，而靳宗傑列出了當地的印刷堂號達十三家之多，該圖錄中也收錄了泊鎮所刻之書，雖然這些版本不足以稱為珍善，然而從印刷史角度而言，確是難得的史料。

我自引其文的原因，倒並不是為了偷懶，這是因為我收到本圖錄後，發現序言中有不少的改動。當然這樣改動之後，顯然比我原序要豐滿了許多，不知道這是何人所為，但我也要在此感謝這位幕後的英雄。而其改動者，主要是涉及到了以上的三個段落。看來，這位幕後英雄對版本也頗為熟悉，至少我讀來未曾感覺到用詞上的牴牾。

無論怎麼說，這本圖錄惠我以新的觀念，讓我從中了解到不同的藏書人有著怎樣的藏書理念。而這些愛書人又將自己的理念付諸行動，用藏書來構建自己的價值觀。這樣的經驗，豈止是他山之石。

《中國書房》第二輯，劉大石主編。《中國書房》第三輯，許石如主編。

約兩年前，故宮博物院王亞民院長跟我說，他的朋友許石如創辦了一份以書代刊的出版物，名叫《中國書房》。該書的主旨如其名稱，就是專門寫歷代的書房。而許先生早就知道我在尋訪古代藏書樓，所以希望與我聯繫，商量這方面的事情。

十幾年前，我曾陸續尋訪了一百四十多個古代藏書樓，而後結集出版為《書樓尋蹤》。我想許先生應該就是看到該書，而欲與我聯繫者。對於古代的藏書樓，我的確有著偏執的愛。這麼多年來，對於書樓的尋訪始終不能放下，如今有人願意出版這類的刊物，那他當然可以成為朋友，於是我撥通了許石如的電話。

從電話中了解到，許先生為石家莊人，而我的《書樓尋蹤》也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者，這也算是一種緣份。於是在許先生的邀請下，我前往他在北京高碑店的公司。高碑店處在北京的東四環外，如今成了仿古建築區域。我在一間典雅的書房內，不但見到了許石如，也看到了他的合作夥伴劉大石先生，以及另外一些朋友。許先生為人坦誠而直率，他講述了自己創辦此刊的想法。我在這裡翻看到了《中國書房》的創刊號，這是厚厚的一本大書，竟有三百個頁碼，大十六開全彩印刷，尤其書內的配圖，照片拍攝得極為專業，令我大感艷羨。我問許先生是否請了專業的攝影師，許先生笑稱，這只是他們幾位分別到各地拍攝者。這句話聽來令我何等氣餒。

許先生也提到，希望能夠拍我的書房，但我覺得《中國書房》這樣的高端雜誌更應當先去拍攝古人的書房，由古及今才是正統的順序，許先生也贊同我的意見。他想聽聞我的建議，我馬上想到了嘉業堂，在我的心目中，嘉業堂堪稱留存至今規模最大的私家藏書樓。在我的介紹下，本刊的團隊就拍攝了這座書樓，而我在《中國書房》的第二輯中，就看到了這組文章。當然，我仍然感嘆於文內所配插圖的精彩，尤其那一池殘荷，可謂大符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晚年的心境。

《中國書房》的編排方式是每一輯有幾個主題，第二輯的主題除了嘉業堂，還有馬一浮先生。這組文章同樣編輯得很精彩，恰好馬一浮在西湖邊的舊居我也曾探訪過，我在那裡的圖書館內還見到了龔鵬程先生的書法作品。而同樣本組文章也有《中國書房》對龔先生的採訪之文，細讀這篇對話，我感慨於龔鵬程先生看問題的客觀。當記者問到馬一浮未能躲過十年浩劫這個問題時，龔鵬程說了這樣一段話：「他那些政治上的趣聞逸事，我不是很相信。至於他晚年的遭遇，我認為一個人在歷史上，主要看他活著的意義。如果按照這個來說，一株好蘭花，曾經香氣芬馥，但是現在土壤改變了，所以它不能再長了，那麼我們去討論他後面怎麼就枯萎了，後面為什麼沒香氣，其實過於苛求。所以說，蘭花芬芳過了，感動了什麼樣的人，這就是他的價值，足夠了。」講得很有道理。

該刊的第三輯，首先談到了擔當和尚，這也是我感興趣的話題，擔當的書因為焚毀的原因流傳稀少，我至今也未能得到，只能翻閱該文，聊慰私慕之情。本輯中還有一篇專寫墨的文章，這類文章當然也契合我心，而其所談恰是我所不了解的部分，這也正是翻卷有益之處吧。

《新聞出版博物館》總第三十一期

大概在兩年前，我捐贈了一些木版刷印之書給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院領導對此頗為重視，特意擇時為我與另外兩位捐贈者舉辦了儀式。在那個儀式上，我得以認識新聞出版博物館副館長上官消波先生，以及該館的王草倩老師，王老師告訴我，她們館辦有《新聞出版博物館》雜誌，此後不久我就收到了該刊。

翻閱該書，使我感覺到這正是自己需要的雜誌。該刊內容大多數與出版印刷有關，比如這次收到的總第三十一期，其中有上海圖書館張偉先生寫的《晚清民國石印業的發端與拓展》，這篇文章首先介紹了石印術的發明過程以及遞傳到中國的情況：

至遲於19世紀20年代末，石印術開始影響中國。最初是一些外國傳教士們（如馬禮遜、麥都思等）在新加坡和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馬六甲、中國澳門等地印刷了大量主要和宗教有關的書籍和單頁，其中有部分是石印或鉛印、石印混合印刷物。

雖然說，對於石印術的發明有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張偉的這篇文章卻讓我得到了一些新的資訊，尤其讓我感興趣者，是文中談到了混印本的問題：

墨海書館1848年出版的《天帝宗旨論》就是這樣一本混合印刷出版物，而且是難得一見的集雕印、鉛印和石印為一體的混合套印本。此書尺寸13.7×18.1cm 。封面書名《天帝宗旨論》為雕版印刷，字上木紋尚在。內文為鉛活字排印（1876年費城目錄上寫「type」），但書頁整體感覺很不協調，具體表現為字體大小不一，顏色深淺不一，可見墨海書館早期印刷設備很不完善，整套鉛字很可能是由幾付不同鉛字拼湊而成；另外鉛字數量也不足，幾乎每頁都可見一個或幾個手寫字，非常醒目，如：第2頁、第3頁的愚、清、淡等字，當為用石印套排。還有一個現象也比較有意思，如21頁上有9個「靠」字，其中5個用鉛字排印，4個用手寫體石印套印，可見墨海書局當時使用的這副鉛字只有5個「靠」字，超出5個就只能用手寫石印套印了。

對於混印本，我已留意多年，至今陸續收到了幾十種之多，然而相應的研究論文卻頗難看到，而張偉在此文中，用其中的一個字來推論混印本中的某個鉛字僅備了五枚同樣的字，若遇到同一頁面缺字的情況，則是用手寫體石印來套印，這種論證方法乃是我第一次讀到。

本期中有一組主題文章乃是關於世界書局，該書局到2017年就有了百年歷史，上海圖書館組織了專題研討會。巧合的是兩個月前，我剛到紹興去探訪了世界書局主人沈知方祖上沈復粲的藏書樓舊址。沈復粲創建有鳴野山房，又經營書業，這個基因傳給了他的後代。在上世紀20年代初，沈復粲的後人沈知方在上海創辦了世界書局，該書局的影響力僅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之後，因此上海舉辦這樣的紀念活動當然大有意義，而我從這些相關的文章中，也得到了更多的資訊。

更為巧合的是，這組文章中有劉冰先生所寫《兩代人的書局緣》一文，我所說的巧合，乃是前面提到的給復旦古籍保護研究院提供捐贈的另外兩人，其中一位就是劉冰先生。劉先生的父親劉雅農在1947年被世界書局總經理劉鴻球聘為世界書局台灣分局經理，而劉冰先生也是用大半生精力從事出版業，並且在美國創辦了長青書局。

在復旦的那場捐贈會上，我有幸認識上官消波，當時在場者就有劉冰先生，而今我又在該雜誌中與他們兩位相遇，這也正是緣份所在吧。

《最上雲音法匯》，周叔迦輯

前一段周啟晉先生告訴我，他正在纂輯至德周氏全書，這當然是個龐大的工程，我在電話中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故而啟晉先生約我一見。他給我看了該書的印樣，以及近一階段他用特殊雕版形式製作的袁寒雲手書宋本書目。從這些印樣上均可看出啟晉先生在這方面做了許多事，他還告訴我說，周家後人正在集資，以便整修周馥的墓道以及路兩邊的綠化等等。

距上次相見到今日，我們已有幾年未曾謀面，他認為我胖了不少，而我卻看到他未曾有絲毫的變化，他說自己也並不鍛煉，看來心理年輕才是保持青春的最重要因素。

此次相見，啟晉先生送給我兩本書，其中之一則是這一套三本的《最上雲音法匯》。他在該書的扉頁上給我寫下了如下一段話：「此書是先祖父叔迦先生百年冥壽時自印本，未公開發行。先父手編。不覺又過了近二十年。」即此可知，該書之珍罕。該書的前扉頁上印著「周叔迦居士百年誕辰紀念」的字樣，而本書以繁體豎排形式精心製作，堪稱是很好的一部紀念物。

關於周叔迦先生對佛教上的貢獻，當然用不著我在此置喙，而我在寫《覓宗記》一書時，也多有參閱他的相關著述。啟晉先生告訴我，周叔迦當年對他管教很嚴，跟他從來都是不苟顏笑，但對其他的孩子卻慈祥有加，啟晉先生還稱，祖父對自己的父親也同樣很嚴厲，從不見有笑臉。啟晉認為，大家庭就是要講規矩，他為社會培養有用人才的同時，其實也缺乏溫情，而這一點令啟晉先生刻骨銘心。

此次聊天，最令我寬慰的一件事乃是啟晉先生告訴我，學書法的確需要天份。他給我講述了年幼時的故事。他說家中原本有家庭老師，此老師同時教周家三位子弟，所下的工夫相同，然而其中一位卻無論如何也寫不好，以至於每天交上的作業，老師看後都會向他伸伸腳，其潛台詞是說，這簡直是用腳寫的。我也從小練過字，幼年之時也上過書法課，我記得每次上這樣的課都需要從家中自帶筆墨，而我時常會弄得書包上、衣服上到處是墨汁。雖然貌似勤勉，練字也算勤奮，但終究未能窺得門徑。為這件事我已沮喪了幾十年，而今聽到啟晉先生的這個故事，真可稱得上是大慰我心。原來是上天吝嗇，這就不能怪我了。白居易說：「天生麗質難自棄」，我既然具備了不會寫毛筆字這個麗質，那就不為難自己了。

《紹良書話》，周紹良著

此書亦是周啟晉先生所贈，他在該書的扉頁題事中說道：「此書是先父辭世後，我親自編輯的，特製精裝毛邊本一百冊。」

其實，周紹良的這部大作我早就拜讀過，而今啟晉先生送我這樣的特裝本，依然令我感到驚喜。返回之後，翻看這部書，真可謂常看常新。以往我更多的是關注書中的內容，本書所收周紹良先生之文，根據題材的不同分為幾個部分。由此可見，周紹良先生學問是何等之廣博。

其第一部分是專談紅學，因為特殊的原因，周紹良先生所藏紅學之書在十幾年間，有少量出現在中國書店的拍賣會中，而我也買得了其中的數種。其中有一部《紅樓夢》鈔本，裡面有周紹良先生上萬字的批校，此為我所得到、或我所見過的紹良先生所批最多之書。

以往翻看此書，經常會關注紹良先生對某一書的研究，而今再得此書，我則留意到本書有三篇序言。第一篇為白化文先生所作，白先生稱在1975年左右為了學習敦煌變文，他拜周紹良先生為師。我與白化文先生相識有年，每次聽他談話時，只要提到周紹良先生，他都會有一種本能的崇敬，他這種敬重老師的神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白化文在《紹良書話》的序言中，抄錄了紹良先生去世後，他所寫的一幅輓聯：

卅載薰陶，才獲片羽支鱗，小子敢雲門下長；

等身著述，遍及外書內典，先生不愧大師名！

白先生這幅輓聯的上聯概括了他為周門弟子之事，下聯則概述了周紹良先生學問之廣博，在這篇序言中，白先生還談到了這樣一件事：

據我所知，老師家中原本積存明清以來各種各樣的通俗小說等類書籍甚多，後來半送半讓給天津市圖書館。這批材料，解放前不當一回事的，許多大型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都不收此類書籍，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解放前就不收藏武俠小說，北京圖書館所收也不多。只有通俗圖書館如現在的首都圖書館才大量收藏與借閱。解放後，特別是經過「文革」，此種書籍稀如星鳳矣。北方的圖書館的收藏，除了首都圖書館，我看就屬於天津圖書館這批周家舊藏了。天津市圖書館編有目錄，但知者甚少，我建議附印在咱們編的這本書的後面，對於俗文學研究者與各方面人士會很有用。

巧合的是，我與周啟晉先生見面時，也聊到了這個話題。啟晉先生說，他幾次跟天津圖書館善本部主任李國慶先生聊到這件事，李主任告訴他，周紹良舊藏的這批小說，在庫內並非打散，仍然集中在一起。也正因為如此，啟晉先生準備找人來對這批小說重新整理。雖然說，《紹良書話》的後面附錄了天津圖書館藏的這批小說目錄，然目錄所編太過簡單，無法揭示該批小說的內在價值所在。這當然是個好的想法，而啟晉先生準備將此編成目錄的形式，這樣更利於相關學者對這批小說有直觀的認識。

關於周紹良為什麼會藏這樣一批通俗小說，舒蕪先生在本書的序言中也提到了這個疑問：「他的伯父叔弢先生是藏書大家，本書話第七類就收錄有《記名藏書家周叔弢》一文，藏書也是周氏家學，但紹良藏書上卻沒有請叔弢先生作過題跋。有人問起，紹良說，他哪裡看得上我這些東西。的確，紹良藏書有一個特色，就是異端特色。」

確如舒蕪先生所言，周紹良所藏的這些書如果以傳統藏書家的觀念來看，的確難入法眼，而紹良先生在這方面的收藏，又是其精力所聚，為什麼會這樣呢？舒蕪在序言中也提到了：

紹良尊公叔迦先生是佛學大家，紹良晚年襄助趙朴初先生為中國佛教協會的重要領導人，是繼承了家學，但這本書話七大類中「宗教典籍」一類為多，而其中又以「民間宗教典籍」為最多，這又不僅是家學繼承，而且得新的開拓，是其異端特色突出體現。

對於這之間的疑問，舒蕪認為這是關涉到「中國學術的正統和異端的關係」，接下來舒蕪在序言中論述了學術文化正統是政治專制的產物。他從周室東遷講起，因為禮崩樂壞，而產生了先秦的百家爭鳴，之後又聊到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統。他一路講下來，又談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正統的運動，而後他又提到了「文革」，他認為「文革」徹底背叛了「五四」道路，經過這樣一番疏理，舒蕪接著講到：「紹良出身簪纓詩禮名家，少年時所受教育完全正統，他卻走了非正統、求異端之路。上面說的，這本書話篇數最多一類是民間宗教類，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應該怎樣評價周紹良先生致力於通俗文獻的搜集這件事，舒蕪的態度是：

一個民族的文化，總是金字塔式的結構，無論塔頂怎樣高入雲霄，廣大底部才是基礎。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化，要看它的塔頂，更要看它的廣大底部，才能看到真相。這可以叫做「向低處廣處看」的方法，是異端的方法，也是科學的方法。昔日魯迅論「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知堂研究日本文化多年，終於覺悟到走了冤枉路，看出神道教才是日本文化真正的根柢，都是成功地運用了「向低處看廣處看」的方法。

《紹良書話》的第三篇序言乃是出自辛德勇先生之手，辛先生是學問名家，同時也是藏書名家，所以他的論述當然會提及藏書與用書的觀念問題。我尤其喜歡讀他在序言中所論述的「書話」這個概念：

晚近以來，通行把專門講舊書的文章，稱作「書話」，這大概是從古代的詩話、詞話移植過來的用法。詩話和詞話是以詩詞鑒賞為主體，書話的內容，則要豐富很多。雖然品味鑒賞書籍同樣也是書話的主流，但單純表述這方面內容的書話，只是眾多書話類型當中的一種。除了品味鑒賞之外，書話的內容，至少還包括有考述文獻的版本源流與闡釋典籍的文獻價值這兩大方面。

辛德勇的這種論述方式可謂異與前人，他認為書話來源於詩話或詞話，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思路。接下來，他又將書話作了兩分法：

假若按照作者的屬性來區分，或許也可以將書話劃分成為文人書話和學者書話兩大類型。二者相對而言，文人書話，意在表露情趣，因而側重品味鑒賞，寫好這類書話，難度主要在於文筆；學者書話，意在敘說知識，因而側重考述版本源流，或是闡釋文獻內涵的意蘊，寫好這類書話，難度首先在於學識。

既然如此，那麼紹良先生的這本書話集應該歸在哪一類呢？辛先生給出的答案是：

紹良先生這本書是學者的書話，而且是大學者的書話。這本書話集包括有「紅學」、古墨、話本、小說、戲曲、唱本、佛經、佛像、民間宗教、占卜、飲食、物價等等眾多知識領域的內容，既博且通。即使是在同輩博學的學者當中，似乎也再沒有其他什麼人，能夠觸及如此廣泛的範圍，並做出這樣具體的論述；至於我輩後來者，學養先天不足，大多只能勉勉強強地去走某一領域「專家」的路數，像這樣廣博的局面，實在可望而不可及。

如此說來，紹良先生的書話乃是標準的學者書話。那麼，學者書話與文人書話相比，哪一個更具可讀性呢？顯然這種問法近似於二律悖反。而辛先生在該序中卻巧妙得化解這種矛盾於無形：「以文詞優長著稱的當代大藏書家黃裳先生，在論述清代版刻形式時曾經比喻說，軟體寫刻本美則美矣，但看多了，便猶如吃多了奶油食品而使人發膩。若是以清代的版刻形式來作比喻，晚明小品式的筆法，便頗近似於軟體寫刻本書籍；而我讀紹良先生的文章，似即在若觀賞上乘方體寫刻本，更耐人品味，借用黃裳先生講版刻的話來形容，其精雅的氣息，疏朗的格局，所傳遞給人的愉悅，實際是要超出於軟體寫刻本之上的。」

正如辛德勇先生所言，紹良先生的這部書，真是大學者的書話，他涉及的範圍太廣，翻閱這本書，有如山蔭道上，目不睱接，令我輩徒有望洋之嘆。

《繪本之力》，（日）河合隼雄、松居直、柳田邦男著朱自強譯

2018年1月9號至12號，北京召開了圖書訂貨會。在此期間，我見到了多位舊友新朋，其中一位就是黃婧老師。在見面前，我已經有了心理預期：她肯定會給我洗腦，讓我再回到兒童時代。見面後，果不其然，她給我帶來了幾部兒童繪本，而後打開其中一冊，繪聲繪色、字正腔圓的給我講幼兒故事。她告訴我說，這本書的閱讀對象是五到八歲，但我聽講時的思維能力，自我感覺應該在五歲之下。這真是一種心理催眠術，我只要聽到黃婧講故事，就能瞬間返老還童。

本次她所贈我之書有兩部印象深刻，其中之一就是這部《繪本之力》。黃婧跟我說，這部書寫得有點深，我只挑能看懂的部分看即可。看來她已經了解到了我的智力水準，但我翻閱該書時，還是從中有了一些收穫。比如本書作者之一河合隼雄，是一位日本著名的臨床心理學家，他研究榮格心理學，成為了日本第一位取得榮格學派分析家的資格。而這樣的一位著名心理學家，他在該書中說了這樣的一番話：

繪本實在是神奇的東西。從零歲到一百歲的人都能從中獲得樂趣。即使是小小的、或薄薄一本書，裡面所包含的內容都極為深廣。只要看過一次，它就會一直留在記憶中，如果被偶然想起，就會使人心神搖蕩。而且，繪本還具有一種共通性，那就是即使是在文化上存在差異的地方，它也可以毫無排斥地被接受。繪本的神奇之處數之不盡，但僅憑這幾點，就可以知道繪本這種書籍蘊藏著豐富的可能性。

這段話讀來大感愜意，我一直羞愧於自己那長不大的兒童心理，因為我聽黃婧講述童話故事時，確實是身心集於一端。而河合隼雄的這段話可以印證，繪本不僅是給小孩子看的，即便是成人，或者是暮年的老人，依然能從繪本中得到樂趣。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閱讀者本人能不能拋開年齡上的心理暗示。河合隼雄在書中又說了這樣一番話：

繪本是與人類心靈的深層聯繫最為深入的，所以，我們那些從事臨床心理工作的夥伴，喜歡繪本的人特別多。所以，前來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常常帶來自己喜歡的繪本。這是名副其實地與心靈的問題相關。形象本身就包含著故事，加上人類心靈的深處，在很多情況下無法用事實來訴說，所以，只能講述故事，只能依靠形象。在這一點上，我也認為大人閱讀繪本具有重大的意義。

為什麼繪本能夠給人以這樣的吸引力呢？柳田邦男的說法最為奇特：

繪本的趣味性在於，它的畫是非常超現實的。雖說是超現實，但又與超現實主義有些不同，這是很有意思的。大人和孩子都並不覺得是超現實的，而是自然地予以接受，繪本就是這種畫。繪本在描繪從前的故事時是這樣，現代的創作繪本也是這樣。其中也有真正的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畫，這又有其特有的趣味。

原來，繪本吸引人的原因，乃是因為它的超現實。現實的骨感會喪失人對美好的想像力，而繪本有如阿芙蓉般讓人脫離現實之苦，令精神遨遊於超現實的天堂之中。如此說來，繪本有可能成為寬慰人浮躁心情的一味良藥。

黃婧告訴我，繪本引入中國也就近十年的事情，而這類出版物在國外已經十分發達。這樣論起來，繪本可謂前程無限，為此也激發了我一試身手的慾望，然而瞬間又讓我想到了自己在藝術鑒賞力上的缺乏，但不會寫字，不等於不會編故事，沒有試過怎麼能認定自己不行呢？這有如不切實際的理想，萬一實現了呢？

《藏書的樂趣》，（德）烏爾夫·D·馮·盧修斯著陳瑛譯

此書也是黃婧送給我者。她在該書的扉頁上寫了這樣一段話：「《藏書的樂趣》是一本對我影響頗大的書。也可以說，說這本書領著我慢慢踏入了做書編書的領域中。它雖然談歐美西方的書，但把書中的美和樂趣用經驗、故事的方式，呈現在了讀者面前。受它的啟發，我拜訪了巴黎上百家書店，由此又開始了一段書店之旅。瞧，最後從法國回到國內時，便遇見了一本更了不起的《古書之美》。因書結緣，因書開啟一段不一樣的人生之旅，真是一件格外美好的事兒！」

原來，黃婧老師也有著尋訪書店的愛好，她在聊天時還告訴我，她很想把西方的有特色的獨立書店介紹到中國來，為此她還在網上聯絡了一位插畫師，兩人共同在巴黎採訪了一些舊書店主，可惜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這部書最終未能完成。然而，她對書店之愛卻並未消解，以至於回國後看到了《古書之美》，正因為這部書，才使我們相識，並讓我聽到了那麼多的童話。

但是，她送給我的這部《藏書的樂趣》卻不是童話。這部書我前後買過好幾本，每次翻閱都會有新的收穫，這不止是眼界問題，更多者我覺得是心境的變化。比如該書目錄之後，有一幅整頁的黑白照片，這張照片是一間西式的寬大書房，書房主人躺在軟軟的沙發上，手裡拿著一份報紙，因為拍攝角度的問題，我看不清他是閉著眼，還是在仰望自己的書架，但無論哪一種，都讓人感到無比的愜意與舒適。

然而，盧修斯的這部書，從哪個角度讀來，都不能給人以如此之愜意。我覺得這位盧修斯不但懂書，他還是一位理智之人，將這兩種性格集於一身，就很容易形成一種冷酷的客觀。他能拋開現象直奔主題，有些話讓愛書人聽來大感受用，還有一些論調，雖然明知他的所言是事實，但卻是真實的殘酷。

從好的角度來看，盧修斯認為愛書之人就要大膽的去愛，用不著去尋覓別人聽得懂的借口。他在序言中說道：「私人藏書家毋須在任何人面前為自己的任何行為辯護，只要他能擺脫流行的藏書樣板和模式的束縛，不強迫自己去適應它們，他的活動空間就是完全自由的。藏書家逐步建立了自己軌道之後，就能得到真正的滿足，這種軌道也不是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而是在前進中形成的，驀然回首時，藏書家才會認清他自己的軌道。」

既然藏書如此的令人陶醉其中，那為什麼很多人卻難以走入這個行列呢？盧修斯認為：「所以，借用一句久經考驗普通有效的格言來說，藏書伊始需要的不是大決心，而是小行動。只有在行動中，道路的方向才會漸漸地明朗起來。有些自豪的藏書家在回首往事時，發現所謂始終不渝的志向，其實也就是從微乎其微的知識準備開始，堅持不懈地在迷霧中摸索前進。」

那麼藏書的價值應當如何來表述呢？盧修斯在這裡引用了著名的畫廊主持人阿道夫·里希特瓦爾克說過的兩段話：「藏書活動勝過一切教育手段，因為它能增強我們的感覺、智力和心靈的力量，從而使得起初的狹隘的佔有快感得到無限的升華。」「經驗表明，一個人一旦開始在某個領域裡進行收藏，他就會感覺到他的心靈起了變化，他變得更快樂了，內心充滿了深切的關懷，並且能以開明的態度理解世界上的萬事萬物。」

人生在世，最大的目的應該就是追求快樂，既然收藏能夠給人帶來這麼大的快樂，為什麼還要拒絕追求這樣的美好呢？當然，追求美好也需要付出代價，而這個代價的主體，應該就是金錢。但盧修斯不這麼認為：

當國王問特利沃爾齊奧元帥發動戰爭最需要什麼時，元帥答道，最需要三件東西，錢、錢、錢。但是收藏不然，首要的並不是錢，我也想並不十分正式地歸納出三樣收藏所需的不同的「Ge」來：耐心、記憶力、金錢，其中前兩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補足後者的不足。

看來能夠將一件事情長期的做下去，乃是收藏的第一要義，然而盧修斯把記憶力列在第二位，這一點我並不能夠完全理解。以我的想像，搞收藏當然需要博聞強識，只有如此，才能練出來一幅火眼金睛，以此辨別真偽良窳。而第三點則需要有錢，能夠買得起它。

對於這第三點，盧修斯在文中舉到一個實例，那就是紐約收藏家岡茨的故事。岡茨夫婦並不是巨富，然而他們的藏品在1998年卻拍出了兩億美元的價格。而佳士得拍賣行在拍賣通告中說了很長一段話，其中有幾句道出了收藏的真諦：

積累不等於收藏，毫無意義的堆積是沒有價值的。大收藏家總是從認知意義的角度安排他的藏品，試圖通過出人意外的組合加強整體效果，在看似零散的物品間建立某種關聯，往往以標新立異的構成挑戰精神的眼睛。

既然如此，那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問題。比如說，收藏一些普通之物，是否也能夠有很高的成就？盧修斯在文中舉出了收藏橙子包裝紙的人，而我在現實中卻知道不少人喜歡收集糖紙、可口可樂易拉罐等，這樣的收藏有沒有價值呢？盧修斯給出的答案是：

成功的收藏更多地取決於行動的決絕和藏品的豐富精鍊，而不是取決於主題和藏品的「重要性」。

藏書者經常會困憂於一句提問：「你買這些書都看過嗎？」對於這樣的問法，很多愛書人都覺得憤怒，但沒有找出最恰當的應對語言，而盧修斯在本書中的一段話，可謂這種問法的理性回答：

物品被人收藏後就脫離了原來的用途，而進入一個新的環境。書也一樣，雖然書的「真正」功能――可讀性――始終保持不變，但是它的收藏價值越高，這個功能就越靠後，而躍居首位的是它作為實物、作為歷史與美學的見證的功能。

雖然這位盧修斯在本書中講到了這麼多愛書人大感愜意的話，但如前所言，他也會引用一些所謂學者的冷靜觀點，比如他在書中引用了美國精神病醫生沃納·閔斯特貝格的一種論調，此人稱「這種強烈的需求根源在於早期的被遺棄感」，他的這句話我當然會抱以強烈的反對：難道這麼多的愛書人都是被遺棄而產生的結果？而接下來，這位精神病醫生又說：

藏品其實是一個自戀情緒受到傷害的人用來重建或加強自信的輔助手段，看來這條規律能使許多收藏家潛意識中模模糊糊的情趣盎然的記憶片斷重新浮上意識層，許多在局外人看來顯得稀奇古怪的行為也變得容易理解了……每個收藏家都有一雙飢餓的眼睛。

他的這些說法怎能令愛書人贊同？但是，管他說得對和不對呢，先反對完再說吧。

藏書家韋力的古書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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