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書，信運氣——讀書人和運氣
春天不是讀書天
陶行知
在這份信的開頭很有意思。曾國藩的四弟覺得在家門口學習，日常瑣事太多過於嘈雜、分散心神；想要外出求學，無牽無掛、孤身一人，清凈自在。
就和我們今天一樣，家中讀書太過吵鬧，總是覺得在一個溫暖的午後、坐在咖啡館裡讀書有意境；或者覺得在圖書館，四周靜悄悄的環境里，更容易沉浸學習之中；覺得氣候不好、環境不好，都不適合讀書學習；正應了那首打油詩所調侃的：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天氣爽盡情耍，嚴冬難耐望來年。
曾國藩則說：如果發憤圖強，那麼荒郊野外、砍柴放牛、熱鬧場里都可以讀書，若不能發奮努力，就算你在清凈之鄉、神仙之境，你還是沒心思讀書。讀不讀書，不取決於環境，取決於心境，何必擇地，何必擇時？從這一點就能看出，一個人對自己意志的信心。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 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凈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 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國藩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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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個話癆。他的家書里，家長里短、事無巨細、面面俱到，他自己也對弟弟們坦承：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他自己也意識到，話癆惹人煩，於是寫道：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莞爾就自我開解說，人都有各自的性情，你老哥我的性情就是話癆。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何止是烽火天，就是平常時候，沒有微信、陌陌、電話、簡訊，家書成了遠在京城為官的曾國藩與自己父母親友之間唯一的紐帶。然而詭異的是，當交流溝通的手段越發便捷的時候，人們卻漸漸關上了交流的大門，在外的遊子，越來越像那隻旅行的青蛙，一旦遠離家門，除了固定的「爸，打錢」的電話，就再也聽不到絲毫訊息。
曾國藩年紀輕輕便科場得意、官場得志，六歲讀書，二十八歲便中了進士，雖然後來左宗棠譏諷他「賜同進士出身」，但老左本人卻只是舉人出身，一生抱憾，功成名就之後還念念不忘，西征新疆平叛之前，非要撂挑子去京城再參加科舉，讓恭親王苦笑不得，足以見進士含金量之高。
曾國藩的四個弟弟，曾國潢、曾國華、曾國荃、曾國葆胸懷壯志，卻在科場屢試不第。就如同今天，一家之中大哥考上了清華北大，而幾個弟弟連一本線的分數都沒有過。同為一母所生，智商並無差異，為何有這樣的懸殊，失望之下，難免會有運氣不好的牢騷，古人稱之為「數奇」，也就是命數不好。
古人講「長兄如父」，作為長兄的曾國藩，在家信中，念茲在茲的便是對弟弟們的教導，這既是話癆的本性使然，也是一位長兄的責任和義務。寄託著對一母同胞的厚望，也凝結著曾國藩人生閱歷所走過的彎路、積攢的智慧。
面對弟弟的牢騷，曾國藩會如何回應？「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為然」，曾國藩本人早年秉承一個儒家信徒「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信仰，他說：「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也說「我平日最不信風水。」然而當在千年未有的變局裡，在命運的肆意撥弄之前，總會想抓住點什麼，總想確定點什麼，那麼就算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抓不住，人也會在無力感和不確定的驅動下，回歸到神秘主義的文化傳統。越到晚年，曾國藩越信命理風水一說，對父母墳墓的選擇便極為講究風水，乃至行軍打仗也要算上一卦，晚年回首一生沉浮，老頭悠悠嘆了口氣「不信書，信運氣」，並要刻在自己的墓碑之上。
我不忍心去指責老頭，卻是佩服他的坦誠，一個終身奉行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學的讀書人，以「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儒家剛勁勇猛吹響了人生的衝鋒號，在人心叵測、波詭雲譎的世界裡度過半生，人到中年才覺悟天下許多事非人力所可為，皈依了「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黃老之學，臨近晚年，回望來路，少年時的橫衝直撞，與這個世界的不妥協，多半會讓自己驚得渾身大汗，倘若運氣再差些，人生就不是九死一生，而是十死十生了，「不信書，信運氣」，並不虛偽，他是一個坦誠如一的人。
只不過，曾國藩的弟弟和我們一樣，人生剛剛起航，還不到鳴金收兵之時，寫這份信時的曾國藩，也正是揚起了儒家信仰的風帆，吹響了要「賭乾坤於俄頃」的衝鋒號之際，他對自己的弟弟，正使用他所信奉的儒家信條去鼓舞激勵一番。
曾國藩在信中，闡釋了儒家關於「讀書人」的定義。什麼叫讀書人？讀書人不是一個用來謀生的職業，也不是為了做官的敲門磚，也不只是學識才能的要求。在傳統儒家的觀念中，以民胞物與為最高價值追求，重視修己，通過內在的自身道德修養和學識培養，實現「內聖」，進而由內及外，兼濟天下，成就「外王」之業，秉承並踐行「三綱八目」」信條，方可稱之為讀書人。不可否認，即使在儒家社會中，不少人仍然只是把讀書的目的作為做官謀利的跳板，因此他們把通過科舉作為人生的最高奮鬥目標；范進我們都不陌生，曾國藩將之稱為「牧豬奴」。無論是對自己的期許還是對弟弟們的期待，都不是「牧豬奴」。
那麼曾國藩對弟弟的期許是什麼？做一個真正的儒家讀書人，自己的命數不好，考不上舉人儘是那又如何呢？曾國藩說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斥得失，貴賤毀譽，這些對於一個君子來說，都不值得憂慮。
真正值得擔憂的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憂之」；換言之，擔憂的是道之不行，是天下人的運氣不好。這樣的文字，這樣的志向，是何等的氣魄，讀起來是何等的激蕩胸懷！
當然，並不是說我們不去考慮現實生活，活在縹緲的理想之中，只是，當我們斤斤計較於一時一事的得失，抱怨於當下的運氣之時，不妨讀一讀這些文字，用來擴充自己的格局。每個人又要有自己的詩和遠方，不然無法直面慘淡的現實。
既然讀書人的價值是追求內聖外王，那麼具體的實現路徑是什麼呢？也就是《大學》里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曾國藩認為，「八目」中可以下功夫具體實踐操作的，是格物和誠意。
在傳統儒家看來，萬事萬物都有其規律（儒家稱之為本末，也就是有源頭有終點），所謂的「格」便是研究，物，便是事情的本末，「八目」第一便是格物，研究事物的特性，掌握事物的規律和本質，窮其理也，這是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所必備的基本能力。
不同於現代科學的假設驗證，傳統儒家的「格物」側重於社會事務，著重強調從「物」的身上，獲取君子立身行道、修齊治平的智慧，這就難免有牽強附會之意，王陽明格竹子的故事，我們都不陌生，以研究社會事務的方式和方法去牽強附會自然之物，難免一無所獲、大病一場。
但是這並不妨礙，「格物」這一方法，對於個人修養信心、砥礪淬鍊有著巨大的價值和意義。曾國藩所講，天地萬物、日用常行之事，都是「格」的對象，我們生活里日常遇到大量的繁瑣性的事物，大量看起來並無關聯的現象，以「格物」的態度去認識和分析，會發現其中總是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如何區分有心人還是無心人，就看有沒有留意到這些細微平常之事，有沒有去多想一想這些細微平常之事背後的深意。尤其對於機關工作的公務員朋友而言，領導也好、同事也罷，看似無心的一句玩笑，一個舉動，背後又在傳遞什麼樣的信息？當然了，這是對「格物」的庸俗層面的理解，上升到更高層面，研究推動一項工作，不就得抱著「格物」的態度去把握事物規律嗎？
格物和誠意的關係又是什麼？用曾國藩的話來講：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知一句便行一句。通俗點說，格物是「知道」，而誠意則是「行道」，格物誠意，是知行合一的過程。
欺人容易、自欺難；不欺人還談不上誠意，頂多算是在法律、道德、輿論壓力之下遵守社會運行基本道德；身處暗室、四周無人，你還一如本初，這是發自內心的把規矩標準內化於心，君子慎獨、不欺暗室，不自欺才算是誠意。
知道並不難，難得的是做到，知道而做不到，那就是口言善身行惡的兩面人；做到自己知道的道理，這就是不自欺，這樣才算是誠意，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誠意。
曾國藩最為推崇的格物誠意的方法，便是記日記。這一方法是他從理學大師倭仁那裡學來的。不同於流水賬式樣的日記，理學大師修養自身的日記則是突出問題導向，聚焦於「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著重於從靈魂深處進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無論是後來延安整風、wg期間的靈魂深處鬧革命，還是時至今日的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對照檢查材料，其實是有著中國文化傳承的。曾國藩終身奉行此種方法，以一種嚴苛的聖賢標準去審視自，最終憑藉著湖南人的霸蠻之氣實現了對自我的改造。
這一方法對我們今天來說也不過時，炒股的朋友都知道「復盤」這一概念，我們當然不需要也沒必要按照曾國藩奉行的聖賢的標準在日記對自我進行警醒，但是人生也需要復盤，定時定期進行梳理，總結教訓、提煉經驗，會讓以後的路走得更為順暢。
從基本的工作方法上來講，任何人投身到任何一個崗位、一種職業，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作日誌，形式可以靈活，哪怕寥寥數句，每晚睡前簡明扼要記錄下一天的工作，那些事情做了，那些事情還沒有做，那些事情做的不好，哪裡做的不好，肯琢磨這些事，願意並且能夠對自己進行格物，無論是工作能力還是個人修養，都會有莫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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