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庫恩：科學發展並不指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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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原文由詹姆斯·A·馬庫姆（James A. Marcum）發表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原標題為《托馬斯·庫恩的顛覆性理論》（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Thomas Kuhn）。
由於譯者能力有限，譯文中不免有疏漏舛誤之處，歡迎留言指出或後台交流。
托馬斯·庫恩（Thomas S.Kuhn）
1922—1996，美國物理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被譽為「二戰後最具影響力的一位以英文寫作的哲學家」（理查德·羅蒂語）。
庫恩於1949年獲物理學博士，後執教於加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任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哲學勞倫斯·洛克菲勒名譽教授（theLaurence Rockefeller Professor Emeritus of linguistics andphilosophy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Technology）。主要著作有：《科學革命的結構》、《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發展中的行星天文學》、《必要的張力》、《黑體理論和量子的不連續性》等。
作者 詹姆斯·A·馬庫姆 翻譯 柳曦
二十世紀後半葉，托馬斯·庫恩對學術和知識界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研究橫跨自然科學、歷史、哲學、藝術甚至貿易領域。但托馬斯·庫恩究竟推崇什麼呢？簡單說來，托馬斯·庫恩使得「範式」及「範式轉換」概念廣為人知。庫恩的「範式」理論是科學家們認可並應用於日常研究活動的一系列謎題、方法、猜想、標準和術語，為人們更好地理解、解釋自然提供極大幫助。然而庫恩的理論卻在無意中對非科學領域產生了影響。比如，賈斯汀·福克斯在2014年《哈佛商業評論》撰文，質疑經濟學是否處於「範式轉換」的邊緣。當然，庫恩的理論也不乏批評者和異議者，那些持異議的學者從各個角度抨擊他的理論，尤其是他對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推崇。
庫恩於1922年7月18日出生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在順利完成學業後，他於1940年被哈佛大學錄取，主攻物理學，194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此後他參與了一系列戰爭相關的研究項目。歐洲勝利日後（即二戰結束。1945年5月8日午夜，納粹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宣告二戰歐洲戰場戰事結束，因此5月8日被稱為「歐洲勝利日」）他回到哈佛開展固態物理學研究，並在1949年獲得博士學位。而此前一年，庫恩在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的贊助下成為哈佛大學的初級研究員，他利用這個機會從物理學轉而著手研究歷史學和科學哲學。1950年，庫恩被任命為講師，講授由科南特設立的個案研究史學，然而1956年他被取消了教職，原因是校委會認為他的學術成果過於通俗，不夠「專業」。
1956年，庫恩接受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職，負責建立一個歷史和科學哲學項目。1961年他被提拔為正教授，但僅限於歷史系。1962年，庫恩撰寫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科學》）作為《國際統一科學百科全書》的最後一部專著出版了，在這本書里，庫恩開始建立範式和科學發展理論。1964年他加入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科學哲學研究項目；1979年離開普林斯頓大學，進入麻省理工語言和哲學系。1991年，庫恩成為榮譽退休教授；1996年7月17日逝世於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
在《科學》一書中，庫恩著重批判邏輯實證主義者提出的一個廣受認可的理論——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知識的積累是漸進且連續的。
他有力地反駁道，認為牛頓力學只不過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種例外情況，這種想法即是明證。對庫恩而言，這兩種理論不可通約，也就是說，這兩個術語和概念是完全無法兼容的。根據庫恩的說法，當牛頓討論質量時，他指的其實是和愛因斯坦完全不同的兩樣東西。與其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科學連續演進過程中的新階段，不如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代表了一種「範式轉換」，他徹底突破了牛頓的力學理論，並引進了一整套全新的標準、謎題以及術語。庫恩同樣駁斥了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實證原則。根據庫恩的觀點，科學術語和概念不是以一種客觀的，不依賴於精神的純粹語言體系發揮作用，相反，科學術語是一些與特定的理論框架相關的指涉和意義。換句話說，理論不能僅僅通過對現象的觀察並進行直接表述而獲得證實；理論框架的建立本身就無可避免地建立在現象觀察的基礎上。因此，沒有任何理論能被徹底證實，無論是從邏輯上或是經驗上。庫恩同樣駁斥了卡爾·波普爾的證偽原則。正如從直接觀察的經驗中得來的證據不足以證明一個理論那般，它同樣不能證偽。
沒有一個理論在預測未來上是完美無缺的；（因此）在指導科學實踐的過程中，只有最適合的理論。根據庫恩的歷史科學發展觀，（今後的）新理論不會殊途同歸地指向真理，相反，它們只會從一個範式轉向另一個範式，而每一個範式都是（應運而生地）指導著當代的科學實踐。
在《科學》中，庫恩發展出一套科學的歷史哲學理論，包含了三個主要的理論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範式科學，在這個階段多種理論範式出於對終極科學的信仰，彼此競爭，當一種共同認可的範式開始指導科學實踐時，社會就開始進入常規科學階段。不幸的是，這些範式並不能和自然現象完美匹配，當出現與範式預測相悖，與客觀現象不符的反常情況時，一旦這種情況持續，就會產生認識危機，從而導致第二個階段出現。社會開始進入非常規科學狀態，期望能有一種科學理論徹底解決這種反常現象。如果一種新的，具有說服力的範式解決了這個危機，那麼學術界就會出現範式轉移或者說科學革命，從而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一種新的常規科學的建立。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這種更迭會在沒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的情況下，無限循環。
庫恩就科學實踐闡述了一些重要觀點。正如上文提及的，不可通約性大概是他最重要的理論。在科學的革命顛覆階段，兩種在內容上完全無法兼容的範式相互競爭，這也意味著，在這兩種範式之間不存在共同參照或基礎。之所以它們無法兼容是因為一種範式解決了另一種範式所造成的危機。所以解決危機的範式怎麼可能和產生危機的範式有共同之處呢？與這個理論相關的還有一種論斷，認為範式轉換並不完全是理性事件：那些轉變範式以解決危機的學界成員，除了憑藉顯見的證據外，一定是「相信」該範式能引領學界步入新的常規科學階段。換句話說，學界成員們是通過此種「信念」發生轉變的，但「信念」——正如庫恩在闡釋不可通約轉換時所強調的那般——並非是反理性的。
庫恩的批評者們從許多方面抨擊他的理論。他們辯稱這種範式理論太模稜兩可，不足以支撐對科學實踐的有力批判分析。此外，在他們看來，庫恩的不可通約理論太過野心勃勃。相互競爭的範式，由於一個需要解決另一個產生的危機，因此在某些方面當然是不兼容的。儘管如此，它們之間還是會有一些「重合部分」，他們駁斥道，否則科學界的成員不可能在範式完全背離的情況下產生任何有效的溝通。最後，庫恩的批評者們宣稱他的觀點導向了相對主義，正如他把科學真理的標準導向了一種特殊的、可變的範式，而非科學家們通過研究調查認識的那個獨立於主觀意識和理論之外的世界。
這種「相對主義」的指控與「非理性主義」指控密切相關，根據庫恩的闡釋，科學界在危機中對新範式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是基於「信念」，並非完全依靠理性。正如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聲稱的，假如庫恩是對的，那麼科學是沿著「暴民心理」而非理性道路前行。此外，由於範式規定了科學實踐和結果預期，因此科學家們會無意識地遵從該範式的規定及預測。另一位批評者，卡爾·波普爾則認為，如果庫恩關於科學發展的闡釋是真的，那麼常規科學家們就不應該為在無知沼澤架設求知橋樑，幫人們鋪設通往真理的道路歡呼雀躍，他們只不過是「應用」科學家，而非「真正」的科學家。
儘管庫恩在一些場合回應了他的批評言論，但他主要是在《科學》修訂版的後記里進行說明的。為了回應「模稜兩可」的指控，他引入了「學科基質」的概念代替「範式」。學科基質代表了多重不同要素，包括象徵性概括、模型和價值觀。這些要素指導著常規科學。而庫恩特別指出的一個要素是「參考範本」。學界的研究人員出於教學或研究目的，將已經解決的難題作為參考範本，而每一種學科基質都有自己的一系列「參考範本」。
為了回應對不可通約性理論的批評，庫恩發展出一個更純熟精密的概念，用以區別局部不可通約性和整體不可通約性。前者指代相互競爭的範式之間存在部分實質性的差異，這種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無法對它們進行理性比較。而整體不可通約性存在於大多數截然不同的範式之內，類似於「哥白尼式革命」（譯者註：即哥白尼的「日心說」與當時普遍流行的「地心說」是截然不同，絕對不可兼容的兩種理論範式）。
庫恩發現關於相對主義的指控十分微妙：他反駁道，一個範式解決了另一個範式產生的危機顯然更適於指導常規科學的工作。至於範式是否是真實的或客觀上正確的，都不在考慮之列。無論從主觀上或客觀上，常規科學家們都不具備驗證科學知識真偽的平台。他們僅僅根據最符合標準的證據與論斷來開展工作。
至於非理性主義的指控，庫恩同意批評者們的說法，認為在對範式進行抉擇時，從理性和經驗出發進行考量是必要的——但僅僅這樣並不夠。他認為價值觀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理論概念的簡潔性和自然法則的簡便性對於相關人員來說總是討喜的：一個理論簡潔的範式總是更吸引人，也因此更可能被採信。個人因素、信仰和社交關係都可能導致一個科學家傾向於某個範式而非另一個。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1日)；
作者：托馬斯·庫恩
儘管庫恩在《科學》的附錄中試圖反駁批評言論，但不久後他自己也產生了範式轉換。1980年代，庫恩改變了《科學》一書中表達的科學的歷史哲學觀，轉而支持進化論。的確，最初在《科學》一書中，他就承認達爾文的進化論能最好地概括他的科學進化理論。他聲稱，正如物種形成是生物進化的目標一樣，科學專業的形成也是科學進化的目標。換言之，科學進化的目標並非真理本身，而是關於自然界的更精緻的闡述方式，特別是就科學專業的不斷衍生而言。對庫恩來說，科學進化就是科學專業的不斷興起。因此隨著科學從業人員開展實踐活動，一個新的專業會從舊的中間脫胎萌芽，這通常是為了解決舊專業中出現的反常現象。
庫恩計劃撰寫《科學》續作以闡明這個「進化轉向」，該書起名為《詞語與世界：科學發展的進化觀》。他開始以「語彙」來代替「範式」的概念。「語彙」是科學專業的一系列術語和分類闡釋世界的概念的統稱。因此，當科學專業進化時，它的語彙就會反映一個全新的世界，也因此，它便無法與孕育它的「母語彙」（即舊的「語彙」）通約。不同於範式的「不可通約性」，它們之間完全不存在相同的含義。庫恩據此反駁道，不可通約的範式之間不具備共同的「語彙」。庫恩還辯稱道，想要以通用的學界語言進行科學轉譯並不能徹底解決它們之間的不可通約性。相反地，歷史學家們需要親自走進舊的科學世界，並學會多種科學語言。庫恩同時也把「不可通約」的作用定義為孤立不同科學專業的「語彙」發展，以便一個新的科學專業能從「母體」中脫胎並自成體系。總而言之，隨著科學專業的進化，他們的「詞語」能夠捕捉到更多世界所展示的秘密。
不幸的是，庫恩還沒完成《詞語與世界》就去世了。不斷引發關注的是，這本書對於現今的科學哲學是否能產生重大影響，畢竟如今的科學界相較於庫恩撰寫《科學》時更為多元複雜。今天的科學哲學家們不再迫切地需要一個「共識框架」，他們進入不同的哲學次級領域研究各種自然科學。然而，庫恩的科學哲學進化論似乎為恢復「共識框架」提供了可能——當然，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共識。通常來說，理論框架是由非物理科學不斷簡化為物理科學得出的。物理學是科學的模型，非物理學內容則需要順應物理學的術語和概念。但這種試圖為科學領域提供「共識框架」的努力在二十世紀末宣告失敗。
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不斷進化與專業化，庫恩的科學哲學進化論為勾勒它們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共識框架」。它通過釐清不同科學門類之間的進化關係，尤其是追溯它們的共同科學源頭，解釋了如今科學哲學複雜多元的狀態。其目的並非迫使不同的科學門類重歸單一的科學模式，例如物理學，而是希望對科學在樹狀發展過程中如何不斷衍生出新門類進行解釋。儘管我們無法完全了解庫恩科學哲學進化論所產生的影響，但《科學》一書與學術體系之間的密切關係是神聖而不容置疑的，正如最近慶祝《科學》出版五十周年一樣，它對學界依然影響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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