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研究院2年產出280篇論文：不做實驗只靠演算法的新型「科學帝國」

Illustration by Oliver Munday; photograph by Tim Sloan / AFP / Getty

作為一名數學家，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在三十齣頭時即與陳省身合作創立了著名的陳-西蒙斯規範定理 (Chern-Simons theory)，成為了後來弦理論、量子計算和凝聚態物理學發展的基石。

作為一個投資者，西蒙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創始人，開啟了利用數學模型進行量化投資的新時代。

由這位擁有 185 億美元凈資產的「對沖基金之王」、前數學家所創立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熨斗研究院 （Flatiron Institute） ，在成立不到 2 年的時間裡，已經產出了無數分析程序和演算法，完成了 280 多篇科學論文。這家私立新型「科學帝國」的強勢登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撰文D.T. Max

編譯 張一葦

來源 星空雜談（XingKongZaTan）

編輯 魏瀟

拜訪一家科研中心，往往得從參觀明星教授帶隊的實驗室開始，十幾個博士後通力合作進行各色實驗，場面通常非常混亂。但近日我造訪熨斗研究院 (the Flatiron Institute)時，卻被直接帶進了一間機房。機房裡發出的唯一聲音，來自嘶嘶作響的中央空調系統。之前我只在電影中看到過「科學計算核心」 (scientific-computing core)這樣的設施；該部門主任之一尼克·卡列羅 (Nick Carriero) 帶我走過一排排伺服器，並指著一台空機櫃說：「我們還在等量子物理學家們搬進來。」

熨斗研究院坐落於紐約曼哈頓下城，2017 年 9 月正式開張，專門從事計算機科學——利用演算法分析海量科學數據並予以開發應用——的研究工作。近幾十年來，大學研究人員收集數字信息的手段已經非常嫻熟：來自人類基因組測序的數萬億鹼基對，來自數十億顆恆星的星光測量，都是例子。但由於這些科學家中很少有職業程序員，他們經常得利用外包給研究生編程的既定代碼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而熨斗研究院的目標，就是竭力向整個科學界的頂尖研究人員提供「量身定做」的演算法，甚至可以從雜亂無章的數據中檢測出最為微弱的規律。

除了身為遠近聞名的數學家，西蒙斯同時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創始人。去年他的年收入是 16 億美元，位居對沖基金行業榜首。你也許會以為他必須每天去「文藝復興」上班才能賺到這筆錢，但現年 79 歲的西蒙斯早在 8 年前就從他創辦的這家公司退休了。他的巨額收益，來源於手中持有的大量「文藝復興」股權。「文藝復興」的交易方法一直都嚴格對外保密，但他確實與我分享了成功投資的關鍵：他「從來不臨陣修改模型 (never overrode the model) 」。一旦模型給出了操作窗口，他就會恪守交易紀律，亦步亦趨直到既定的窗口出現。

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 圖片來源：Zero Hedge

可以說，熨斗研究院是復刻了西蒙斯在「文藝復興」就建立起來的架構。在「文藝復興」，他僱用研究人員分析大量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的相關數據，以便檢測出以前所看不見的波動規律。正是這些發現，令西蒙斯立於「不敗之地」。而在熨斗研究院這家非營利組織，其目標則是將「文藝復興」的演算法分析策略應用於拓寬知識、幫助人類的科研項目。該研究院目前有三大活躍部門——計算生物學，計算天文學和計算量子物理學——並計劃增加第四個。

西蒙斯自己的辦公室，在研究院街對面西蒙斯基金會（Simons Foundation）所在大廈的頂樓。他的妻子瑪麗蓮 (Marilyn) 經營著基金會包括研究院在內的業務部門，辦公室在樓下兩層。西蒙斯吸煙從不間斷，即使在封閉的會議室里也是如此。他還表示，不論抽煙最終的代價是什麼，他都願意去承擔。

在辦公室的一面牆上，掛著一張裝裱起來的陳-西蒙斯規範定理 (Chern-Simons theory) 的答辯幻燈片。他在三十齣頭的時候和著名數學家陳省身 (Shiing-Shen Chern) 合作創立了這一定理。這一定理捕捉了三維空間的細微特性，後來作為微分拓撲學的基礎性理論，成為弦理論，量子計算和凝聚態物理學的基石。「必須指出的是，我從來都沒想過會有這些應用，」西蒙斯表示，「我只做數學，而他們研究物理。」

陳-西蒙斯規範定理 (Chern-Simons theory)

高等數學是屬於年輕人的遊戲——從業者往往會在 40 歲之前做出最重要的貢獻——但年事已高的西蒙斯依然孜孜不倦地做著數學研究。2003 年他兒子 Nick 在巴厘島溺亡後（西蒙斯在 1996 年在一次自行車事故中失去了另一個兒子 Paul），六十歲的他再次回到了數學當中。西蒙斯說：「一旦開始認真思考數學問題，你就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西蒙斯後來在拓撲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被廣泛引用的論文「常微分上同調的公理化表徵 (Axiomatic Characterization of Ordinary Differential Cohomology)」。他還向我介紹了他手頭的一個課題：「問題在於，六維球體上是否存在著複雜結構？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而且沒有人知道答案。」瑪麗蓮曾告訴我，每當她的丈夫眼神恍惚開始磨下頜的時候，就知道他正在考慮數學問題了。

我們討論的話題轉向了熨斗研究院。西蒙斯認為，「文藝復興」成功的核心，就在於其先進的計算機架構；在大學裡，編程寫碼往往是一個很不穩定的過程。外包處理這些編程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當中，「有些人寫得一手好代碼，而其他人則能力欠佳。而當這批人畢業離開之後，就沒有人去維護之前寫出的程序了。」為了保證研究院的正常運轉，他聘請了兩位學術界頂尖的程序員：帶我遊覽機房的卡列羅是從耶魯招來的，在校期間就曾為生命科學系開發出高性能的計算能力；而伊恩·菲斯克（Ian Fisk） 曾在日內瓦郊外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工作。西蒙斯給了他們極高的許可權和更高的酬薪，「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這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後台運作，但這恰恰是西蒙斯所極力重視的，且與研究院獨特的計算重點息息相關。熨斗研究院不會獨立開展任何新的實驗；在此工作的大多數研究人員與大學合作，從一線實驗室——那些裝備著培養皿、高壓滅菌器和基因改造過的小白鼠的設施——當中採集新的數據。該研究院的演算法和計算機模型，旨在幫助研究人員發現已採集數據中所隱含的信息：從時空扭曲的程度推斷未發現新行星的位置；從染色體看似無用的部分中識別與突變有關的基因鏈。因此，研究院內部看起來並不像一個實驗室，而更像一間普普通通的辦公室：穿著隨意的人整天坐在辦公桌前，在高高的天花板下死死盯著屏幕。

西蒙斯麾下擁有可媲美中等規模研究型大學計算機中心的數據處理能力，相當於六千台高端筆記本電腦的運算量總和。這雖然很強大，但並非可以四處誇耀的資本。正如卡列羅所承認的那樣，它「並不能與亞馬遜或谷歌全公司的資源相提並論」。不過，由於熨斗研究院的人員編製小得多，每個研究人員都可以隨時調用巨大的計算能力。卡列羅表示，通過向科學家提供最頂尖的「演算法指導」和「軟體指導」，可以幫助他們專註於推動尖端科學的研究與發展。

在「既然演算法可以幫我發家致富，那也可以幫我征服基礎科學」這個點子上，西蒙斯決定做一場豪賭。在過去兩年中他雇了 91 名研究員，預計還將僱用逾二百名，使熨斗研究院可以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相匹敵。他並不擔心成本：「我原本以為每年要花7500 萬，但現在我覺得預算還可以擴大到8000 萬左右。」

鑒於《福布斯》估算西蒙斯的凈資產為185 億美元，在財務方面支持熨斗研究院對西蒙斯來說小事一樁。 「文藝復興給我帶來過很多樂趣，」他告訴我， 「研究院現在也很贊。」

私人資助研究蔚然成風

熨斗研究院是近來私人資助科學研究大潮中的一個顯著案例。在美國，基礎科學研究傳統而言是由大學或政府來埋單的，但私立機構往往動作更快，投入更集中，當下的市場上又錢多得沒處去。自從上世紀 90 年代矽谷開始「批量生產」億萬富翁以來，私立研究機構就在美國各地不斷湧現出來。1997 年，甲骨文聯合創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在舊金山灣區創立了埃里森醫學基金會（Ellison Medical Foundation），研究抗衰老領域的生物學研究。六年後，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Paul Allen）在西雅圖創立了艾倫腦科學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2010 年，谷歌執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帕洛阿托創立了施密特海洋研究所（Schmidt Ocean Institute）。

這些研究所在相應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部分要歸功於他們為研究者提供了替代品，擺脫日趨僵化的科研系統：艾倫研究所幫助改變了神經科學的研究形式，通過採用自動化顯微鏡等先進工具加快了實驗的速度。但私人基金會也有弊端；富有的金主們不可避免地會根據他們個人的偏好為特定課題投入重金。

依照美國稅制，基金會可以免除賦稅，所以支持科研的私人資金，大部分原本應該進到政府的口袋裡；而這些為研究課題捐助重金的富翁們，只需要聽命於自己。私立研究機構的董事會人選往往由創始人親自甄選，以確保創始人夙願的持續推進，甚至在創始人過世後仍矢志不渝。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慈善專家羅布·賴克（Rob Reich）告訴我：「私人基金會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權力架構，無處追責，運作不透明，以捐助者個人意志為導向，且享受巨額的稅收補貼。這樣一種機構組織形式在一個民主社會當中受到推崇，可以說是一大奇觀了。」

據《福布斯》，西蒙斯在美國財富排行榜上名列第 25 位，輕而易舉就可以成為該國基礎科學領域最大的私人出資方。他通過所謂的「國內非營利辦公室」向熨斗研究院注資，而這個辦公室有近 30 億美元的可支配資金。在百慕大他還擁有一個更大的慈善實體，西蒙斯基金會（國際）（Simon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調查顯示，西蒙斯基金會（國際）總計有約 80 億美元資產，其中沒有一分錢曾被徵稅。而這個龐大境外實體的出處也很神奇：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就在西蒙斯創立「文藝復興」前，他父母的一位朋友為他設立了該信託，並在其中注資十萬美元。言及這份「大禮」，西蒙斯聳聳肩：「他當時很喜歡我。」

南加州大學的法學教授兼稅收政策專家愛德華·麥卡弗里（Edward McCaffery）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像西蒙斯，比爾·蓋茨和巴菲特這樣的民主黨人，最終可能會把他們的全部或大部分財富捐給他們選擇的慈善機構，但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仍然享受著巨大的特權，而所承擔的賦稅卻很少。他們的慈善事業反映了他們個人的價值觀，但並不一定會對普通納稅人有所幫助。」對 80 億美元資產徵收的稅金，足以讓聯邦政府建立很多所學校。

西蒙斯對自己賺到的錢的反思，遠超過他對避稅的認識：「我認為美國當下的財富分配已經過度扭曲了，我覺得如果貧富差距不是那麼離譜，情況可能會好些。」不過，這種分配不均也有它積極的一面。西蒙斯說：「我是這一切的既得利益者，但對於慈善事業和科學研究而言，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簡單，[因為手中更多的財富]我們可以去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當初所有的科學發展都是通過慈善事業來支持的。伽利略當年就有他的金主啊。」

既是出資方，又是科學家

「好了，還有誰？」西蒙斯溫和地問道。

那是 7 月的一天，熨斗研究院的科學家們正在向他陳述進度報告。展示會在一個小型會議室里一組接一組地舉行，西蒙斯坐在位子上，不吝讚美與鼓動之詞，煙抽起來也是一根接一根。三位天文學家詳細介紹了他們最近在超新星，引力波和矮星系方面的工作。

在得知天文學家們無法確認他們最複雜的模型是否準確時，西蒙斯很驚訝。解決同一個迷宮般等式的兩個計算機程序，結果卻給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答案。他提出了異議：「好吧，既然本來採用的就是同樣的物理原理，代碼在執行時也應該遵從同樣的物理定律，那它就不應該因程序而改變的呀！」雖然西蒙斯對於編程有著濃厚的興趣，但他自己並非程序員。他用演算法的邏輯形式去思考，但僅限於在白板上。

「理想狀態下確實是這樣，」其中一位天文學家解釋道，「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另一位科學家進一步指出：「底層演算法都在不斷地試圖簡化問題。我們永遠沒辦法解出這些基本方程式——我們只能不斷得出他們的估值。而不同的演算法就會得出不同的估值。」在理想化的數學世界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西蒙斯，明顯有些懊惱。

天文學家魚貫而出，生物學家魚貫而入。來自俄羅斯的遺傳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 Olga Troyanskaya，同時也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向西蒙斯稱述她開發的一套演算法，可以預測特定細胞內特定突變的影響。她希望該方案最終能夠提供針對特定患者 DNA 進行醫學治療的可能性。

接下來開口的是 Dimitri Chklovskii，是西蒙斯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招募來研究神經元網路（connectomes）的神經學家。他陳述了對義大利小蜂的神經元網路的繪製工作。對這種簡單物種的研究，可以幫助揭示人類大腦如何進行演算的複雜問題。

應用數學家 Alex Barnett 討論了該小組開發的用於分析神經元過程的幾個程序。其中最有前途的一個是 MountainSort。該程序可以告訴你，在一隻小白鼠移動之前，它究竟是在考慮向左轉還是向右轉。程序中使用的演算法，也許可以幫助解析大腦究竟是如何控制行為的。熨斗研究院已經將該程序免費提供給其他實驗室。（得克薩斯大學神經工程系的 Chong Xie 表示，MountainSort 是「迄今為止我們測試過的最好的波形分類工具」，數據分析的速度提高達百倍）

熨斗研究院組織陳述的一大意義，就是儘快推進並發布諸如 MountainSort 這樣的編程項目。論文完成數同樣在迅速增加：在成立不到 2 年的時間裡，熨斗研究院的科學家們目前已撰寫或合著了超過 280 篇學術論文。「他們可是相當忙碌的一群人！」西蒙斯在電子郵件中如是說。

瑪麗蓮告訴我，她的丈夫就是一個「信息處理器」，並稱「不管是什麼，他都來者不拒。」西蒙斯坦陳，比起生物學他更傾向於討論天文學，起碼天文學家的稱述於他而言更容易理解與消化，但他似乎在兩個領域都能自如地進行深入討論。很顯然，西蒙斯對應用面的偏好遠超理論，而那些看似過分細緻的交流則讓他最為興奮。

根據西蒙斯的說法，他的治理方略就是聘用出類拔萃的，極富動力的人，然後放手讓他們去做：「科學家不喜歡被命令做這個做那個。」西蒙斯窮盡其職業生涯磨練出一套特定的「演算法」：如何用既讓人感到愉快又能激勵創造性的方式管理一群才華橫溢的研究者。「我喜歡招人，我的管理風格一向以發現優秀人才，並讓他們『負重『』奔跑見長。」

在「文藝復興」他會調試和完善不計其數的交易演算法，而在熨斗研究院，他有時也會提出實質性的建議。Olga Troyanskaya 剛研究基因和孤獨症癥狀之間的關聯時，西蒙斯提出了對她正在開發的演算法做出一項調整，以幫助它更高效地繪製信息，而且最終奏效了。Troyanskaya 提出要把他列為論文的聯席作者，但是西蒙斯更喜歡待在燈火闌珊處。他禮貌地回絕了邀請。

從演算法中賺來的錢，回到科學研究中去

20 世紀 90 年代，吉姆和瑪麗蓮·西蒙斯設立了西蒙斯基金會，總價值達 25 億美元。當西蒙斯從「文藝復興」退休時，自述他當時已經很滿足了，並不需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但他確實想提高基金會在科學界的影響力。

2012 年，他和瑪麗蓮在紐約州召開了一次非正式會議。這是西蒙斯慣用的一種技巧：聽取消息靈通者的建議，然後通過自己的直覺做出決定。「在科學上的品味非常重要，」西蒙斯強調，「能夠區分什麼是好問題，什麼是大家壓根不會關心答案的問題——這就是品位。我覺得我算是有很好的品味了。」

西蒙斯作為知識分子的聲譽，確保他的會上都是世界頂尖的科學頭腦。「在我們眼裡他並不是『那個億萬富翁』，」一位參會人如是說，「他在數學界本來就是個傳奇人物。」主持會議的是諾貝爾獎得主，加州理工學院前校長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著名遺傳學家埃里克·蘭德（Eric Lander），和許多物理學家、數學家、生物學家和天文學家一道出席了會議。

對於一些與會者來說，這次聚會提供了一個機會，將野心勃勃的新項目展示給一位潛在的資助者。這同樣可以視作是科學界的一次「追根溯源」；在二戰爆發前的幾年裡，像曼哈頓的洛克菲勒大學 (Rockefeller University) 和由班貝格百貨公司 (Bamberger"s department store) 繼承人資助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這樣的私立機構一度非常興盛。但到了 50 年代，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和其他政府組織卻成了美國絕大多數科學研究經費的來源。半個世紀以來，政府一直都是主要的科研出資者，但經過世紀之交，聯邦科研經費逐漸減少，以矽谷億萬富豪為代表的慈善事業正捲土重來。2015 年，私人資金（包括企業捐款）自二戰以來首次在基礎科學研究中成為主要資金來源。

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政府資助機構，往往傾向於為增量研究 (incremental research) 提供資金。有著持續成就記錄的科研者會更具優勢；具有博士學位並首次從國立衛生研究院獲得經費的科學家平均年齡是 43 歲。而風險較大的創新性項目通常會被政府機構迴避。在西蒙斯的私人聚會上，與會者則被鼓勵提出那些並不會「立竿見影」的項目。

一位出席會議的學者，杜克大學數學教授英格麗·多貝西（Ingrid Daubechies），甚至計算了西蒙斯可能會覺得什麼類型的項目最吸引人。她知曉西蒙斯的發家之路，也知道科學界產生的數據量已經是天文數字。多貝西在會議上建議，也許基金會不應該資助全新的研究，而應竭力提供更好的工具機制，幫助科學家去理解目前已有的大量研究數據。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可以幫助「人們找到有趣的數據集並建設比現在好得多的分析架構，而又不會過於複雜以至於無法理解」。

西蒙斯自己也清楚，科學家們正在被數據淹沒。不論是光遺傳學，還是紅外成像、引力波探測裝置和射電望遠鏡，都會源源不斷地從生物體和宇宙中收集大量的數據流。研究人員經常在一次實驗中獲得數百 TB 的數據。多貝西表示，儘管在數據搜集上有這樣革命性的進展，在如何完善數據計算分析方法上我們仍投入甚少。

她的提議引起了西蒙斯的共鳴。「我越想越想越喜歡，而瑪麗蓮也喜歡它。」 多貝西曾經提出將新研發中心建在杜克大學，但西蒙斯夫婦有個不同的想法：就把中心設在位於曼哈頓的基金會總部旁邊。

打造下一個貝爾實驗室

西蒙斯希望熨斗研究院能夠擁有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 的廣闊創意氛圍。由通信巨頭貝爾創立的這個傳奇實驗室，其鼎盛時期從上世紀 40 年代中期一直延續到 80 年代。研究人員在那裡肆意追逐他們的熱情與夢想，而成果則是八個諾貝爾獎和晶體管的關鍵發明。

在創建「文藝復興」時，西蒙斯首先確保的一點是，即便有著巨大的壓力，他的公司仍然應該是一個令人愉悅鼓勵員工自發探究的工作環境，並提供頻繁的學術講座和外出團建。彼得·布朗，「文藝復興」的現任 CEO 回憶道：「為吉姆[西蒙斯]工作，你會有一種『我最好能產出點什麼』的緊迫感，因為與他竭力幫你排除萬難相比，你會連一條借口都找不到。」

分享是「文藝復興」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蒙斯希望信息也能暢通無阻地在熨斗研究院的這些團體內流動，因此在走廊、咖啡機、休息室等公共區域總是設置著很多黑板，隨時可以供研究員「坐下來閑談」，「為特定領域比如恆星分類設計更好的波形排序演算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得到突破的。」 6 月的一天，我就曾路過一塊這樣的黑板，上面寫滿了天文學部門負責人大衛·斯佩格爾（David Spergel）的方程式。它所揭示的超新星爆炸驅動銀河風的形式，也同樣能夠用於闡述海洋波浪的運動形式，或者進一步聯想到細胞內部的流體運動。

熨斗研究院內隨處可見的黑板

引起爭議的「學術天堂」

熨斗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不必教書講課，也不需要申請經費，而這兩項恰恰會消耗大部分學者的時間。幾乎所有研究院的高級僱員都來自大學，而這些大學大部分都在紐約附近，這引起了一些不滿情緒。

熨斗研究院天文學部門負責人斯佩格爾說：「人們認為我們坐擁如此多的資源，妄圖稱霸整個世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競爭對手向斯佩格爾抱怨熨斗研究院是「一隻 1000 磅的大猩猩」，並稱他最近試圖招募的人選，幾乎人人都有「你們發出的聘書」。另一位研究人員指出，儘管計算科學非常強大，它依然依賴於熨斗研究院所不資助的實驗科學。這位研究員在電子郵件中指出：「計算預測的結果好壞，至多也只能和已經生成的實驗數據質量一樣好。」

西蒙斯願意比最精英的學術機構投入更多的錢，讓很多人感到不安。負責運營波士頓學院法學院慈善和公益事業論壇的雷·馬多夫 (Ray Madoff) 說：「這證實了很多人的質疑，即富人總是按照自己制訂的規則行事。有錢人為所欲為，而我們只能眼睜睜在他們的世界裡做個過客。」

不久之前，私人基金會還只能通過國會法案來設立，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很多人認為這些機構對民主制度有害。烏魯斯·西賈克（Uros Seljak），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天文和物理系主任警告說，私人基金會可能會反覆無常：「是的，他們當然有很多錢，他們可以投入很多錢，但他們也隨時可以撤資，把錢投在別的地方。」

湯姆·伊塞爾（Tom Insel）領導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已逾十年，則表達了另一種的擔憂：「我擔心吉姆·西蒙斯的慷慨將使我們其他人坐享其成。我們是否會因此覺得科學可以作為一種私人行為得到資助，卻把我們用納稅人的錢來換取科學進步的承諾拋到了腦後？我們是否會因此忘記科學研究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成本？「

西蒙斯基金會已經將數億美元的資金投入自閉症研究——僅今年就投入了 7500 萬美元。西蒙斯家族有一名成員正飽受自閉症之苦，這並非巧合。儘管自閉症研究同樣非常重要，但誰又能保證這數百萬美元投入在另一種病症的研究上不會更好？要是另一種病症更接近實質性突破，或是能幫助更多的病人減輕痛苦甚至徹底治癒呢？西蒙斯並不這麼想；他相信自己對科學的品味，「我們真的改變了醫療研究領域的面貌」。西蒙斯指出，他所資助的一些研究項目「已經通過運用數學方法，尋找以前從未見過的新基因」。

熨斗研究院的未來

秋天的一個下午，研究院三大部門的負責人與西蒙斯一道，坐在他辦公室附近的一張會議桌旁，討論增設第四大部門的問題。西蒙斯希望他的「左膀右臂」們暢所欲言。一位部門負責人建議進軍計算流行病學 (computational epidemiology) 和公共健康領域，但是遭到了其他主管的反對。

第二種可能性是計算神經科學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但西蒙斯仍心存懷疑。「神經科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領域，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在這個領域做出什麼重要的突破性成果。『大腦如何運作』與『宇宙如何形成』一樣，是一個亘古難題。」於是這條路也被擱置到一邊。

接下來是地球科學 (geosciences)。西蒙斯興奮了起來。他對這個領域亟需解決的複雜問題很感興趣。其他幾位主管警告說，已經有數千名研究人員在研究氣候變化問題了。西蒙斯還是堅持己見。撇開平常的親和力不談，他手中確實握著具有決定性的一票。

會議結束後，西蒙斯表示希望在 2018 年 9 月之前建立第四大部門。我不禁問他：為什麼到那裡就停止呢？為什麼不建八個部門？為什麼不建一個西蒙斯大學？畢竟他有的是錢啊。但西蒙斯堅持認為，如果他想要一流的成果和協作的氛圍，他自己只能忙得過來四個部門。他補充道，他得通過自己的「指點」管理這一切，目前而言這是必須的。

西蒙斯明白，不管他設立的研究院結構如何，最終都得在沒有他的監督的情況下運作良好。基金會已經為研究院的大樓上籤下了長達 35 年的租約，條款中還可以再續簽 15 年。只要稅法沒有發生什麼戲劇性的變化，西蒙斯的財富足以讓熨斗研究院永久性地開下去。

但他同時也意識到，人類不是機器：「我當然希望這能夠延續百年，但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2/18/jim-simons-the-numbers-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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